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维度与计量模型

吴福平

区域是一个相对概念。与全球相比,国家也只能算作一个区域;与国家相比,各省、市、县也可看作一个区域或区域社会。本研究的区域概念正是这样一个相对的概念。区域文化软实力,一般是指建立在对文化软实力概念分析基础上并结合区域的发展而提出的。^[1]从国家文化软实力到区域社会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正在向更多不同的层次延展。如果说国家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多少还带有美国学术思想的影响印迹的话,那么,区域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则完全是在中国语境中产生的。区域文化软实力,既是在我国地方政府纷纷实施文化强省战略过程中提出的,也是在我国学术界基于对软实力问题的深入研究而界定的相对本土化了的一个概念。^[2]关于文化软实力的测量,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文化软实力具有抽象性和隐蔽性,是不可测量的;另一种认为,软实力虽“软”,不能直接测量,但可以通过其外化、物化的表现并通过构建一些硬指标来进行测量,也作了一些尝试。^[3]然而,已有的研究由于未能对文化的形成机理、流变规律等作更深入的揭示,因而,难以给出科学的测量方法、测量模型。本研究试图在深入探究文化软实力科学内涵、细化分类及其衍生、流变规律的基础上,基于势科学和文化质量预警系数理论,致力于区域社会文化软实力测量模型的构建。

一、文化软实力的科学内涵及其新型分类

“软实力”一词是来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词汇,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力量的本质》(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书中首先提出,并对其基础地位和作用作了详尽阐述。这标志着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理论的诞生。此后,约瑟夫·奈又发表了《美国的信息优势》《信息时代的力量与相互依存》《信息时代的国家利益》等著作,进一步阐述了软实力理论。国内很早就有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软实力问题。1993年,王沪宁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了《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一文,这是国内学者第一次就软实力问题发表看法。他认为“把文化看作一种软权力,是当今国际中的崭新概念”^[4]。贾春峰被誉为国内“‘文化力’研究之父”“‘文化力’第一人”。他在1993年10月发表《加强市场经济中“文化力”的研究》一文中,提出“21世纪的经济赛局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这标志着国内文化力研究的开始。此后,软实力的研究得到不断深化。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课题组在《软实力在中国的实践之四——文化软实力》一文中指出:“简要地讲,文化软实力即是文化创生力的完整表述,文化软实力即是文化的凝摄自固力、竞争力、传创力和感召力的整合表达,它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者,都产生实实在在的改变性影响。”贾磊磊认为,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那些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具有精神感召力、社会凝聚力、市场吸引力、思想影响力与心理驱动力的文化资源、产品和权益等。^[5]

学界在对软实力的科学内涵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也有学者试图从更宽广的视域对“力”以及文化软实力的具体表现形态展开探索和研究,并试图作出科学分类。魏明认为,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学说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和大众化色彩,只能称为“软实力说”而非软实力理论。他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产力理论,需要对文化软实力进行多维审视:第一个维度为核心层面,就是在生产环节生产价值观念内容文化的能力,可称之为文化创造力或文化创新力。文化创造与狭义的文化生产(知识和技术的生产)不同,狭义的文化生产是量的规模扩张(复制等),而文化创造(创新)是新质的产生和发展。第二个维度可视为建构层面,即在流通和消费环节将这些价值理念作用于人的能力,或者说就是在现实社会建构这些价值观念以实现自己利益的能力。它体现为建构这些价值观念所展现的理论和实际的具体模式与客观程度。建构包括两个方面:流通环节的文化传播和消费环节的文化认同。文化传播是文化在空间(本土和外埠)的扩张和时间(古与今)上的承续,是运用“硬实力”以达至价值理念的方式、方法、途径和限度等。文化消费往往是群体性的认同过程,在本土(国内)体现为凝聚力,在外埠(国外)体现为感召力。因而,他最后从内生、构建、传播三个方面将文化软实力概括为“三力”:创新力、凝聚力和传播力。^[6]张玥认为,文化软实力由物质层面文化软实力、制度层面文化软实力、精神层面文化软实力三个层面构成且保持着内外层级的隶属关系。^[7]此外,李昌德基于“势科学”而提出的软实力研究思路及其分类问题,也是富有创建的,且可以认为是最能揭示软实力的本质或本体特征的关于软实力问题的研究。李昌德认为,要逻辑地阐述“软实力”的内涵,必须更广义地探索“力”的内涵。所谓“力”是主体能够使客体对象按照自己意愿行动的一种作用。所谓“实力”则是一种实实在在能够使受作用的对象行动的力。软实力一般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就实力的软硬而言,应该分为三个层次:最硬的称为刚性力,这是一种不依受作用的客体对象的意志而转移的强制力;刚柔兼济的力,一般是指以经济为基础的实力,也就是常常说的“经济实力”;最具柔性而又能产生推动作用的则是文化或信息产生的“力”,即文化软实力。^[8]等等。

