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天津与近代天津对外贸易

走向世界的天津与近代天津对外贸易

开埠前的天津在政治、经济和市镇等方面已有相当发展：元代的天津已是首都北京的海上门户、洪卫京师的军事要地、南北漕运转集京师的码头；明代设卫建城，天津成了中国北方物资交易中心、南北商贸市场、漕运贩盐交通枢纽、京师的辅助城市；清代的天津封建经济发展到了高峰，有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地位和潜力巨大的经济实力，为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但这一切仍只能说明：天津只不过是一座封建性的城市，并未走向世界。

天津开埠加快了天津发展历史。开埠前天津人口不过20万^[1]，城厢建筑面积不过9平方千米多点，经过八九十年的历程，到1948年前后人口发展到近200万，城厢建筑面积扩大到50多平方千米^[2]，城镇地位由府管辖升到省管辖，最后是中央管辖下的中国第二大工、商、经、贸、金融都市，华北经济中心，中外贸易通商大港，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口岸，国内外商品集散的重要市场，东西方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思想文化、宗教信仰交流的重要窗口。这一切都始终是伴随着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而发展的。没有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就没有天津的走向世界。

一、与天津有贸易关系的国家或地区从十余处发展到百余处

开埠前天津同外界联系，是国内经贸联系，属于内向型的经贸关系；开埠后随着对外贸易兴起和发展，天津同外界联系即由内向型经贸关系发展为外向型经贸关系。最初与天津有外贸关系的国家与地区是英、日、美、俄、法、德、荷、葡萄牙、新加坡、越南、菲律宾、朝鲜等，贸易地区虽达欧、美、亚三洲，但贸易国家不多，地区也有限。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水平提高、商品经济发展、航海技术和运载工具革命，近代天津外贸的国家和地区遍及全球各大洲，大大提高了天津在世界上的知名度。以远洋交通改善为例：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欧、亚两洲航程缩短7000千米，伦敦到上海从22 500千米减到17 700千米，贸易周期由一年缩短为半年^[3]，使天津同欧洲及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瑞士、意大利、奥地利、保加利亚、希腊、土耳其、埃及等国家有了发展贸易的条件；1874年太平洋邮船公司开辟了每两月一次从旧金山到上海航线，之后日、美间又实行联营，继之太平洋航线开通及货船增多，天津同太平洋彼岸的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智利、阿根廷，太平洋上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发展贸易成为现实；1901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和经巴尔干半岛通往欧洲国家和地区铁路接轨，天津同东欧、北欧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等国家发展贸易成为可能；1919年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又为天津同加勒比海地区和国家发展贸易提供了条件。近代天津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迅速增到百余处，是天津走向世界的见证。

二、外贸从间接贸易发展为直接贸易是天津走向世界的进程

由于多方面原因，天津开埠初期对外贸易是由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很少。“1866年上海进口的棉制品一半是运到天津和烟台的，天津贸易的四分之三是棉、毛制品。为了省钱，北方的许多中国商人派人来上海采购这些纺织品。”^[4]可见天津开埠初期对外贸易主要是间接贸易。1875年天津对外直接贸易进出口值占当年天津进出口贸易总值的23.38％，经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口的间接贸易值却占了76.62％。之后这个比重虽有变化，但在19世纪这种状况始终是天津外贸的基本格局。1899年天津对外直接贸易值占32.46％，间接贸易值占67.34％^[5]。由此可见，19世纪天津在世界各国城市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微弱的，走向世界的程度和范围是有限的。20世纪以来近代天津外贸发展很快，对外直接贸易值比重日渐提高，间接贸易值比重日趋下降，经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口为主的贸易格局变成了以直接出入口为主的贸易格局。这个格局的转变是以20世纪初的1905年直接贸易值超过间接贸易值为标志的。1905年直接进口贸易值占52.07％，间接进口贸易值占47.93％；直接出口贸易值占51.53％，间接出口贸易值占48.47％^[6]。之后直接贸易值继续上升，间接贸易值继续下降（个别年份除外），近代天津外贸便从上海对外贸易的附属地位走向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即由间接贸易为主转为直接贸易为主的地位了。这一变化过程就是天津步入世界的进程。

