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突围优势何在

一、中国制造业突围优势何在

面临前堵后追的重重压力，中国制造业能否成功突围？中国制造业是否只剩下昙花一现然后沉沦的一条路？应该说，中国制造业成功突围的希望很大。虽然外界普遍将中国的成功归因于最显而易见的低成本和借此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造就，并基于此而怀疑中国在成本上升时期能否保持“世界工厂”和出口大国地位，某些工厂和出口订单从中国向其他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转移，似乎又验证了这种怀疑。实际上，我国制造业生产和出口的竞争力并不仅仅源于低成本，而更多地植根于完整产业体系所带来的范围经济效益、巨大市场所带来的规模效益、优良且不断改善的人力资源、优良且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较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不断改进的公共服务效率等因素，而这些因素有的是其他国家永远无法具备的长期优势，有些因素也可以维持相当一段时期。尽管中国有些以往的优势已经或正在逆转，但有些优势将日益展现。从未来发展来看，我们必须超越廉价要素“优势”，更多地依靠以下非价格竞争力，也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一）优势之一：完整产业体系所赋予的独一无二的范围经济效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并切实推进工业化，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基本建成了一套完整的产业体系，今日中国内地产业门类之齐全，全世界无与伦比。目前，我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举的全部工业门类都可以在中国找到，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中国产业界藉此赢得了独一无二的巨大范围经济效益，成为中国竞争力的重要源泉，而这种效益是其他绝大多数国家所不可能具备的。

（二）优势之二：依托巨大国内市场取得开放环境下的全球市场主动权

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多种商品进出口、生产、国内销售规模为世界之最，巨大的市场为中国制造业带来了可观的规模效益，也意味着中国产业的自主创新有更大几率依托国内市场迅猛成长，中国标准比其他大多数国家同行有更大几率成为国际标准。

中国国内市场规模之巨大、持续增长之迅猛，世人有目共睹。十余年来，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现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推动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了较高增幅。尽管某些国家、国际组织和个人动辄抨击中国国内“消费不足”，甚至把印度当做值得学习的楷模向中国人推销。但事实是按绝对规模衡量，中国国内市场是印度的三四倍，按增长速度衡量，中国国内消费增速领先于世界所有大国，国内消费连续10年保持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增幅。2000—2010年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依次为9.7%、10.1%、11.8%、9.1%、13.3%、12.9%、13.7%、16.8%、21.6%、15.5%和18.3%，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剔除价格因素后同比实际增长14.8%，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56998.4亿元之多。2011年我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3919亿元，比上年增长17.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6%，其中商品零售额163284亿元，增长17.2%。早在2008年的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8487.7亿元中，对应于可贸易品的批发和零售业已达91198.5亿元，按2008年全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中间价）1美元兑人民币6.9451元计算，折合13131.34亿美元，相当于当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14285.5亿美元的92%，一般贸易出口总额6625.84亿美元的198%。

不仅如此，按货币衡量的方法低估了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相对于发达国家市场的规模，因为同样的制成品大多数在中国国内市场价格普遍远远低于在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常常也低于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价格。假如换算成数量，中国国内市场规模的优势更为显著。

依托巨大国内市场，中国企业可望在开放市场上取得多方面优势。截至目前，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中国出口制造业的规模效益、出口企业在危机时期能够借助国内市场弥补出口市场损失而渡过难关，以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优势，而这些外商直接投资又往往具有高度的出口倾向。

我们吸引外商投资的重点正日益转向资金、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产业，如信息技术（IT）产业，这些产业市场格局的特征是寡头竞争，一旦寡头之一采取了主动行动，其他寡头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否则就可能丧失市场份额，甚至满盘皆输。这意味着对于寡头竞争产业，我们引资工作的重点应当集中于一两家而不宜过度分散精力，只要能够重点突破一两家，其他企业就会在竞争压力下跟进大陆。张汝京在大陆创办中芯国际，刺激台湾另外两大芯片巨头联电、积电跟进，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近几年，台湾岛内围绕是否开放12寸晶圆厂赴大陆投资发生了激烈政治争议。其实，类似的高技术产业并不只是台湾一家独有，假如有来自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类似高技术产业落户大陆，那么，除非台湾企业及时跟进，否则他们就有在竞争中落伍、甚至被淘汰的风险。既然原来在台湾食品业界不入流的顶新集团能够依靠开拓大陆市场而跃居台湾业界第一梯队，那么即使是目前在这些高技术产业暂时落后于台湾的其他经济体企业，依托大陆的庞大市场和生产体系，他们也完全有可能重演顶新集团的成功道路，更不用说大陆本土企业了。

