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水平与民主呈正相关关系

7.1　受教育水平与民主呈正相关关系

教育对民主的关系是不言自明的，研究民主的思想家历来都强调教育对民主的积极作用。人们认为，民主信仰、价值和态度的形成与培育，依赖于一个民族整体的教育水平。20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民主理论家之一布莱斯（James Bryces，1838-1922）在其两卷本巨著《现代民主政治》中提出现代民主政治必须具备以下10个要件：自由、平等、教育、宗教、新闻、政党、自治、传习（类似于民族习惯、国民性。笔者注）、人民、舆论。^[1]布莱斯在解释民主的教育条件时指出，现代民主政治建立在两大基础之上，“①授以选举权者，使民有机会申其意思。②授以知识者，使民有行使其权利之能力”。^[2]研究民主问题的学者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普及程度（常用识字率来衡量）和教育发达程度（常用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入学率来衡量），是影响其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原因。

利普塞特强调，教育程度的上升是提高“民主政治容忍规则的接受能力”的基础^[3]（1959），“把作出民主性反应的人与其他人分开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教育”，“一个人教育水平越高，他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实践。”^[4]他认为教育几乎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将教育列为经济发展的指标，通过定量分析得出教育与民主发展二者呈正相关关系，并指出在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后果中，教育后果产生的作用尤为重要。所以，整个政治哲学都把教育的发展视为民主的基本要求。

关于教育的具体作用，利普塞特引用詹姆斯·布赖斯关于南美的著作中的一段话说：“教育，如果说它不能使人成为好的公民，它至少使人成为好的公民变得比较容易。”他说：“教育多半可以开阔人的视野，使他能理解宽容准则的必要性，阻止他皈依极端主义学说，提高他在选举时作出合理选择的能力。”^[5]政治学家科恩把“清楚表达思想，与人讲理的能力”^[6]作为民主的重要前提理性的一部分，教育在个体上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选取了村民受教育程度这一测量变量，为了精确起见，按受教育年限设计从0～12分为13个等序档次，涵盖了文盲到大专的各个受教育层次，其中文盲2.6%，小学25.3%，中学47.4%，高中及高中以上22.9%。

对村民受教育程度与村民民主意识、民主选举中的表现、选举后的村务参与以及对《村组法》熟悉程度进行相关性检验，四对相关分析均呈正相关，且显著性均达到最高显著水平0.000（将得到的各项检验结果整理为表7-1），调查结果支持了以上判断。

表7-1　受教育程度与各项民主指标的相关性数据

对村民受教育水平与村民民主指数进行回归分析（表7-2），二者总体呈线性关系，相关系数为0.135，常数项为5.470，该回归可以解释为，村民每多受一年教育其民主指数增加0.135。

表7-2　村民受教育程度与村民民主指数的回归分析

a.Dependent Variable：N村民民主指数

相关与回归的两种分析结果显示，在显著性上均超过经济收入水平与村民民主各环节相关性分析的结果。于是可以确定，村民受教育状况与村民的民主状况之间，关系更为直接、更为相关。根据回归分析可以判断和预测，随着村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民主意识、民主效果等逐步提高，可以证伪“民主意识与受教育水平没有关系”等的观点。^[7]（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考察的是农村社会，没有做农村与城市等的比较研究）

在调查的农村村民样本中，近70%的村民接受的是中小学基础性教育，这是我国农村的现状。基础性教育与村级民主呈正相关关系在村民层面显著性为0.000，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罗伯特·巴罗的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基础性教育推动民主发展的系数较高。^[8]

从实际的调查也可以看到，村民的受教育水平与其对村庄事务的回应程度直接相关，有知识有文化的村民往往是村里的明白人。而由于缺少文化，对国家的很多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措施了解得不多，村民不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各方面的权益。没有知识就难以行使民主权利，专制政治必然采取愚民政策（有地方政府和村级组织阻止村民学习掌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事件发生），而民主政治则必须普及教育。没有大众的普及教育，就不可能有效地表达民意，也无法进行其他政治参与。在民主政治机制日益复杂的今天，教育显得尤为重要。识字教育使人民有起码的参政能力，高等教育则使人们有能力对政府进行监督。

对村民收入状况、受教育水平与“对村干部严重失职行为的反映”、“您手中的选票重要程度”分别进行相关分析，比较发现，受教育水平与两变量间的相关性高于村民收入状况与该两变量的直接相关度；同时受教育水平与两变量相关性的可置信度均为最高值。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在“对干部的严重失职行为的反映”越来越多的村民样本选择了“向上级反映情况”或“联络其他村民，要求罢免村干部”的主动行为；在对待手中的选票上，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村民样本选择了“重要”或“非常重要”。在村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受教育程度与村民民主意识的相关性分析中，后者的相关系数为0.125，明显高于前者（0.011），而且前者的显著性也明显高于后者。可见，在经济与民主之间，教育相对单纯的家庭收入增长是更有效的关联机制，这就为如何使提高了的经济水平成为民主成长的有利资源、探索推动民主建设的具体路径提供了思考依据。

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公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有着相当直接的影响作用，对政治信息和政治符号有更为清楚、深刻地理解，一般会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更多地介入政治活动，并且参与政治的方式更为理性，在对参与方式的选择上会注意合法性和有效性。事实也证明这一点。但是，在农村基础教育恰恰是村民有选举权之前完成，随着农村新形势的推进，有的农民通过自我教育跟随农村发展的步伐，但农民再教育更多地需要相关政策推进。布莱斯看到，理想的民主政治，除了对公民进行必要的业务教育外，更重要的是还必须对其进行政治教育，只有政治教育才能培养公民的民主精神及其对政府行为的评估能力。在调研中，也听到农民要求了解农村政策的呼声：

“希望上面能下来宣传教育老百姓，让老百姓活得更明白些；不能把宣传教育老百姓的工作放在村干部身上，他们还怕老百姓知道多了闹事呢！”^[9]

“要想国家的政策法律真正落实，国家必须下大力气对农民进行宣传，使农民掌握保护自己利益的武器。对正面人物要进行大力宣传，一方面教育干部，一方面也教育群众，让群众有个比较，以便知道如何监督、监督什么。现在的村干部说是群众选出来的，选举之后群众就管不了了。国家制定出完备的法律，让法律落实下来比什么都重要。”^[10]

Miles Simpson（1997）提出信息的平等对民主化是个至关必要的条件，信息不平等阻碍民主化的发展。它的重要性在于，民主不仅依赖财富或者权力资源，而且更加依赖认知能力和社会的价值。^[11]将与村民切身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通过有效的途径传播到农民中去，使其知晓自己的权利义务，政府部门应该在这方面做些必要的工作，利普塞特等学者也强调了“公民获取信息的范围”是政治参与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早在19世纪，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密尔就提出“好政府”的标准：“任何形式的政府能拥有的最重要意义的即是提高人民自身的美德和才智。任何政治制度下考虑第一个问题是，他们在何种程度上注意培育社会成员的多种可取的道德的和智慧的品质”。^[12]政府和村级组织在村民再教育中应该进一步发挥其公共知识传播职能。

可是，从当前村民家庭收入与受教育程度和村庄经济水平与受教育程度两组相关性比较来看（前者的相关性为0.125，显著性为0.000；后者见表7-3），村民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密切相关，而与村庄经济没有关系。这有力地揭示出，在我国农村，受教育还是村民家庭投资的个体行为，与村庄等外部经济基本没有联系。农民教育贫乏的情况下，提高农民素质、落实农村的教育事实上需要各级政府和基层组织的投入。

表7-3　村庄经济水平与村民受教育程度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