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的没落

二、中国制造业的没落

（一）明清鼎革——中国制造业国际地位衰亡的转折点

令人扼腕的是，拥有如此良好的基础，中国制造业两千年的上升势头却因为天翻地覆的明清鼎革而断送。在入关的八旗兵屠刀下，中国惨遭毁灭性破坏，3/4以上的人口丧生，除北京之外所有大中城市全部化为烟火废墟，随后又在满清扼制下停滞两百多年，造船、军火等众多关键制造业不进反退，以至于鸦片战争时不少清兵与英军对垒的武器是160多年前康熙年间与噶尔丹交战时制造的火枪，型制样式比英军火枪落后两百余年；^[20]太平军在湖南居然能靠起获吴三桂军队火炮这种170年前制造的出土文物赢得对清军的“火力优势”；明末已经大批生产的开花炮弹到清朝中期以后竟然连主持海防的林则徐和造炮专家黄冕也不知其为何物，清末时不得不大量从西方引进，令左宗棠西征时在陕西凤翔面对发掘出的明末开花炮弹实物喟叹不已：“西洋利器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21]

在那本著名的《大国的兴衰》中，英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对中国制造业曾经的世界遥遥领先地位大为赞叹——早在11世纪下半叶，华北已经有了大规模的炼铁工业，年产量达12.5万吨左右，这个数字竟比7个世纪之后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的铁产量还大得多！随后对明清鼎革后中国制造业的衰落感慨不已：“到1736年，当亚伯拉罕·达比建在科尔布鲁克代尔的钢铁厂开始兴旺发达之际，中国却完全废弃了河南和河北的高炉和炼焦炉。这些高炉和炼焦炉在征服者威廉一世在黑斯廷斯登陆以前曾经大放异彩，而一旦废弃，却要等到20世纪才恢复生产。”^[22]

野蛮少数民族要想成功长期统治文明多数民族，方法不外乎两条：其一是如同北魏孝文帝改革那样全面融入文明多数民族；其二是扼杀文明多数民族一切进步苗头，尤其要扼杀有可能增强其反抗野蛮少数民族能力的工业技术进步。满清统治者选择了第二条道路，成功地稳坐中原江山近三百年之久，打破了中国历史上“胡虏无百年之运”的定律，付出的代价则是中国从两千年来位居世界前列的发达国家沦为发展中国家。与工业革命后突飞猛进的西方制造业相比，中国不仅压根没有那些新兴的机器制造业，就连丝绸、棉布、瓷器等传统手工制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也持续削弱，直至最终彻底消失。

在西方市场，被西人称为“南京布”（Nankins）的中国本色布曾经被视为高档纺织品，在新大陆市场占有率更是惊人，1802年（清嘉庆七年），仅美国从中国输入棉布数量就高达140万匹，其时美国人口不过530余万，亦即平均4个美国人就进口了1匹多中国棉布。^[23]但就总体而言，清朝建立后，中国本色布等纺织产品在西方消费者眼里的档次不断降低。到鸦片战争前夕，原占美国进口中国货物总额14%的中国棉布与绉纱已经基本上被欧洲产品夺去了市场，中国丝织品与生丝1820—1835年间（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五年）曾占美国进口中国货物的1/3以上，到1840年下降到不足8%。^[24]虽然清代本色布出口额曾经连续多年保持了增长势头，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中国本色布出口总额达到最高峰。道光八年（1828年）英国自华输入本色布数额达到最高点，直到道光十一年（1831年），英国对华输出的机织棉制品金额才首次超过同年从中国输入本色布的金额，然而此时中国本色布的竞争优势已经只剩下价格低廉（这又是靠亿万中国农户超强度“自我剥削”实现的），以及牢度较强，适合劳作穿着了。到太平天国军兴以后，英国纺织品便开始迅速横扫中国市场。咸丰八年（1858年），中国成为英国棉织业第七大出口市场；咸丰九年至十年（1859—1860年）跃居第三位，咸丰十一年（1861年）又上升至第二位。^[25]

