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状况与村委会作用呈正相关

4.1.1　经济状况与村委会作用呈正相关

在村民的经济状况与对村委会作用认识的列联表（略去）相关分析和二者直接的相关分析中，二者总体呈正相关趋势。其相关系数为0.062，显著性为0.053（显著性越小表示相关程度越强），可见二者相关性不强。从村民对村委会作用的认识中可以找到其中的原因。

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宿感，是把人们组织在一起的重要凝聚力量^[5]。村民对村委会作用的认同程度，是对其治理状况的最重要测试。村民样本中认为村委会“没好处反而有坏处”的占有效样本的5.5%（表4-1），这主要发生在恶霸治村的村庄；“没作用”的占21.6%，多数是在继续收取农业税费同时又较为落后的村庄；“有些作用”的占了总调查样本的49.1%，多是发达地区或者是发展地区的村民；从对具体的调查对象访谈调查中的观察，选择“很重要”多为现任村干部和多数减免了农业税费的村庄村民，仅占总量的23.8%（表4-2）。可见，村委会发挥的作用参差不齐，村民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表4-1　村民经济状况与村委会作用的相关性

表4-2　村委会的作用

首先地区间的政策差异，限定了村委会职能的不同。经济发达的上海地区已取消农业税费，实现财政向农村转移支付，而在中西部地区农业税费仍继续收取^[6]，只是收取比例呈降低趋势，村委会只要有收钱的机会，就存在滥收钱财的可能。处在向农民索取阶段的村委会和处在服务阶段的村委会，得到的社会评价俨然相差甚远。从总的情况来看，经济状况差的村民与村委会间的疏离感更强，感受到的村委会有益影响更少；相对富裕的村民因其视野开阔和社会经济等交往的某些需要，与村委会发生联系，看到了村委会一些积极作用。

从村庄之间来看，较富裕村庄的公共积累也实实在在地提供了建立村庄公共设施和提供村庄公共福利的经济来源，但村民对村委会的认同程度多数也仅停留在“没大作用”、“有些作用”的水平，村委会提供了一定的公共服务，但是没有得到村民充分的政治认同。在经济落后的村庄，由于物质条件的局限，村干部有心想给村庄做些事情但是没有充足的资金支持，村里发展生产不仅缺资金，而且缺人才、缺技术、缺市场信息、缺先进典型，几乎什么都缺。县乡两级地方政府不把心思放在谋求县域经济发展上，靠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招商引资或采取其他途径发展村庄经济，从实践中的效果来看的确收效甚微，不少仅是给农村带来环境污染、土地浪费等新问题。访谈村干部时，明显感受到他们的无奈^[7]。他们想发挥党组织和村委会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但囿于客观条件和对市场大潮把握的局限，志不得伸。更严重的是，村干部为一时缓解经济困难，竟然出售了村委会所在地，把办公地点移至自己家中^[8]，村委会失去基本物质的形式和存在场所。

对比实际中的这两种村庄：经济发达的村庄事实上采取了优先发展经济的原则。村级组织结构保持低度开放性，发展经济的同时并没有放手推动村级民主政治的发展，村民经济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民主生活并没有随之进步。在经济落后且社会资源相对封闭的村庄，村民自治没有实施的物质载体，村庄事实上处于非组织化状态。尽管有些落后村庄在政府资源的扶持下（包括办公设施、项目经费等），组织了相对完善的“结构”，但其功能发挥仅仅停留在机构建制和身份委任的表面，而未能达到管辖与治理的应有深度。^[9]如N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村长告诉我们，原来村办的集体企业如造纸等厂已经全部倒闭，村委会不仅对改善村级经济无能为力，而且只能依靠现有的村庄经济资源（如林木）维持自身的基本运转。

在富裕的农村，村里有集体企业，村委会拥有丰富的行政资源，有能力搞基础设施建设，搞文化、卫生、治安等公共事务，村庄权威在非民主的形式下对村庄进行了经济民主建设，得到村民一定程度上的认可。而在贫困地区，村委会没有资源办大事，村民自治没有物质内容，没有承载民主的载体，不能给村民实际生活带来变化，这是落后地区村民政治冷漠的深层原因。这两类村庄揭示了，民主的物质条件性，经济发展可能、或迟早推动民主建设，而经济不发展，靠意识形态植入制度建构也因没有土壤而不能常青。这说明，一定的经济资源是实现村民自治的必要条件和经济基础，经济资源的富足和增长有利于村民自治理想目标的实现。

调研中碰到几位忧国忧民的老干部发出“有没有必要实行村民自治”这样的疑问。巴罗以国家为考察单位，对经济发达国家和贫困国家的民主建设状况进行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超越经济发展水平，民主不会太长久；并且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通常无法维持民主。^[10]村民自治这一政策在落后地区的政治实践足以表明，贫困地区的头等大事是反贫困，没有利益相关的村庄公共事务，村庄公共权力也仅是一个空壳。从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出发，村民自治这类“高层次”的上层建筑，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关系不能超越当前农村生产力发展。这样的判断容易使人想起托克维尔笔下早期的美国社会，美国建国初期的移民生活水平已不能和中国当前的农民生活同日而语，但移民间在重建家园抵御外来侵犯问题上的公共需求超过了今天中国农民间的关联，因此，最根本的是村庄共同体有基本的公共利益公共需要，同时这些利益与需求是村民切实且迫切的。以此来维系产生现实需要的公共组织，或者植入型组织必须与村庄政治生态相吻合。当然，像对农村的政治植入一样，相关利益的生长点同样可以植入落后地区的农村，调研中发现，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当前落后地区的养老和扶幼都需要公共组织有效发挥作用。其实发达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和村庄公共设施建设也是政府自上而下对村级组织的安排，仅有为数较少的农业状况较好的地区是农民自发的内在利益的需求走上的合作道路。只有变革农民间的经济关系、农村与村庄间的利益关系、并着力发展农村经济，在一定村庄经济总量的基础上才真正需要新的村庄管理模式，村民自治依农民生活的实际需要而扎根，村委会根据农民的需要有力发挥作用才能把分散的农民凝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