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员内部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果分析

三、APEC成员内部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果分析

上一章我们分析了APEC成员间自由贸易区的情况和APEC成员与已经建立自由贸易区贸易伙伴的贸易占其贸易的比重。从表4.9我们可以看出，大量APEC成员相互之间建立了自由贸易区或者正在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尽管美国、日本、中国和韩国与许多APEC成员建立了自由贸易区或者正在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但是这些APEC中的大国与其建立和谈判自由贸易区的对象的贸易比重低于APEC中较小的其他经济体。东盟国家除了作为整体对外谈判自由贸易区以外，其中的新加坡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对外自由贸易区谈判十分积极。

如今，APEC绝大多数成员都是一个或几个双边贸易协定的签署者，APEC已成为一个由诸多次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交织在一起的集合体。这些贸易协定的签署，有助于推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开放和一体化的进程，也有助于茂物目标的最终实现。下面将分析这些双边、次区域自由贸易区可能对APEC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影响。

APEC成员不仅在APEC框架下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而且彼此之间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和谈判也十分积极。APEC成员在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发展很快，既有大量已经签署实施的自由贸易区，又有谈判中及计划谈判中的自由贸易区。在我们使用的动态模型中，可以根据不同的贸易自由化速度进行模拟。对于处在不同状态下的自由贸易区，我们在模拟分析中采用不同的贸易自由化速度。对于已经签署生效的自由贸易区，按照其协议设定的贸易自由化速度进行削减;对于正在谈判、研究中和计划谈判的自由贸易区，按照其预计达成的目标进行削减。模拟结果见表5.3。

表5.3　APEC双边和次区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果(2015年)

续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修正后的GTAP模型模拟计算而得。福利效果是以2001年不变美元计算，GDP、出口量、进口量变化及贸易条件是百分比。

从各国的福利效果看，在APEC地区积极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国家和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福利改善。其中，发达国家的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均可以获得不同的福利改善。东盟国家和智利的福利水平也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处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加拿大不仅与美国和墨西哥达成自由贸易区协定，而且还与智利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并且还在东亚地区与新加坡和韩国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这使得加拿大在福利上会明显受益。同时，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的美国与澳大利亚、智利和新加坡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并与韩国积极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的墨西哥就会受到明显冲击，在APEC成员的双边和次区域自由贸易区中会遭受一定的福利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墨西哥的重要出口市场——美国和加拿大对NAFTA以外的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墨西哥会失去部分美国和加拿大的市场份额。但是，正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最初是美国牵头建立的一样，由于经济实力的差异，墨西哥无力影响美国和加拿大的对外自由贸易区战略。在东亚地区，中国也面临着比较尴尬的境界。在东亚的“10+3”国家中，东盟与中日韩3国均达成或者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而日本和韩国两国开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这样一来，东亚地区缺少的就是中国和日本以及中国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区。这对于中国而言是相当不利的，从模拟结果看，东盟国家和日本、韩国均可以从目前已达成或正在进行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中获得福利上的好处，而中国则处于不利地位。在APEC中没有积极参与双边和次区域自由贸易区谈判的经济体和APEC区域外的经济体会遭受比较明显的福利损失。由于APEC成员中的中国台湾地区和俄罗斯游离于APEC内部自由贸易区谈判之外，这两个成员的福利会受到损失。而模型中的非APEC成员——欧盟、印度、巴西和阿根廷和世界其他国家都会遭受比较明显的福利损失。

由于各个APEC成员的经济规模不同，相应的福利变化对各国的总体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如果从APEC内部自由贸易区对各国家和地区GDP的影响比例看，多数国家的趋势与福利变化基本一致。而且，从各国家和地区GDP变化的程度看，APEC范围内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区的小国得到的GDP变化比例要明显高于大国。小国与大国达成自由贸易区所获得的市场扩大效应要明显高于大国。以东亚地区为例，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的大国，东盟则相对较小，但是东盟通过自由贸易区获得的GDP增长变化要明显高于中国和日本。韩国由于不仅在东亚地区积极寻求自由贸易区合作，而且与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努力建设自由贸易区，这使得韩国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努力所能够获得的GDP增长也十分明显。由于资源配置转移和贸易转移效应，非APEC成员和没有参加自由贸易区建设的APEC成员的GDP明显受到负面冲击。