三、外贸从微不足道发展成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19世纪天津对外贸易是间接贸易为主、直接贸易为辅的年代，其间天津在世界各国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20世纪以来，天津外贸迅速发展，各国同天津贸易也日渐成了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以1919、1927、1931三年为例，天津对外贸易在各国对华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在加拿大1919年为12.91％，1927年为35.61％；在法国1919年为17.59％；在日本1927年为25.25％，1931年是15.93％；在德国1931年为10.34％；在希腊1931年为26.38％；在阿根廷1931年为25.63％；在丹麦1931年为18.86％。天津对外贸易在各国对华进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在加拿大1931年为25.33％；在美国1927年为25.53％，1931年为23.05％；在德国1927年为15.97％，1931年为12.58％；在日本1919年为11％，1927年是12.75％，1931年为13.58％；在新西兰1931年为65.44％；在古巴1931年为62.50％；在西班牙1931年为30.90％；在瑞士1931年为25.24％；在澳大利亚1931年为27.16％^[7]。

这里之所以举这三年为例，是因为这三年在中国发生了有较大影响的政治事件：1919年巴黎和会对中国山东问题的不公正处理，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1927年是中国军阀割据及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殊死搏斗最为严峻的年代；1931年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这些政治事件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天津对外贸易。然而这三年天津外贸在各国对华贸易中仍占有举足轻重地位，可想而知，其他年份天津外贸在各国对华贸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天津成了世界各国瞩目的口岸，标志着天津走向了世界。

四、天津出口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享有很高声誉

天津口岸出口三北（华北、西北、东北）产品，特别是华北农、副、土、特产品中以蛋产品、棉花、猪鬃、皮货、绒毛、地毯、草帽辫等最为突出，先后成了天津出口的大宗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名。

天津出口的蛋及蛋产品，销售的主要市场是：欧洲的英国、美洲的美国、亚洲的日本。1936年天津出口的冰蛋占了欧洲市场销售量的92％，鲜蛋占23％；天津出口的棉花主要销往日、美、英、法等国，其中日本居首，通常占50％以上，有时达70—80％，1919—1933年间达80.80％；猪鬃是天津出口的大宗商品，多为英、美、德、法及澳大利亚购去，其中美国是最大顾主，1946年销往美国的猪鬃为总销量的60％；天津出口的皮货美国购入最多，1920—1929年销往美国占90.55％，1935年熟皮货销往美国的为77.80％，生皮货是92.90％，销往日本的皮革达95％^[8]，1946年出口的皮货几乎为美国购去；天津出口各种兽毛多为英、美、德、日购去，1934—1936年四国约占总量的97％，其中美占70％；天津出口的地毯是中国地毯出口中最具盛名的，时称世界东方艺术品，天津地毯1893年在美国万国博览会上获得第一名，后在巴拿马博览会上又获金质奖章，20世纪30年代天津生产的新工艺地毯，花卉栩栩如生，有立体感，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成了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天津出口的草帽辫用途很广，一时成了国际市场上的走俏商品，70—80％销美、德、法市场，七七事变后销美达70％。

“三北”农、副、土、特产品经天津大量销往国际市场特别是英、美、日、德、法等国市场，大大地扩大和提高了天津在世界市场上的影响与声誉。不仅如此，天津还是“三北”皮、毛、棉等农、副、土、特产品加工打包出口的重要商埠。由于历史悠久，长期以来聚集了一定的技术力量，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和独有特色。其所加工出口的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冀东猪鬃经天津加工处理后就成了“天津黄绳猪鬃”，在国际市场上信誉卓著，视为上等货，供不应求；西北羊板皮经天津加工处理后成了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畅销不衰；天津加工出口的蛋产品销售甚旺；天津加工出口的棉花一时垄断了中国出口市场。总之，经天津加工处理后的农、副、土、特产品，打上天津厂家标记，在国际市场上大多比较畅销。