不止欧美，即使在列强中被很多人视为蛮荒之地的俄罗斯帝国，其制造业在这一时期也建立了对中国的优势。18世纪后期起，俄国在恰克图互市中就要求削减中国丝绸、棉布等商品贸易额，提高茶叶贸易额。西伯利亚总督斯波兰斯基曾如此评价：“俄国需要中国的丝织品已经结束了，棉布差不多也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26]与此相对应，俄罗斯对华出口商品结构中制成品比重大大提高。中俄恰克图贸易开展初期，俄国对华出口商品中皮毛和粮食占百分之八九十，到19世纪初皮毛比重下降到28%，到19世纪40年代进一步下降到28%，轻工业品（主要是纺织品）取而代之成为俄国对华输出头号大宗商品，以至于中国在19世纪50年代成为俄国毛呢的最大出口市场。1825—1854年间（道光五年至咸丰四年），俄国通过恰克图输往中国的纺织品猛增6倍有余。19世纪50年代，俄国通过恰克图输往中国市场的毛呢竟然比其他所有欧美国家通过广州输入中国市场的毛呢总数还多1.5倍。当时俄国轻纺产品在欧洲市场基本上没有竞争力，即使面对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波兰制造业，俄罗斯资本家们也常常要诉诸各种贸易保护措施才能站住脚，是中国市场挽救了俄国纺织工业。曾担任莫斯科民政总督的谢尼亚温如此评价：“西伯利亚地区的繁荣和俄国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莫斯科纺织工业的兴盛，主要依赖于恰克图贸易。”^[27]

（二）鸦片战争后中国制造业的持续大幅度沦落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手工制成品在技术含量、品种花色、质量等方面总体上已经丧失了竞争优势，但至少在国内市场上还能够与西方机器制成品平等竞争，没有法定的不平等竞争地位；到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制成品就连在国内市场上的法定平等竞争地位也被一步步剥夺了，中国被西方列强强行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近代制造业难以生长。而由于近代制造业极端落后，无力自卫，国土广大的中国犹如怀璧匹夫般刺激了强邻的觊觎之心，就连在“工业西方、农业中国”的分工格局下安稳苟活的希望也一再被侵略者的炮火打破，连绵的战争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了中国本来就极为薄弱的一点近代工业积累。如此恶性循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成立之时，新中国奠基者们从旧中国接过来的是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结构极不合理的烂摊子。

1949年，中国国民收入仅358亿元，人均66元；国民收入中工业比重仅12.6%；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只占26.4%。相比之下，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般为50%左右，如联邦德国1950年为55%—60%，美国1953年为48.4%，加拿大1951—1955年为49.6%，瑞典1951—1955年为54%—58%。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品产量上，当时中国不仅瞠乎西方发达国家之后，甚至连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望尘莫及。1949年中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在当时那个尚未经历全面非殖民化、独立国家不多的世界上排名第26位，而1950年美国钢产量为8785万吨，苏联为2733万吨，日本为484万吨，联邦德国为1212万吨，英国为1655万吨，印度1949年钢产量也有137万吨，为中国的8.67倍；1949年中国现代能源生产总量（折合标准燃料）为2371万吨，其中原油产量位居世界第27位，发电量排名世界第25位，而美国20世纪50年现代能源生产总量（折合标准燃料）为116620亿吨，日本为6232万吨，联邦德国为14106万吨，英国为22149万吨。即使在农业生产方面，解放初期中国也没有任何一种农产品产量达到世界第一，^[28]而农业是后起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和获取外汇收入的最重要源泉。