总体来说,从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至今,就其本质和特性来看,软实力、软权力、文化软实力等基本上均可以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竞争力等一些关涉文化的无形作用;文化软实力则可以专指文化的流动的、活态的、外溢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和效用。根据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其具体的表现形式、表现方式是难以尽数列述的,因为文化的功能和效用是系统性的、全方位的。^[9]也正因为此,国内外学界对于文化软实力大都是宏观和“系统”地描述的多,而对其具体的深化、细化研究基本尚未展开。即使做了一些细分研究,说服力也不强。李昌德从“力”的内涵及其软硬关系来界定文化软实力,虽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然而,总的看来仍然停滞于约瑟夫·奈关于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原初解说;魏明从核心层面和建构层面两个维度将文化软实力界分为创新力、凝聚力和传播力,理论上具有一定的自足性,然而,在本研究下文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其在逻辑上尚缺乏周延性;张玥从通常的文化“同心圆”结构来论述文化软实力的构成,所揭示的更多地可以指文化软实力的来源而非其自体结构。

鉴于前述,我们认为,文化软实力应当从价值“认异—认同”“外张—内敛”两个对立维度建立坐标轴,进而析分出凝聚力、传播力、学习力、革新力等四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软实力。图示如下:

图1　基于两个对立维度的文化软实力四分法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价值认异与价值认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刘菊指出:“价值认同是指价值观认同,即不同主体(包括个人、民族、国家等)在相互交往中认可和接受了某种共同的价值标准,或以某种共同的理想、信念为追求目标,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在某一相对稳定的群体(如民族、国家)范围内,表现为共同价值观念的形成,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10]崔岩岩认为,价值认同是针对一个观念或观点的认同,是对一种价值观的接受。虽然它的前提是多种价值观存在的差异性,但它不推崇多种价值观并存,而主张一种——往往是核心价值观的主导性存在。即价值认同追求一种“化异求同”。而价值认异是针对多种价值观而言的。与价值认同最大的区别在于,它追求“和而不同”。即承认和允许多种价值观的存在,互不干涉、和谐共处。^[11]因而,价值认同与价值认异可以看成是一个互相对立的维度。文化价值观的内敛与外张,主要地可以指文化在空间(主要可指本土或外埠)上的流布、传播、扩张,或者是在时间上承续中的交融、冲突中的张扬。