上述不难看出，天津出口或经天津加工出口的货物声誉日高，大大提高了天津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和知名度，是天津走向世界的体现。

五、外贸发展使天津成为中外贸易通商大港、国际航运交通枢纽

由于国际间经济、商业、贸易发展，天津以及中国其他对外通商口岸同世界各国和地区贸易有了长足增长。随着天津及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与外贸货运增长，远洋航业在中国迅速兴起并发展了起来。承运中国各通商口岸外贸货运的轮船公司主要是：英商怡和、太古两大轮船公司和日本在华的航业以及中国轮船招商局等。

英商怡和轮船公司是英国在远东的一家大轮船公司，承担着远东地区外贸货运，代理英印、亚洲两大轮船公司业务，在中国各大通商口岸设有分公司。天津分公司承运天津外贸货运。怡和轮船公司在中国辟有南洋、北洋、远洋等航线。南洋航线航行于印度加尔各答、新加坡、香港、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台北等城市；北洋航线航行于上海、青岛、烟台、天津、秦皇岛、营口、大连等口岸；另有定期天津到上海、广州专线；远洋航线多从上海、天津、广州、香港启程远航欧、亚、非、拉等地区和国家间。

太古轮船公司1872年成立，1890年在天津设分公司。太古轮船公司在中国辟有17条航线，承运中国沿海、内河及与中国临近的国家间货物运输，有天津到上海、广州专线。

日本航业在1900年前主要是日本邮船公司、大阪商船会社。二者都辟有天津到日本神户、长崎、中国台湾及沿海各通商口岸等航线。1900年后出现的日清轮船公司成了日本在华的最大轮船公司，在上海设办事处，是外籍人在华的三大航业之一。

中国轮船招商局1872年在上海成立，1873年在天津设分支机构，随之在中国各重要通商口岸及香港、日本长崎、菲律宾吕宋等地设办事处，揽运中国各通商口岸及上述地区和国家间的货物运输。

此外，荷、德、法、俄、美等国在华轮船公司及20世纪华人在天津建的三北、政记、北方、直东等轮船公司也都积极揽运中国各通商口岸的外贸货运。

上述各轮船公司在天津有设分公司、有设办事处、有设总公司，都将天津作为中国近海或远洋航运的终起点及装卸货物的重要口岸，天津因此成为中外通商大港，中国北方国际航运交通枢纽，是天津走向世界的标志之一。

六、外贸使天津走向世界、世界了解天津

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使天津成了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学习外国科学技术、了解世界形势和经商贸信息的重要渠道，交流东西方思想文化乃至传播宗教信仰的重要场所。

（一）随着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外国机制产品大量输入天津，各种经、贸信息及机制产品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也随之传入天津乃至华北城乡。中国民众在使用进口机制产品过程中，提高了产品质量意识。为了学习西方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一是对进口机制产品进行仿制，天津北洋劝业铁工厂仿制日本铁轮脚踏织布机和天津启发木械场仿造日本织布机就是突出的实例；二是买进生产设备、引进生产技术，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津先后买进外国生产机器和设备以及聘请外国技师来华传技等举措来促进天津近代工业发展更是例证。

（二）随着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各国在津租界是列强对华侵略掠夺机构较集中的地区，亦是中外关系交往的场地。

为适应中外各方面关系发展，天津各国租界先后设立的殖民统治机构：如工部局、领事馆、警察巡捕房、居留民团以及从事经、商、贸、金融活动的各式各样的公司、洋行、银行、加工厂、生产厂、商店等就成了中外关系交往的重要场所。租界里市政建设蓬勃兴起：建码头、筑道路、架桥梁、办电厂、设自来水厂、兴邮政、修下水道、立医院、经营市内电车、汽车交通及宾馆饭店等为中外关系交往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和手段以及生产技术、科学管理尤其是市政建设的技能和经验传入天津。租界里的楼、堂、馆、所建筑便是欧洲各国建筑艺术和风格在天津的集中体现，亦是中外关系交往的见证，当然西方国家的腐朽生活方式也随之传入了天津。这些都表明天津已迈进了世界城市的行列。