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相比，当时中国制造业的落后并不仅仅体现在钢铁等少数产品上，而几乎是全面落后。印度现代制造业建立时间远远早于中国，早在1851年，买办考瓦斯吉·奈那巴依就在孟买创办了印度第一家近代棉纺厂，比日本第一家近代棉纺厂早20年，比中国早4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孟买印资棉纺厂已有264家。1913年，印度棉纺织业生产能力达到662万纱锭，远远超过日本（241万纱锭）和中国（30万纱锭），居亚洲第一。^[29]某些制造业早在20世纪初便超过了英国本土，典型如黄麻工业。英国资本1855年（清咸丰五年）在加尔各答首次建立黄麻纺织厂，此时中国国内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太平天国北伐军正与僧格林沁的清军展开殊死决战。到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印度黄麻工业产量已超过英国麻纺中心北爱尔兰丹迪（Dundee）的产量，这一年，中国重组新设立的汉冶萍煤铁公司被迫向日本借款，最终被证明是引狼入室。

英国殖民统治后期印度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又曾经对印度本土近代制造业发展形成了有利刺激。始于1905年、以倡导国货和抵制英货为宗旨的“司瓦德希”运动（Swadeshi）相当有力地促进了印度本土近代工商业发展，印度第一家近代钢铁厂塔塔钢铁公司就是在这场运动中成功募资163万英镑而创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置身于战火之外的印度本土近代工商业更是天降横财，令他们赢得了类似日本在朝鲜战争中获得的“特需景气”。“一战”结束后，在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英印殖民政府公共采购开始向印度民族企业倾斜。在殖民统治初期，英国殖民者曾经用对英国产品的单方面低关税摧毁了繁荣的印度手工制造业。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英国放弃长期以来的自由贸易主张而转向贸易保护政策，随着英帝国各自治领政府财政对关税收入的需求上升，英印殖民政府1921年同意创建关税委员会，该委员会为了保护印度企业而开始提高关税水平。塔塔钢铁公司之所以得以生存下来，依靠的就是政府采购的订单，更准确地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需求和后来的关税保护。印度棉纺工业长期限于纺棉线出口和织布，无力在价格和质量上与进口的英国纺织品开展竞争，是1917年开始实施的有效保护推动了印度棉纺工业的提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本土遭到德国空军狂轰滥炸，且长期处于德军入侵压力下，印度则置身于战火破坏之外，又获得了大批军事采购订单。

尼赫鲁之所以能够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发出这样的名言：“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是印度当时领先于亚洲的经济实力和从英印殖民政府继承的政治影响力赋予了他这般底气。

相比之下，尽管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努力建立现代制造业，但直到新中国成立时，制造业、基础设施和国民受教育程度均明显不如印度。如表2所示，比较1949年中印12种主要工业品产量及发电量，除原盐、卷烟、纯碱、烧碱4项产品中国产量高于印度之外，其余产品印度产量均明显高于中国。特别是钢和生铁，印度产量分别为中国产量的8.67倍和6.56倍之多。中国开国领袖曾多次向国人提醒这一点，面对外国人时也直言不讳地承认。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主席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便说：“尼赫鲁总理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而是一个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30]新中国建国初期西藏分裂主义势力之所以宁可投靠印度，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当时印度对中国占有一定经济优势。

表2　1949年中印主要工业品产量比较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8）》；转引自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极端落后的基础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影响之长久，超出许多人的想象，突出表现在机器设备超长时间服役。尽管新中国前期已经大体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至少在中西部省份，一些工业企业使用的仍然是二三十年代欧洲和日本生产的设备，甚至是19世纪洋务运动时引进的欧洲设备，起点较低的乡镇企业设备陈旧问题尤为突出。笔者本科学习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1989年毕业后又在湖北省机械系统工作4年，20世纪90年代初出差时就曾在某县一家乡镇企业万分惊讶地见到了洋务运动年代引进的英国机床，须知那是该企业还在使用的设备。即使是一些作为地方乃至全国经济骨干的国有企业，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使用50年左右的设备也不止一两台。重庆红岩纪念馆陈列的几台抗战时期使用的进口机床，就是在国企中一直使用到20世纪80年代方才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