总体来看,“认同—认异”“内敛—外张”这两个对立的价值维度,前者主要地侧重于文化核心价值、文化品格或品质上的一种处理价值冲突的态度、一种价值判断,后者则主要地是就“文化时间”当然主要地可以指“文化空间”而言,因而,可以成为两个成对且相互独立的价值维度。在此基础上,不妨将“认同—内敛”的文化力,命名为“凝聚力”,而将“认同—外张”的力看成是“传播力”,且将这两股力合称为“感召力”。这是因为,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内敛性的认同,是指本土(可以指国内)或外埠(可以指国外)的价值观,在本土或者也可以是指本族、本团体、本组织等的内化过程,即是本土或外埠的价值观在本土、本地、本族、本团体、本组织等的一种内向性的感召、群化、共享、共通的认同过程,因而可以称之为凝聚力;相反,本土文化在外埠或者也可以是外族以及本团体、本组织等以外被外向性地认同,即“化异求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感召力,则可以称之为文化的传播力。由此可见,凝聚力与传播力在价值认同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并可以将这两股力合称之为感召力;显然,前者是指文化价值观(无论是本土的或者是外埠来的)对内的一种感召能力,而后者则主要是指本土文化、本土价值对外或者是在外的一种感召能力。再从认异的角度看,内敛性的认异,是指外埠或者外地、外族、组织或团体外等外来、外在价值观的不断内敛性、内向性的、“和而不同”的认异,因而,可以看成是一种内敛性的文化的内容创新过程,即是一种文化学习力;相反,那种外向性、外张性的认异过程,可以认为是一种文化革新力。因为,这可以看成是一种建立在吸取外埠(国外)或者是外地、外族、组织团体外等外来价值观念等基础上的文化内容创新、革新的过程。也就是说,学习力与革新力在价值认异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只是前者是一种内敛性的文化内容创新,后者则是一种外向性、扩张性的文化革新,因而可以合称之为创新力;而且,把学习力看成是一种创新力,或者是在通常所说的“创新力”中界分出学习力与革新力,在现实中可能可以得到更多的启迪,可能也可用以丰富组织学习理论。

在我们看来,组织学习理论中的“组织”既可以指闭合式的各类社群组织,也可用以指开放式的组织,如区域社会。已有的关于组织学习理论的研究成果中,一般将组织学习的方式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学习是最基本的学习,发生在组织既定的假设领域,即组织的规范和要求既定,学者们称这种学习为单环学习、维持学习、低阶学习、适应性学习、线性学习和前期学习等。通过这类学习,组织可以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使组织运作的效果能够符合组织的各项要求。因此,这类学习往往是致力于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不是检查组织的规范和要求是否恰当,其目标是使组织适应环境,在变动的环境下维持稳定。第二类学习是指组织对既有的假设产生质疑,即对既有的组织规范和要求产生质疑,学者们将这类学习定义为双环学习、创新学习、高阶学习、非线性学习、后期学习和危机学习等。通过这类学习,组织不仅可以检测和纠正错误,还进一步对现存的组织规范和要求方面进行质疑与调整,通过转换组织运作模式来提高组织学习的绩效。与第一类学习相比较,第二类学习涉及的范围更广,操作难度更大。第三类学习是指组织成员对过去组织学习的模式和过程进行研究,找出对组织学习有利或有碍的因素,进而提出新的策略,用以提高组织学习的绩效,学者们将这类学习定义为再学习、三回路学习和期望学习等。这类学习相较于第一类和第二类学习来说,是通过建立一种新的模式来影响组织学习的绩效,而不是第一类和第二类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正。^[12]如果说“双环学习”因为是对“现存的组织规范和要求方面进行质疑与调整”,因为涉及“组织运作模式”的局部性甚至是整体性的调整,因为直接冲击业已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事规则的学习,要求学习者必须敢于和勇于向既有的成规、习惯等挑战,特别是需要勇于超越自我,改善组织成员自己(个体)乃至于整个组织(整体)所固有的“心智模式”。显然难度极大,甚至困难重重。那么,“再学习”或者是“三环学习”之类的学习,因为是对整个“双环学习”的反思和再反思,质疑和再质疑,要求对组织学习模式进行调整和再调整,这是一种在“双环学习”基础上,再一次“推倒重来”式的学习。显然,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关于学习的困难以及真正意义上的组织学习障碍。显然,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破解或破除这种困难和障碍显得意义深远;而且,从中还可以发现,本质上文化软实力中的学习力就是一种创新力。没有创新能力而一厢情愿地要求破解或破除学习的困难和障碍,是难以想象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从中还不难发现,革新力作为一种创新能力,是一种比“三环学习”更高级、更高阶的学习能力,是在“推倒重来”式学习的基础上的践行能力,可能可以看成是一种“四环学习”。在此基础上,还可以看出,从学习理论来深入剖析,所谓的传播力,实质上是一种被学习的力和能力,这在具体的学习或者是文化软实力建设实践中,必然对学习和被学习的双方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凝聚力则可以看成是一种内敛性的价值认同、学习过程,就组织学习的角度看,这就对组织被引领、被领导者而且显见特别是领导、引领者的施教、施政能力,学习能力,也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凝聚力的塑造,很多时候都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如此看来,如果从学习理论深入阐释,所谓的文化软实力本质上就是一种学习和被学习的能力。文化软实力中界分出来的创新力、感召力以及进一步细分而来的学习力、革新力、凝聚力、传播力,因为都与学习相关联,因而没有学习或被学习能力的支持,是无法在各类社群组织或者是区域社会的实践中得以塑造、培植和实现的。