从各国的进出口贸易量变化看，积极参与APEC内部双边和次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国家贸易扩张现象明显。这些国家通过贸易自由化措施，不仅出口贸易有了明显增长，进口贸易也增长迅速。具体看，东盟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增长比较明显，这主要得益于东盟国家与东北亚的中、日、韩3国积极进行自由贸易区的合作，墨西哥与美国和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区合作也给其带来了明显的贸易促进作用。贸易的增长一方面是贸易自由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促进了这些国家优化国内资源配置，提高国内福利水平。相比之下，非APEC成员和游离在双边和次区域自由贸易区之外的APEC成员相对较差。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表现是进口贸易的显著减少。其原因在于参与双边和次区域自由贸易区的APEC成员在世界出口中占据了比较大的份额，双边和次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得这些成员更加注重向贸易自由化的地区出口，减少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

从各成员的贸易条件变化看，APEC成员中的澳大利亚、智利等国，由于本国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在国际贸易中更多的是作为价格接受者。加上这些国家积极进行对外自由贸易区谈判，这两个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善极为明显。相比之下，经济规模较大的美国、欧盟和中国的贸易条件变化就相对较小。这也与经典国际贸易理论中小国对外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获得更多利益的结论一致。由于APEC成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平均关税明显高于其他制成品，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这些产品的关税削减幅度较大，从而导致东亚地区的中国、越南和菲律宾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出口国的贸易条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

从APEC内部自由贸易区的情况看，APEC成员根据自身经济和政治考虑建立的各种自由贸易区从总体上能够为自由贸易区的参加者带来明显的GDP增加、福利改善和贸易增加的效果。在APEC茂物目标实现困难的情况下，寻求较易达成协议的成员建立自由贸易区也能够带来相应的好处。而对于APEC之外的成员以及APEC内部不积极参加自由贸易区的俄罗斯和中国台湾地区这样的成员而言，APEC内部如火如荼的自由贸易区浪潮会使得这些成员遭受明显的损失。无论是对于APEC的贸易自由化进程还是停滞的WTO多边贸易谈判，APEC内部的双边和次区域自由贸易区会对外部成员造成可致信威胁。因为这种双边和次区域自由贸易区会提高参与者的福利并且降低区域外国家和地区的福利。对于欧盟、印度、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而言，APEC成员的双边和次区域自由贸易区谈判已经不单单是可致信威胁的问题，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威胁。

表5.4对APEC内部已经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和正在谈判中自由贸易区削减关税后可能带来的贸易促进作用进行了预测。这种预测是多个自由贸易区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果的叠加。APEC成员间的自由贸易区建设给积极参与的成员带来了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从表5.4可以看出，在我们分析的64对存在自由贸易协定或正在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成员中，仅有加拿大和新加坡之间的贸易存在微小的下降，其余63对均显著促进了成员间贸易流量的增加。而加拿大和新加坡之间贸易量的下降也不能归因于两国正在进行的自由贸易区谈判，而是这两个成员与其他APEC成员的自由贸易区建设降低了两国间的贸易量。

表5.4中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发展中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区所带来的贸易创造效果十分明显，而这种贸易创造在东亚发展中国家间更加明显。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区以及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贸易创造作用十分显著。相比之下，日本和新加坡通过和东亚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所获得的贸易创造效果就要低于东亚发展中国家。从智利和墨西哥看，这两个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所获得的贸易创造也要高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需要指出的是，本节所作分析的主要依据是自由贸易区对双方关税的削减。事实上，就目前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情况看，越来越多的自由贸易区不仅涉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削减，还涉及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技术合作等多方面内容。现实中，自由贸易区在运行的过程中所带来的福利和贸易创造效果还会明显高于本节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