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考虑与计量模型
(一)理论考虑
通常，各国政府被赋予是否签订FTA协定的权利。在国际贸易文献中，政府的目标通常设定为最大化国民的福利水平，同时又要考虑特殊利益集团和公司的游说活动，这两种因素都会影响政府的决策。Bergstend(1991)认为，尽管政治因素影响结成区域一体化的时间，但能否提高福利水平是决定区域一体化的主要的长期因素。在长期，经济福利因素会占主导地位，而在短期和中期，社会和政治因素会更加重要。因此，在考虑影响两个国家是否结成FTA的影响因素时，我们按照Baier和Bergstrand(2004)的做法，从两个角度进行区分，即区分长期的和短期的决定因素。从长期看，考察在一个处于长期均衡状态的世界中，什么样的经济因素影响两个国家是否结成FTA。从短期看，考察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影响两个国家是否结成FTA。
1.长期影响因素
在长期影响因素方面，本节以Baier和Bergstrand(2004)的模型作为理论分析框架，他们的模型是Krugman和FSW(Frankel，Stein和Wei)模型的更为一般化的形式。与Krugman和FSW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他们的模型中，国家之间和行业之间均存在不对称性，并且假设同时存在洲际间和洲际内运输成本。
Baier和Bergstrand(2004)的模型假定有两个垄断竞争部门，即商品和服务，都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两个行业的生产函数都是Cobb-Douglas函数。企业生产存在固定成本，并且成本函数为线性函数。每个行业的产品都是差异化的产品，消费者拥有Dixit-Stiglitz多样化偏好，消费者对每个行业产出的偏好属于不变替代弹性类型。有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他们在部门间可以自由流动，在国家之间不能流动。假设有对称的三个洲，每个州都有两个国家，两国有不同的相对要素禀赋、偏好和贸易成本。位于同一洲的国家间存在冰山运输成本(称为洲际内运输成本)，位于不同洲的国家间存在额外的冰山运输成本(称为洲际间运输成本)。
Baier和Bergstrand(2004)假定每个国家有一个中央计划者，中央计划者决定是否结成FTA时考虑的是FTA是否增加消费者福利。他们假设中央计划者把初始关税定为30%，结成FTA后，成员间的关税水平降为0，对非成员的关税仍然保持在30%。如果对于两个国家，若结成FTA后两个国家代表性消费者的福利水平都上升，则两国中央计划者决定结成FTA，若有一方或双方福利水平下降，则不结成FTA。因此，他们把FTA的结成看作是一个双边决策问题，而不是多边问题。但是，一个国家若要决定是否和欧盟这样的一体化组织结成FTA的话，似乎是一个多边问题，每个欧盟成员都有权否决与一个非成员结成FTA。实际上，每个欧盟成员国在决定是否与其他国家结成FTA的时候，都是基于双边的考虑，即结成FTA是否对自己有利。
整个模型有204个方程和204个内生变量。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Baier和Bergstrand(2004)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FTA的福利影响。两国结成FTA的福利收益或损失依赖于成员国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大小。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经济决定因素包括3类，即经济地理因素、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和产业间贸易决定因素。
Baier和Bergstrand(2004)的研究没有考虑产品内贸易因素。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分割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跨国公司把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配置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全球性的生产分割体系。伴随着分割生产，中间产品贸易也迅速增加。不断深化的分割生产行为对各国的分工地位、福利水平和对外贸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Jones和Kierzkowski(2001)认为技术的进步以及服务成本的降低，推动生产过程分割成可以参与国际贸易的多个阶段。他们建立了拆分生产过程的分析框架，结论认为服务业在商品生产过程的分割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服务成本的降低会促进分割生产的发展。我们的分析将把产品内贸易因素考虑在内，对模型做进一步的完善。
2.短期影响因素
虽然政府在长期内通过最大化消费者福利来决定是否结成FTA，但内部利益集团、国家外部环境、政治游说和政府的收入分配偏好会在短期影响结成FTA的决策。为了缩小研究范围并便于研究，Baier和Bergstrand(2004)没有把这些因素作为研究重点。Goldberg和Maggi(1999)也发现政府的目标函数中，消费者福利占的比重要远大于政治因素。他们估计出在政府政策制定中，消费者福利因素占的比重为98%，而政治因素只占2%。但是，对自由贸易区的认识不应该仅停留于经济因素层面的分析，还应综合运用多种政治经济分析手段进行全面的分析。