综上所述,从“认同—认异”“内敛—外张”这两个对立的价值维度对于文化软实力作出上述区分,应当可以更准确地看出文化软实力的本质特征,在逻辑上也更富有周延性和自足性。从中可以发现,在我们所构建的严密、自足的逻辑框架内,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构成就是指创新力与感召力,也就是说,拥有了创新力与感召力的文化,就可以认为富有软实力。这应当可以为文化软实力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提供新的、更明确的思路和进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出的学习力、革新力、凝聚力、传播力,则既可以进一步阐释这两种力的特性,也可以为文化软实力在现实中的塑造、培育、提升以及进一步的研究和测量,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途径和方法(详见图2)。

图2　文化软实力新型分类

二、文化质量预警系数理论与文化软实力的流变形态

根据文化质量预警系数理论,实时地流动、迁变的组织文化机体内,所谓的“文化”,可以由三部分内容构成:

一是“外在制度”,包括组织及其全体成员当下、实时地拥有的知识、语言、法律、礼仪、符号等大体上处于物化或者是外化状态的外在制度所构成的规则系统;

二是“内在制度”,包括组织及其全体成员当下拥有的价值、信仰、习俗、习惯等相当于内在或者说是潜在的规则系统;

三是前二者“互动的和”。^[13]

进而,可以将文化界定为外在制度(显规则)与内在制度(潜规则)互动的和。基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初因的文化实体中,所创设或滋长的内在制度(潜规则)与外在制度(显规则),在互动中将产生“四种文化形态”。简要地说,在不同文化时间和文化空间中流变的文化实体,文化的内在制度(潜规则)与外在制度(显规则)在互动中可以表现为:不相容(或完全不相容)、基本相容、相容、完全相容。也因此表现出“超”文化态(Super cultual state,简称为“S”态文化),“合”文化态(Integrated cultural state,简称“I”态文化),“和”文化态(Harmonious cultural state,简称“H”态文化),“纯”文化态(Pure cultural state,简称“P”态文化)等四种文化形态。^[14]

同时,文化的力量与质量是有区别的,借用物理学关于能源、动力(或力)和能量概念对此二概念作出明确区分。首先是可以将区域社会文化力量定义为区域社会及其全体成员所拥有的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等文化“能源”,在互动与激荡、冲突与交融中消耗、转换并散布在区域社会中的文化能量;文化质量则是文化力量所散布的文化能量进一步的消耗与转换、聚结与凝聚。因此,区域社会的文化力量既有可能来自区域社会及其全体成员的外在制度,也有可能来自区域社会及其全体成员的内在制度;而文化质量则来自区域社会及其全体成员的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互动的和”,也就是社会区域当下的内在制度的力量或者是能量。一切的外在制度,当且仅当得到了其内在制度的认同时,才能真正发挥文化力量的作用,因此,文化质量(区域社会内在制度的能量)便可以看成是对文化力量所发挥的功能、效用、效值等的一种度量。据前所述,文化软实力主要可以看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凝聚力、传播力、创新力和学习力等一些关于文化的无形作用,是指文化产品的流动的、活态的、外溢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效用。于是,便可以进一步认为,区域社会文化软实力便正是一个区域社会的文化质量;进而,区域文化质量预警系数理论所导出的相关结论,便可以运用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

