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经济区内在机制理论

二、流域经济区内在机制理论

流域经济区各构成要素相互作用、互相制约、共同融合，形成推动流域经济区健康发展的内在机制。

（一）经济区、行政区、自然区互动机制

在流域经济区内，自然区以流域天然形态和自然流向范围而产生，经济区为自然区中经济联系交往相对紧密的区域，行政区则兼顾自然、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因素为加强行政管理而成立。流域经济区通常是跨行政区的自然区、经济区，必然要求流域上下游自然区之间的相互协调和行政区之间的互相合作。统筹流域经济区发展，第一，健全经济区与行政区互动机制。我国长期以来是以行政区为基本单元组织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以“块块”为特征的行政区经济，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些严重弊端。行政区有着明显的“边界性”、在行政区管辖边界内外存在着一定的政策差别，而经济区强调的是“开放性”、不同区域之间各种生产要素流动的畅通性。经济区的发展应倚重于行政区的基础，但又必须突破行政区的界限，关键在于推进行政区与经济区的一体化发展，逐步实现“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的转变。第二，健全经济区与自然区互动机制。流域经济区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同一流域区内自然条件相似、上下游联系密切，以流域为单元的综合开发与治理有利于协调不同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能够按照不同区位优势进行产业合理布局。行政区域规划应服从流域区域完整生态系统的要求，在主体功能区规划理念指导下，逐步实现由“行政区经济”向“自然区经济”或“生态区经济”的过渡。同时，流域区域生态系统规划又必须依靠行政区结合具体情况去创造性的组织实施。第三，健全市场主体与行政主导互动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流域经济区，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积极运用市场规则和市场方式来推动；同时，必须发挥我国行政主导的特色和优势，充分调动各级行政部门的积极性创造性。解决经济区与行政区、自然区发展中的矛盾和冲突，应更多地采取市场化的机制和手段，不断强化行政区社会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的转变，逐步由行政协调机制为主过渡到市场管理机制为主。

（二）流域经济区交通、产业、城市联动机制

首先，沿江交通运输能力直接决定着流域经济区产业发展和城市布局。内河航运交通为流域产业发展创造有利的区位条件，大大降低运输成本而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扩大产业服务范围和辐射半径，是促进沿江产业集聚、形成沿江经济带的先决条件；在有利投资环境吸引下，产业和人口密集于沿江交通干线的趋势大为增强，逐渐在沿江地区形成人口聚集区，并在水路与铁路、公路交会的枢纽点聚集生产要素而产生增长极——城市。其次，城市发展是加快流域产业带扩张和沿江交通运输能力提升的内在因素。城市依托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并沿流域进行辐射扩散，带动整个流域发展形成“点—轴”经济带；“点—轴”经济带产业分工、升级、转移和专业化发展，又强化流域内中心城市与次级城市以及次级城市之间的经济合作，反过来产生改善交通条件的强烈需求而刺激提升交通运输能力。再次，交通、产业、城市三者内在联动，推动流域经济区新一轮扩张发展。沿江交通条件改善增强了生产要素的流动便利性，推动经济中心与交通枢纽城市同步发展成为流域核心城市；伴随综合或复合型交通网络建设，沿江产业分工细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大大加快沿江产业向周围地区延伸发展，推动流域中心城市和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在新的水平上实现交通、产业、城市新一轮扩张，带动整个流域经济区发展上新水平。

（三）流域经济区经济、社会、生态平衡机制

可持续发展观要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经济—社会—生态动态平衡与协调为标准。流域经济区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观，一是着重建立流域生态开发的经济—社会—生态平衡机制。水生态平衡是流域最宝贵的财富。我国是世界上严重缺水的国家之一，并且缺水的程度还将进一步加剧。加强流域区水资源开发是解决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短缺矛盾的必由之路。针对水生态开发中存在的无序开发、资源枯竭、江河“断流”等严重状况，必须处理好水资源当前开发与永续利用的关系，以实现水资源的有序开发、可持续开发，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为后代人发展留有优质的水资源和永续开发的足够空间。二是着重建立流域经济开发的经济—社会—生态平衡机制。经济开发是流域经济区建设的重点。针对流域经济开发导致水环境严重污染的状况，必须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开发方式，提倡和推广“宜经济则经济，宜生态则生态”的发展模式，使经济发展与有限的水资源、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大力发展高效生态经济，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生态化、经济形态高级化，实现开发与保护、资源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的有机统一。三是着重建立流域社会开发的经济—社会—生态平衡机制。流域开发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针对“炸桥”、“炸坝”、“断航”等开发中不应出现的问题，必须将流域开发放到整个流域、整个区域的大系统中来谋划，科学确定流域生态保护、航运发展、产业开发的空间布局，坚持生态优先、航运优先、开发服从生态的原则，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增强流域经济区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四）流域经济区经济、文化、民族融合机制

流域经济区内，经济与文化、民族密不可分，它们相互作用、融合融通、共同发展。一方面，经济决定和推动文化融合。文化经济学认为，文化的意义涵盖了所有的经济活动，而文化内部又有一个主流与附属、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问题。在经济与文化的融合中，突出地表现为获得“强势”类型的经济推动其所依赖的文化类型成为主导或主流文化，以维护经济的“强势”地位，在进一步提升经济实力的同时增强主流文化的融合能力。另一方面，文化同质性加强和提升经济融合力。文化所代表的统一的社会规范、价值理念、生活准则、风俗习惯等，为加深经济联系、交往、融合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如：长江三角洲漫长历史演变所形成的深厚历史积淀——共同的吴越文化，是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延绵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以致最终形成中国这一独特的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百越文化、岭南文化、珠江文化的发展融合，是促进珠三角地区经济形成更紧密型区域经济的根本要素之一，是加强泛珠三角“9＋2”区域合作的天然纽带。再次，民族同根性与文化作用力、经济融合力相互作用、融合发展。民族是流域经济区发展的主体，民族所共同拥有的语言、风俗、服式、宗教信仰等本身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同根性是推进经济融合、文化传承的主体因素。商品流通、统一市场、改革开放，不仅促进形成优势互补、相互依存的流域协作关系，而且渐进改造民族性格和发展民族文化，通过加深贸易往来和人际交流，加快改变民族之间的相互封闭状态和自然经济状态；而流域区内民族之间婚姻相通、语言相同、风俗习惯相似，长期融合过程中形成隔不断的地缘、姻缘、亲缘关系，又是促进流域经济区上下游之间经济联系与协作的牢固基础。流域经济区空间的形成与在这个空间繁衍生息的民族及民族所共同拥有的核心文化息息相关，尽管经历历史变迁和社会进步，但拥有同质核心文化、同性经济制度、同根同源民族，仍是流域经济区相互区别的根本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