从长远来看，只要我们运用得当，巨大国内市场将日益赋予我们改变、制定国际市场标准和游戏规则的能力。一个高度依赖于出口、被动与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接轨的经济体，无论其反应如何敏捷，总无法摆脱被动局面，常常只能由西方公司设计、开发商品及其标准，自己与其他经济体流血竞争制造环节，取得整条价值链上的很小部分，这正是中国台湾以及韩国、东南亚，一定程度上甚至包括日本长期内所无法摆脱的宿命。然而，一个具有巨大国内市场的国家，只要能保证国内市场不被外资垄断，内资企业就完全有可能用创新产品首先培育出国内市场，然后推广到海外市场，并凭借国内市场的巨大规模优势，使得国内标准成为国际市场标准，从而掌握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和主动权。事实上，中国当初率先培育出影碟机市场并大规模出口，就已经部分表现出了这种优势。在更高的层次上，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及与此相应的进口能力，还赋予我国对外施加权力（包括中国法律的域外管辖权）和影响的渠道，^[1]换言之，我国可以利用这一点增强自己改变、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能力。

（三）优势之三：数量庞大且“品质”优良的人力资源

除了数量众多和劳动人口所占比例较高的“人口红利”之外，中国人力资源的优势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中国国民具有自我奋斗精神，好学上进。特别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建立之初就以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力度完成了全面普及基础教育的任务，高等教育普及率也成倍增长，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了很大提高。这支有文化、有纪律、勤奋的劳动大军是中国竞争力和创新不竭的源泉。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民族构成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也赋予中国社会较高的稳定性，并有助于降低中国社会的商业成本。

人最重要的素质莫过于自我奋斗的精神，而正如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揭示的那样，一国国民的个人奋斗精神与其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上千年来，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一种不重视个人出身门第、重视自我奋斗的传统，加上重视现世的文化传统，无论是哪个阶层，我国国民普遍愿意吃苦，愿意通过自我奋斗来改善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也相信自己有这样的机会。相比之下，在西方被普遍奉为中国最大发展中国家竞争对手的印度在文化传统上不重视现世，对现世抱有强烈的逆来顺受无为倾向，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来世和所谓“精神世界”，只要这种精神状态不彻底改变，印度国民从总体上就不可能具有堪与我国国民匹敌的奋斗精神。^[2]

而且，中印两国上述文化特点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达罗毗荼人被雅利安人征服之后，雅利安征服者精心设计实施了一套高度分化、歧视性的种姓制度，由此造成了印度文化中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奴性。在其后的穆斯林征服和英国征服中，印度人也没有一次是依靠自身力量赢得民族独立解放，先是由英国人新主子替代穆斯林旧主子，后是依靠第一、二两次世界大战大大削弱英帝国力量，英国统治者不得不决定主动撤离印度，从而恩赐给他们一份独立。这样的历史，只能强化而不是削弱、消除源于雅利安征服的奴性。相反，中国历史上虽然数次遭遇外来入侵，但最终独立自主推翻外来统治，驱逐西方帝国主义，依靠自身力量赢得了民族解放。一个数千年来作为自信主人的民族和数千年来不断逆来顺受接受外来统治的被征服民族不可能拥有相同的国民精神，毛泽东时代强力推行的大规模社会改造运动进一步洗刷了封建统治者和西方殖民者所灌输的奴性，在全社会大大普及、强化了平等和自我奋斗的思想观念。

至于作为中国赶超对象的发达国家，其“食利国”特点固然有助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用分享国际不平等交换收益缓解国内阶级矛盾，巩固统治，但由此必然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导致国民自我奋斗精神衰退。