笔者在《文化质量预警系数及测量模型构建》中指出,无论是大型的开放式组织,抑或是小型的闭合式的各类社群组织,本质上均可视为一种动态复杂自反馈系统。任何一个区域社会的文化机体,在流动、迁变过程中,其文化断裂系数(CV)等于0.28和0.414,是两个临界值。当少于等于前一临界值时,就开始进入“纯”(P)文化态,并极有可能出现“成功的陷阱”或“反学习”;当大于后一个临界值时,则开始进入“超”(S)文化态,必将陷入“文化断裂”,进而极有可能导致文化危机的出现。从“超”(S)文化态、而至“合”(I)文化态、而至“和”(H)文化态、而至“纯”(P)文化态,这就是一个连续的、周而复始的“文化质量周期”。任何一个文化机体在其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互动过程中,几乎必然地会发生这种周期性流变现象,且极有可能正是导致管理学意义上的“组织生命周期”的最深层原因。^[15]也正因为此,如果可以将任一个国家或地区均看成是一个开放性的组织,那么,准确地测量其文化软实力的流变性状,并针对其实时的流变状况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三、势科学视域:区域社会文化软实力测量模型构建

势科学理论认为,宇宙及社会的演化和发展以及人和组织的成长都是由不同层次上的“势”推动的。几乎所有重要的自然科学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导数或偏导数构成的势函数问题,所有的社会学问题及管理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事与事、人与人以及人与事之间“差别”与“联系”的关系问题。根据势科学理论,文化既不是物质,又不是能量,文化的本质是信息,信息即负熵即有序即梯度即势,信息量与信息势是等价的,势是信息的物理直观和几何直观,所以文化或信息功能的本质是势:势=差别÷距离=差别×联系。势即斜率即导数即比例。因而,势是力的必要条件,有力产生的地方必须有势。在此基础上,借用实证科学牛顿定律中的力的定义,即力F=ma=m· d v/d s,其中,m是物体的质量即阻尼,dv/ds是加速度即速度对时间的导数,而导数=斜率=梯度=势=信息,由此,李昌德进而导出了信息力的定义:信息力F是信息阻尼(情感黏性)M和信息势A的函数,即F=F(M, A),用显式表达即: F=f·M·A=f·M·d v/d s=f·M·d v·d l(1)

其中:M表示信息阻尼,即人们在一定信息环境中对该类信息的情感黏性即情感依赖;A表示“信息”或“信息势”,一般是有效信息量:A=d v/ d s;d v表示信息差别;d s表示信息距离;d l表示信息联系:d l=1/d s。

f表示环境作用系数。一般与环境风险有关,当环境完全确定时,f= 1,信息力退化到物质力,信息阻尼M退化到物质阻尼m,信息势A退化到物质势a(物质加速度)。由于人类社会的所有信息环境总是具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因而,一般情况下,f>1。也正因为此,处在普遍的信息世界的人类社会要比物质世界更加复杂。就文化作为一种信息而言,文化要素之间的差别越大,联系越紧密,文化的有效信息量就越多,文化的信息势就越大,在同样的文化阻尼条件下,文化产生的力就越强。所以,打造文化软

其中,X是指在文化测量时,各类社群组织(作为动态复杂自反馈系统)全体成员或是经科学抽样的具有代表性成员(共计n个),对组织文化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在互动中被共通、共有、共享了的价值观(如民主、务实、厚德等),即通常意义上的组织文化力量(Culture Power,简称“CP”)进行评估赋值后所得到的算术平均值;OS为复杂系统内部的“差异性”(Otherness,简称OS),在实际测量中,OS值可以近似地用统计学中的平均差MD或标准差S替代。因而,可得二者的计算公式分别为:实力的根本途径就是营造文化信息势。^[16]