一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都是追求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经济人。他们希望推行某种国际贸易政策来满足和实现它们的利益。然而，一国自由贸易协定的制定无法公平地满足和实现所有内部集团的利益，必然在有益于一部分利益集团的同时，又或多或少地损害另一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政府最终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利益集团政治力量相互较量的结果。因此，一项FTA政策的决定，就是不同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在权力资源基础上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选择的结果。
国家间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另一个动机是增强它们在国际谈判中的讨价还价能力。参加区域一体化的国家在经济外交方面明显增强了对话谈判能力，这得益于区域一体化统一了区域内“国家的声音”，区域一体化的成员国在国际上用一个声音说话即先在内部形成集体决议。比较这些国家原先在国际社会的单一弱势角色来说无疑是增强了国际行为能力，尤其对一些小国、弱国表现得更加明显。
希望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带来安全的外部环境。各国积极缔结和参加各种区域贸易协定，除了希望在经济上获得更大的贸易进出口、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外，也有政治上的考虑。这些国家寻求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维护本国和本地区的安全。自由贸易区是缓解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径之一，国家可以通过加入自由贸易区获得安全保障。国家间的经济往来变得频繁，相互间信任感增强，政府间的合作往来增多，国家间发生分歧时多了一个对话平台，减少了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这些都有助于安全困境的解决。自由贸易区作为一种机制必然有其约束功能，在取得区域国家广泛一致赞同之后，各成员国必然遵守其规章制度。这样，区域机制的强制性功能和权威功能就体现出来，从而使得国家行为受到机制的限制和约束，消除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威胁。对于非成员国来说，与一个自由贸易区发生冲突的成本比与单个国家冲突的成本大得多，因而也减少了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多米诺骨牌效应最初由Baldwin(1995)提出。他认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无论何种形式的区域贸易协定都会给非成员国构成某种程度的歧视。非成员国在国内利益集团和国外贸易伙伴国的双重压力下，为克服这种负面影响、保障市场准入和获得对等的发展机会，通常选择加入已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或组建新的一体化组织。而原有一体化组织的加强或新的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又会增加其他非成员国的压力，使其加紧推动本国同相关国家建立FTA，或者直接参加FTA，从而激发FTA接连发生，促进更多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或已有一体化组织的深化，并且导致分散的FTA向核心贸易集团靠拢，这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塌，向某一中心靠拢。
(二)计量模型
我们使用二元选择模型来做关于FTA的经验分析。二元选择模型假定一个二元解释变量y，具有1和0两个值分别表示一件事是否发生。解释变量为x≡(x1，x2，…，xk)。假设yi=α+βxi+ui。对于二元选择模型，使用简单的线性回归拟合是不合适的，而且从简单的线性回归中得到y的拟合值也不局限于0和1之间。可以定义一个依赖于解释变量x的理论连续指标(潜变量)y*，它与x是线性相关的:
其中:
是随机扰动;被观察的因变量y由
是否超过临界值来决定。我们观测不到y*，只观测到按下面的规则取值为0或1的y:
为了能对总体特征和所考察事件发生的概率做量化分析，需要考察观测值的概率模型:
所以有
P(yi=0)=1－P(yi=1)=F(－xiβ)=1－Ф(xiβ)
累积概率分布函数曲线在pi=0.5附近的斜率最大。对应yi在实轴上的值，相应概率值永远大于0而小于1。给出了这样的设定以后，我们就能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估计模型的参数。极大似然函数为
ι(β)=logL(β)=
由于极大似然函数的一阶条件是非线性的，所以得到参数估计需要迭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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