作为劳动力资源，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是决定人力资源质量的第二要素。从孔子建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平民教育体系开始，中国国民在长期历史上形成了勤奋、好学的牢固传统，正是这一传统和政府的积极行动决定了我国人力资源质量不断提高。如表13所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全国文盲率近90%，1949年普通高校、普通中等学校、普通小学在校学生人数分别只有11.7万人、126.8万人和2439.1万人，当年普通高校、普通中等学校、普通小学招生人数分别为3.1万人、51.0万人和680.0万人，毕业人数分别为2.1万人、35.2万人和64.6万人。到1964年人口普查时，文盲率已经大幅度下降到33.58%，1982年人口普查文盲率下降到22.81%，1990年人口普查文盲率15.88%，2000年人口普查文盲率6.72%。^[3]到改革开放前的1976年，普通高校、普通中等学校、普通小学在校学生人数分别为56.5万人、5905.5万人和15005.5万人，招生人数分别为21.7万人、3240.2万人和3161.1万人。到2007年，普通高校、普通中等学校、普通小学在校学生人数分别为1884.9万人、8243.3万人和10564.0万人，招生人数分别为565.0万人、2703.9万人和1736.1万人。与此同时，我国职业技术教育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职业中学在校学生人数、招生数和毕业数1980年分别为45.4万、30.7万和7.9万，2007年分别为740.5万、306.9万和197.7万。^[4]2008年末，全国共有技工学校3075所，在校学生39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1万人。全年技工学校面向社会开展培训40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5%。年末全国共有就业训练中心3019所，民办培训机构2.1万所，全年共开展各类职业培训2053万人次，比上年增长2.9%。全年共有600万下岗失业人员参加了再就业培训，81万人参加了创业培训，900万农村劳动者参加了技能培训。^[5]

表13　中国各类学校在校、招生和毕业学生人数变动

注释：之所以选择1976和1978两年，是为了充分表明“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改革前夕的情况。选择1998年是因为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当年普通高校招生159.7万人，比上年增长47%。
资料来源：①2004年之前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80—82页。
②2007年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第779—780页。

相比之下，在1947年独立之初，印度识字率远远优于中国，但直到现在文盲率仍然接近50%，而一个文盲率接近50%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全面工业化的，相应地也就谈不上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并席卷世界市场了。

中国在民族构成、语言文字方面的一致性是印度所不可比拟的。中国人口中汉族占绝对多数，尽管经历了近30年对汉族逆向歧视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从1953年人口普查到2000年人口普查，汉族人口所占比例仍然保持在90%以上（从93.94%下降到91.59%）。^[6]从周朝开始确立的世俗政治传统，统一的语言文字，不仅降低了商业成本，更令中国在长期内保持着较高的政治稳定性。相反，印度是一个缺乏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占据绝对多数，最大民族印度斯坦族也仅占全国人口的46.3%，泰卢固族占8.6%，孟加拉族占7.7%，泰米尔族占7.4%。相应地，印度的语言文字异常繁杂，宪法承认的语言有10多种，登记注册的达1600多种，语言文字高度不统一，虽然英语和印地语同为印度的官方语言，但作为本土语言的印地语使用反而不如外来语言英语广泛，而作为一种外来语言的英语天然又迫使印度人要付出更多的语言成本。不仅如此，宗教对印度社会影响力巨大，而印度居民的宗教信仰又极端芜杂，约82%的居民信奉印度教，其次为伊斯兰教（12%）、基督教（2.3%）、锡克教（1.9%）、佛教（0.8%）和耆那教（0.4%）等。民族构成、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严重缺乏一致性不仅提高了商业成本，更大大提高了印度在长期内的政治性风险。因为与单一民族聚居或单一民族占压倒多数聚居相比，多民族混居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几率天然较高，不仅语言不同容易造成误解，宗教和风俗不同可能产生摩擦，而且单一民族聚居情况下个体之间的摩擦此时也容易上升到群体冲突、乃至民族冲突的层次，甚至可能进而转为对分疆裂土的诉求。

（四）优势之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中国基础设施优良，全世界有目共睹，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中遥遥领先，某些方面即使置身发达国家行列也堪称先进。与此同时，高度重视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工作中心、政府管理体制中高度重视结果导向两大特点决定了中国各级政府机构及其成员有着强烈的内在动机不断改进对企业的服务，中国政府机构公共服务效率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初江苏张家港市委书记秦振华提出“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后，全力以赴招徕投资和创造良好商业环境在全国政界蔚然成风。毋庸讳言，今天某些地方过度强调“招商引资”和“亲商”，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副作用，不可避免地遭到几乎是全社会的尖锐抨击，纠偏势在必行，但这至少表明中国各地、各级政府在努力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而且，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改进公共服务、营造良好投资环境的法规政策本质上就是一种工具，只要运用者能够防范和消除对内资的逆向歧视、为讨好投资商而践踏法律和居民人权等缺陷，这种工具就能够更好地发挥正面作用。优良且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在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且不断改进的公共服务效率两者相结合，推动中国制造业生产和贸易便利化卓有成效，内地海关通关程序的改进就是典型。