基于势科学的文化和文化软实力研究,是富有启迪和开创意义的。问题在于,对于如何计量一个区域社会的这种文化信息力或文化软实力,没有给出一个更具体的方法。区域社会文化软实力作为文化的效用和功能,其测量显见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因为文化功能和效用既是无形的,又是系统性的、全方位的。文化的功能和效用可以称之为文化的质量。笔者在拙著《文化全面质量管理:从机械人到生态和谐人》中在讨论文化质量时,曾指出,高质量的文化总是显得开放、进取、流动、透明、兼容、科学、民主、善治、俭朴、务实、厚德……相反,劣质文化总是显得封闭、保守、僵化、神秘、排异、迷信、独裁、恶治、奢靡、形式、浮夸……^[17]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质量的文化精神、文化品质,就可以看成是区域社会的文化软实力。再根据“文化质量预警系数理论”^[18]导出的“一致性指数”(Consistency Index,简称“CSI”),亦称为“文化质量指数”(Culture Quality Index,简称“CQI”)以及“文化质量(即文化效用值)”(Culture Quality,简称“CQ”)的计算公式:^[19]

式(4)表明,如果设定环境作用系数f为常数,且在同一时期内同一国家或地区内的区域社会测量值相等,进而可以认为是一个常数(或者由于已经反映在其余测量值中,而不予考虑),那么,便可以运用该式对区域社会的文化软实力进行测量,并对具有类似信息环境的区域社会或大小型各类社群组织之间的文化软实力进行比较。在具体测量中,则可以根据前述文化软实力的新型分类法,对区域社会文化软实力围绕其学习力、创新力、凝聚力、传播力四个维度,获取相应的指标和数据,分别展开测量和计量,进而近似地得到某区域的总体文化软实力及其在“超”(S)文化态、“合”(I)文化态、“和”(H)文化态、“纯”(P)文化态这样一个连续的、周而复始的“文化质量周期”中的流变性状。由式(2)(3)与(4)还可以看出,如若设定环境作用系数f为常数,那么,CQI(或CQ)在文软实力测量中将具有决定性意义;且根据

【注释】

[1]沈听、凌宏彬:“区域文化软实力:概念、愿景、路径”,《转型期的中国未来——中国未来研究会2011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12年。

[2]王小拥:“试论区域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背景”,《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3]杨新洪:“关于文化软实力量化指标评价问题研究”,《统计研究》2008年第9期。

[4]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5]贾磊磊:“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构成”,《光明日报》2007年12月7日。

[6]魏明:“全球信息时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7]张玥:“文化软实力的内构成及其价值研究”,《学理论》2009年第11期。

[8]李昌德:“文化软实力的形成机制及提升文化软实力对策研究:势科学视域中的文化软实力研究”,《“陕西文化产业发展”论坛交流论文选编》,2011年。

[9]吴福平:“文化管理的文化缺失”,《思想战线》2010年第6期。

[10]刘菊:“价值认异——全球化背景下价值冲突的一种消解之道”,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11]崔岩岩:“价值认异问题探究”,《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12]焦晓芳:“组织学习方式与知识创新研究综述”,《价值工程》2010年第4期。

[13]吴福平:“文化质量预警系数及测量模型构建”,《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2期。

[14]吴福平:《文化全面质量管理:从机械人到生态和谐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118页,第143页。

[15]吴福平:《文化全面质量管理:从机械人到生态和谐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118页,第143页。

[16]李昌德:“文化软实力的形成机制及提升文化软实力对策研究:势科学视域中的文化软实力研究”,《“陕西文化产业发展”论坛交流论文选编》,2011年。

[17]吴福平:“文化全面质量管理:从机械人到生态和谐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118页、第143页。

[18]吴福平:“文化质量预警系数及测量模型构建”,《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2期。

[19]吴福平:“动态复杂自反馈系统预警系数与黄金分割律”,《浙江社会科学》2012第3期。

[20]吴福平:“动态复杂自反馈系统预警系数与黄金分割律”,《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