凝聚改革共识

“承诺投入的人会带来激情、能量和兴奋。一群对共同愿景有真正承诺和投入的人，会产生一股令人敬畏的力量。”彼得·圣吉警告说，许多愿景尽管具有内在价值，却从未得到生根和推广。愿景的早期成功，提高了大家的热情。但伴随涉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观点可能会分散注意力，并引发无法控制的矛盾。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愿景就会夭亡^[14]。一切改革，首先难在凝聚共识。全面深化改革，到底改什么、怎么改？在全社会甚至体制内，都还存在各种认识上的分歧。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寻求最大公约数，把13亿人的改革共识凝聚起来。

政治学者萧功秦认为，当今中国，极左的“文革”势力重新在社会和网络中抬头，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重新活跃。这两种激进主义水火不容，都因为简单明了而对大众具有吸引力。原本被边缘化的“左”右思潮，为何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崛起？由于“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中国陷入了五种困境：权威庇护网结构与权威自利化；利益垄断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高额税收造成的国富民穷；“国有病”；社会创新能力弱化。长此以往，一旦出现社会危机，就可能出现严重的政治参与爆炸，出现广场民粹主义的泛滥。因此，必须从中道立场重建改革共识，形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格局^[15]。

经济学者华生则认为，重建改革的共识，横向的左右共识和纵向的朝野共识都需要建立。但当下中国的左右分歧，远远没有以为的那么严重，因此建立朝野共识更为重要。从历史上看，所有改革都是逼出来的，很多共识也要逼出来。“形势比人强”，几乎所有成功的改革，都是朝野共同推动的结果。当初政府着手改革的时候，民间已经对改革有了非常强烈的呼声，所以很多政策民间才有积极的响应。建立特区是自上而下的推动，但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就是自下而上的推动。一旦形成了朝野共识，改革就成为必然趋势，而且只有达成朝野共识，改革才有可能走向成功^[16]。

事实上，一部改革开放史反复证明，在深化改革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只能在继续改革中逐步得以解决；围绕具体改革措施出现的争论，也只能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而渐趋一致，直至达成新的共识。在凝聚改革共识方面，一个经典的案例，是舆论热议的“权威人士”现象。

2015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权威人士”专访，解析当前我国的经济大势：“这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劲头，有的可能需要两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在一定时期内不要说全面收获，可能早期收获都见不到。但是，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2016年1月4日，“权威人士”又说：“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在推进过程中，要勇于做得罪人的事，否则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结果延误了窗口期，把包袱留给后面，将来会得罪天下老百姓。”2016年5月9日，他又三度发声：“这个L形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对此，一定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对一些经济指标回升，不要喜形于色；对一些经济指标下行，也别惊慌失措。”

“权威人士”的每一次亮相，都在海内外引发不小震动。原因有二：一是身份的神秘性和权威性。说白了，“权威人士”代表了中央经济决策的最核心圈子，是定调子、给信心、明方向。不难发现，谈话传递的是加快改革的紧迫感。二是沟通时机的精准拿捏。“权威人士”总是选择社会各界比较困惑的时刻节点出现，且不回避争议问题，令舆论感到“很解渴”。显而易见，引导社会预期，正是“权威人士”谈话的核心出发点。

毫无疑问，破解改革的分歧，答案就在于改革，深化改革，深入骨髓的改革。别无他途，必须大破大立，解决一些扭曲，才能宏图大展。我们正处于改革“窗口期”：政策还有余地；民营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外贸依然承压，但占全球份额在提高，结构也正在优化升级。因此，不必推测底部，不能走回老路，唯有改革不能辜负——这就是“权威人士”传递的核心信号，也是全社会应当凝聚的改革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