按照原来的通关程序，中国内地出口货物必须先运输到沿海出口港然后才能办理通关手续，如武汉的公司若要通过深圳盐田港出口过关，就必须先通过铁路把货物运到盐田，货物到达盐田之后才能办理通关手续。这样，货物在深圳起码要停留两天到一个星期才能上船发运，出口企业在这段时间里资金就被占压而不能周转。近年中国海关系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推行“属地申报口岸验放”的直通式通关模式，内地企业可以在内地海关办理通关手续，货物从内地运抵沿海港口时交纳单据即可放行上船发运，通关时间从以前的1—2天下降到几十分钟，消除了原来要压账资金的几天时间。在政府管理部门通关环节效率方面，其他发展中国家国家要想达到中国这个水平，至少在21世纪头20年不可能。

在当前和未来的全球开放市场上，中国制造业第一层次的竞争实际上是中国内地与印度、越南等后起发展中国家围绕出口导向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中国在基础设施和贸易便利化方面的优势有助于抵销印度、越南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而且，土地公有制、中国政府强大的组织和财政动员能力又赋予中国更大的能力保持和改善基础设施。考虑到印度以私有制为主体，同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土地私有化程度也远远高于中国，这一点被某些人称之为优点，却决定了这两个国家在改善基础设施时注定要付出比中国高得多的成本，耗费更多的时间。

（五）优势之五：较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

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性明显高得多，就是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近20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性纪录仍然要高出一截。这种稳定性在国际收支和财政收支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而且这两方面的稳定性相辅相成，可能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也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较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从几个方面赋予了中国产业额外的竞争力。

首先，在一个更可预期的环境中，企业规划的风险显然要低得多。

其次，尽管越南、印度等后发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贬值被某些人视为其出口制造业面对“中国制造”的优势之一，我们也不必以为货币贬值就一定能够赋予一国出口更强的竞争力，因为货币大幅度贬值通常意味着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猛增，不仅直接干扰企业经营，更因为损害居民生活水平而容易引爆更多的工潮。

以越南为例。与中国相比，越南堪称工潮高发国。根据台湾地区驻越南代表处提供的越方统计资料，2007年全年越南共发生罢工400余起。^[7]而《华尔街日报》援引的越南官方统计表明，2008年一季度越南发生罢工300次左右，比上年同期记录的103次高几乎两倍。^[8]尽管越南新《劳动法》规定，工人如非法离开工作岗位，很有可能要向雇主赔偿损失，罢工事件总体上仍有增无减，不少在越外资企业深陷罢工困境，台资企业遭遇罢工最多。如2010年4月2日，与TCL越南工厂同样位于同奈省（Dong Nai）的台资企业宝成皮鞋工厂（Pou Chen）就发生上万名工人参加的罢工抗议，要求假日上班应该增加工资和加发奖金；罢工工人甚至向不参加罢工的同事丢掷虾酱和猪血。^[9]越南纺织业工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一些待遇较好的大型纺织企业，工人变动比例为15%—20%，一些中小企业工人变动比例为20%—30%，一些外资企业此项比例竟高达40%。^[10]

为减少工潮，降低工人流动过高带来的人力资本流失和风险，企业不得不选择提高工资、增加补贴来吸引工人，越南政府也屡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敦促、引导企业向这个方向发展。2010年年初，越南将外资企业工人最低月工资标准提高至134万越盾，^[11]这是越南政府自2003年以来第六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越南之所以如此，除了越南相关法规比较倾向于劳方、国民性格相对冲动等原因之外，主要原因是越南宏观经济稳定性虽然高于其他同类发展中国家，却不能与中国和发达国家相比，抵御输入性通货膨胀等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弱，导致劳工群体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等波动性相应较大。1992—2001年间，越南消费者价格指数年均上涨8.6%，2002—2009年历年涨幅分别为4.1%、3.3%、7.9%、8.4%、7.5%、8.3%、23.1%和6.7%，预计2010年、2011年、2015年分别为8.4%、8.0%、5.0%，^[12]在所有年份都高于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接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水平（参见表14）。为维持出口价格竞争力，越南政府表现出了较强的本币贬值倾向，但这又进一步加大了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在这样的高通胀环境下，为了维持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工人们很容易诉诸罢工手段以争取加薪，或是频繁跳槽。

表14　 越南与世界其他地区消费者价格年均涨幅比较

注释：2010年、2011年数据为预测数据。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0年10月，第186—190页。（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October 2010，pp.186—190）