（三）随着开埠通商及对外贸易发展，天津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天津。这就需要培养沟通彼此交往的人才、兴办传播媒介，于是立学校、兴邮政、设通讯、办报纸就为当时中外当局倍加重视。

天津兴办培养这类人才的学校是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首座这类学校是美国驻津领事馆秘书丁家立创办的“中西书院”。该书院成立后招有中国学生数十名。这是外国人在华兴办的第一所不带宗教色彩的学校。继之是英籍德国人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办的“博文书院中西学堂”，后因经费等问题夭折。

中国官方办的有天津“北洋西学堂”，不久改为“天津大学堂”，后又改为“北洋大学堂”，按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两校设学科。它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化的高等学府。

另有直隶总督王文韶办的用西文教学的“育才馆”，严复办的“俄文馆”以及法国人办的“法汉学堂”，基督教青年会办的“中学堂”等。

外国人在津办学自然有其目的，但在发展中外之间政治、经济关系，传播中外科学技术、生产管理经验，交流东西方思想文化等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培养了一批人才，推动天津走向世界。

设邮电、兴通讯、办报纸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传播信息的一个最重要途径。它对天津走向世界和对近代天津外贸发展是功不可灭的。

1878年德璀琳奉命办的“海关书信馆”，以试办五口（京、津、沪、牛庄、烟台）邮务，随之成立了天津“海关书信馆”的代理机构—“华洋书信馆”，收寄华洋书信，是近代中国邮政之开端。它对传播中外各方面信息、让世界了解天津、天津走向世界、促进天津外贸发展起了不可小视的作用。

1879年天津大沽、北塘间首次架起电线，随之成立了天津电报总局，创办电报学校，聘外国人教学，继之津、沪间电报开通，有线、无线通讯从天津通达国内外众多城市和口岸，有力推动着天津外贸发展和天津走向世界的步伐。

1886年德璀琳与怡和洋行经理笳臣创办的《中国时报》（英文版）^[9]，是天津第一家报纸，也是外国人在津办的首家报馆。尔后有1894年英国人马克里希办的《京津泰晤士报》（英文版、周报），1906年英国人办的《华北每日邮报》（晚报），1915年比利时天主教神甫办的《益世报》等。外国人在津办报，其宗旨虽为帝国主义侵华政策服务，但在传播中外文化、发展中外政、经、商、贸等方面的关系，扩大天津在世界上的影响，推动天津走向世界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欧美国家的天主教、基督教、耶稣教等教会在天津设堂传教，除带有侵华政治色彩外，客观上亦起了中外思想文化交流的作用。

综上所述，天津走向世界是天津开埠通商和对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天津走向世界，使天津成了中国北方对外通商贸易最大的口岸、河海水陆交通比较发达的大商埠、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市场、中国第二大工商经贸和金融大都市、华北经济中心。由此观之，在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走向集团化、专业化、地区化、国际化时代，天津对外实行开放、引进政策，必将使天津进一步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国际港口大都市，并以崭新面貌矗立于世界的东方。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注释】

[1]《津门保甲图说》，1846年版。

[2]《天津简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9页。

[3]姚曾荫主编：《国际贸易概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页。

[4][美]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

[5]依据1899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有关数据计算。

[6]依据[日]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天津志》一书有关数据计算，明治四十二年（1909）9月印行。

[7]依据蔡谦、郑友揆：《中国各通商口岸对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一书有关数据计算，商务印书馆1936年刊行。

[8]李洛之、聂汤谷编著：《天津的经济地位》，1948年3月印行，第13、18页。

[9]1891年停刊，1895年复刊改为《直报》，1904年又改为《中外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