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自由贸易区经济基础的计量模型分析

第四节　APEC内部自由贸易区经济基础的计量模型分析

目前很少有研究去系统考察FTA的决定因素。1950年，Viner(1950)提出了关税同盟理论，他认为，关税同盟成立之后，伙伴国之间实行自由贸易，对伙伴国以外的第三国实行保护贸易，这种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结合所产生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可能会对成员国和全球的福利产生不同的影响。一般来说，如果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比较相似或接近，而原有关税水平又较高，则形成贸易创造的机会较多。相反，如果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差异较大，原有关税水平又较低，则形成贸易转移的机会较大。在贸易创造情形下，将使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反之在贸易转移时，资源的重新配置就可能降低效率。自Viner以来，学者们多从理论角度探讨了FTA对于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福利收益或损失。Lipsey(1960年)指出，如果要预测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我们需要预测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二者的效果孰大孰小。Lipsey的这句话为考察FTA的决定因素提供了研究思路，即如果潜在的FTA的贸易创造效应大的话，则成员国会从中获益，因此，FTA更容易结成，反之FTA不容易结成。但目前只有少数研究从实证角度研究FTA的决定因素。

Baier和Bergstrand(2004)，Baier、Bergstrand、Egger和McLaughlin(2008)是这类研究中比较重要的两篇文献。他们认为，FTA的建立与否取决于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例如游说、特殊利益集团等)两个方面。从经济因素看，易于产生更多贸易创造和较少贸易转移的国家间容易结成自贸区。因此，导致更多贸易创造和较少贸易转移的经济因素影响着自贸区的建立。根据他们的研究，政治因素对于是否结成自贸区的影响在短期和中期内是比较重要的，而在长期内起主导作用的是经济因素。

本节使用Baier和Bergstrand(2004)的分析框架，考察了APEC成员间FTA的决定因素。APEC所涵盖地区的贸易额和经济总量都很大，大约占世界总量的50%以上，并且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占的比例比较均衡，因此，本节使用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得出的结论对其他国家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同时，了解他们之间的FTA状况对于预测APEC自由化进程和制定中国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除了Baier和Bergstrand(2004)使用的变量外，考虑到近几十年来产品内贸易的快速发展，本文增加了代表产品内贸易因素的变量，此外，本文还额外考察了几个社会政治变量对于FTA的影响。在Baier和Bergstrand(2004)的研究中，长期决定变量(代表经济决定因素)和短期决定变量(代表社会和政治因素)被放在同一个计量模型中，影响了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并且由于太多的变量放在同一个模型中，增加了变量的共线程度，进一步导致估计结果的偏差。本节采取把长期决定变量和短期决定变量放在不同模型中进行估计的方法。

本节研究发现两个国家距离越近、两个国家距离世界其他国家越远、两个贸易伙伴经济规模越大并且越相似、两个国家的资本劳动比例相差越大、成员国的资本劳动比例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差距越小、两国的生产者服务越发达、两国生产者服务发展程度的差距越小就越倾向于结成FTA。因此，本节的研究基本证实了Baier和Bergstrand(2004)的结论，与他们研究的一个不同之处是证实了两国的生产者服务的发展程度和两国生产者服务发展的差距对于FTA有决定的影响。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发现社会和政治因素对于短期内FTA的决定具有重要影响。在本研究中，纯经济因素能够准确预测59个FTA中的51个，准确率为86.4%，高于Baier和Bergstrand(2004)的82.35%，同时，正确预测了151个没有结成FTA中的146个，准确率为96.7%，略低于Baier和Bergstrand(2004)的97%。

本节的结构框架如下:首先回顾了相关文献，然后是理论考虑与计量模型的变量、数据、结果和稳定性检验，最后是对计量结果的分析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