第三，由于发展中国家外向型企业常常高度依赖外币融资，资产构成中本币计价比例却要高得多，本币大幅度贬值还会显著恶化其资产负债结构，严重时会导致企业大面积破产倒闭。在20世纪80年代席卷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中，在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经济体接二连三爆发的货币/金融危机中，在1997—1998年韩国财阀的破产潮中，我们已经见识到了这一机制的威力。

也正是由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较高，中国能以更快的速度推进贸易主体升级，提高内资企业在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因为在母国陷入危机而中国宏观经济依然稳定的情况下，将在华子公司卖给中国投资者是不少外资公司最佳脱困之路。

（六）“中国制造”回流美欧未必能成气候

由于中国劳动力、土地等项成本已经大幅度上涨，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力图推进“再工业化”，二三十年来司空见惯的制造业产能不断从西方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景象发生了某些逆转，某些美资大公司把部分生产从中国转回美国，相信这类事情在一定时间内还会继续出现。不过，只要中国不采取自废武功的做法，这种回流究竟能成多大气候，却殊堪质疑。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美欧的货币霸权本身就构成了他们再工业化的障碍，美国尤其如此。让我们看看所谓“荷兰病”的原理，便可明白这一点。在历史上，凡是大规模开发新发现自然资源的国家，几乎都出现过制造业衰退的情况，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产业一枝独秀而非石油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欠发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北海油气田取得巨额收入的英国、挪威、荷兰等发达国家，到这些年来石油出口收入火爆火发却苦于轻工业和传统重工业衰退的俄罗斯，都曾陷入这种窘境。之所以如此，这是市场体制下的客观经济规律所致：

——石油收入将通过汇率机制打击非石油产业。石油出口收入增长，伴随着巨额石油美元的流入，石油出口国本币汇率日趋坚挺。无形之中，石油出口国非石油产品价格即使以本币标价没有上涨，在国际市场上以外币标价也上涨了，而进口产品以本币标价却跌价了。汇率变动打击国产货价格竞争力，客户倾向于多买外国货，少买石油出口国产品。

——石油业将使非石油产业在争夺各类生产要素的竞争中落入下风。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争夺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竞争中，受惠于油价上涨的石油部门明显占据上风：由于有能力提供较高的工资，出口石油部门吸引的高素质劳动力之多，不成比例；由于利润率较高，有能力支付较高利息、红利，石油部门得以吸收较多贷款、投资。就这样，石油业以非石油产业的停滞为代价实现了自身的扩张。

同样的机制也将作用于美国这个货币霸权国家的金融服务业虚拟经济部门和制造业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只要美国依然维持着其寄生性的货币霸权，那么其金融部门就永远能够比实体经济部门提供更高的薪酬和投资回报，在竞争人才和资本投入时永远占据相对优势，在代议制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的环境中又永远能够获得政府更多的政策法规倾斜。在这种机制下，美国人如何能够指望本国“再工业化”取得可持续的重大成就？

其次，中国制造回流美欧的某些重要驱动力量只是暂时现象。中国制造回流美欧的重要驱动力量之一是能源价格高涨，推高中美、中欧之间跨国物流成本，使得在美欧就地制造就地销售有了经济合理性。不过，整个初级产品市场牛市终结、熊市逼近的迹象日益显著，能源价格下行压力正在与日俱增。毕竟，自从2002年启动以来，这一轮初级产品牛市已经历时9年，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经济史上堪称少见，但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无论多么漫长的牛市都不可能永远延续。2012年以来几乎所有初级产品价格都已经跌下了高峰，并一而再、再而三地下滑，再看看大宗商品牛市的主要支持因素——实际需求、货币政策、政治和灾害冲击、投机，我们会发现，实际需求难以永久向上，货币政策变动、政治和灾害冲击给市场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昔日曾经给牛市推波助澜的投机在不同环境下照样会成为加速市场下跌的力量。随着能源价格下降，某些回流美欧的制造业订单会再度流出美欧，此前几年海运运费的泡沫破裂还将进一步加速上述进程。

同时，中国国内产业转移进程也会延长许多产业在中国国内的生命周期，至少部分化解推动中国制造回流美欧的成本上涨因素（后文将对国内产业转移作进一步陈述）。再加上完整产业体系所带来的范围经济效益、巨大国内市场所带来的规模效益、优良且不断改善的人力资源、优良且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较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不断改进的公共服务效率等项因素，“中国制造”回流美欧欲成气候，难度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