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最高决策者素质对企业资源增值的作用

第三节　企业最高决策者素质对企业资源增值的作用

企业最高决策者是企业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本，“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谚语正揭示了领导者及其素质的宝贵和难得。企业最高决策者作为一种特殊的主体，对企业资源的整合、配置、调度和增值具有不同寻常的能动性作用，正如杰克·韦尔奇所说的那样，“一个像通用电气这么大的公司是无法管理的，你只能起到杠杆的作用”。在制度保证的前提下，企业最高决策者素质的高低与企业资源增值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由于决策者在企业组织中掌握着资源的控制权和调配权，这种特殊位置和权力控制使其小至一言一行、大到决策指挥，都对一个组织的战斗力、竞争力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决策得当、指挥有方，组织的资源就会增值，正如美国军事家小埃德加·普里尔所说“由一头狮子带领一群羊将战胜一只羊带领一群狮子”。事实证明，企业的辉煌与企业是否拥有杰出的领导者是分不开的，饱浸着其智慧、心血和汗水。美国著名企业家艾科卡由于功高震主而被亨利·福特罢免，后接受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聘请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但他未料到在他出任不久因1979年1月的“伊朗事件”而突然发生世界能源危机，使当时在经营上已一蹶不振的克莱斯勒公司顿时面临“屋漏又遭连夜雨”的打击。艾科卡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相反他采取积极争取政府贷款保证和开发研制节能型汽车的应急对策，使克莱斯勒公司这个濒临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反败为胜。但同样一个企业，有的决策者能将企业搞得生意兴隆、事业发达，而有的决策者则将企业搞得赔本亏损、破产倒闭，综观中外比较失败的企业决策，都或多或少隐含着决策者决策失误的影子。正如松下幸之助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企业的兴衰70%的责任在领导人身上，这不能不说企业最高决策者的素质对于企业的兴衰成败所具有的特殊影响力。

亨利·福特（被誉为“世纪巨商”、“汽车工业之父”）之于福特汽车公司、阿尔弗瑞德·斯隆（被誉为“现代化组织天才”、“管理艺术鼻祖”）之于通用汽车公司、小托马斯·沃森（被誉为“可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资本家”）之于IBM、比尔·盖茨（被誉为“超级巨富盖茨”、“傻瓜盖茨”）之于微软公司（以上4人是《财富》评选出的20世纪最优秀的4位企业家）、杰克·韦尔奇（被誉为“美国第一经理”、“世界经理人的经理”）之于通用电气公司、罗伯特·戈兹祖塔（被誉为“美国之梦的化身”）之于可口可乐公司、戴尔·迈克尔（被誉为“最会赚钱的天才”）之于戴尔公司、盛田昭夫（被誉为“日本企业界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于索尼公司、松下幸之助（被誉为“经营之神”）之于松下公司、沃伦·巴菲特（被誉为“股神”）之于哈撒韦公司、李嘉诚（被誉为“超人”）之于长和集团、孙正义（被誉为“日本盖茨”）之于日本软库银行公司等，都是如此。这些由于各种社会因素而形成的特殊的杰出人才和领袖人物，都是一种一旦形成就几乎难以再生、难以匹敌、难以模仿、难以替代的核心竞争能力资源，对于可持续性竞争优势和资源增值来说是最为宝贵的，由于这些人物在经济生活和市场竞争中具有一种非凡不俗的名人效应或神圣光环及其号召力、吸引力、凝聚力，所以投资者和消费者往往给予其极高的、甚至是盲目的尊崇和追捧。1998年全美十大最受推崇的企业依次是：通用电气、可口可乐、微软、戴尔、哈撒韦、沃尔玛、西南航空、英特尔、默克和迪斯尼。这些公司多有“名人”压阵，其整体回报为70．5%，远高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27．1%。同样，2000年3月于香港创业板上市的TOM．COM，不但刚迎合了市民偏爱科技股的口味，更因大股东是长和系企业，于是在李嘉诚“超人效应”的驱使下，招股时吸引了当中不少更是对公司无所认识的大批市民通宵达旦、万人空巷地排队轮候索取认股表格，结果TOM．COM超额认购700倍。2000年年末，李嘉诚在著名的《远东经济评论》200强评选中独占鳌头，其盛赞李嘉诚懂得如何经营一家企业并为股东创造价值，李嘉诚旗下和黄集团和长实集团在“整体领导水平”一环分别名列第一、第二，并且在“管理层的远见卓识”、“被人仿效”和“财务稳健”方面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