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兴起时期的基本特征

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兴起时期的基本特征

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兴起时期是指1861～1899年这一时期。这一时期天津外贸的基本特征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贸易，上海对外贸易的附庸，英国控制了天津对外贸易。

一、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贸易

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起，被迫同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致使外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中国命运。与外贸紧密相关的如海关、关税及征税、港口引水与航政、货币汇兑、航业、商检和保险等均为外国人执掌或控制。外国人在华享有各种特权，把持外贸经营权，控制进出口贸易各主要环节，使近代中国及天津外贸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色彩。这种贸易性质的色彩突出表现是：外贸发展变化同外国侵略者的侵华掠夺紧密相关，进出口商品均以外国人的利益为转移，外贸一开始就处于入超状态并呈上升势头，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交换是不等价的。

这一时期天津外贸发展虽有猛升突降现象，但基本上是处在微升略降缓慢渐进的发展状态中。这种状态的出现，虽有国内外多方面因素，但外国侵略者对华侵略掠夺则是最重要原因。开埠初期的1861～1866年贸易货值，年均以81.04％增长速度发展^[1]，主要原因是外国侵略者在刚刚打开地处中国北方最佳位置的天津口岸后拼命向天津输入大量鸦片和棉纺织品。1867年天津外贸出现猛跌后，直到1879年才略过1866年发展水平，原因之一是外国侵略者鉴于当时种种因素的限制，认为在天津从事贸易活动不如集中在上海进行更为有利，就将在津刚设立的贸易机构和派遣的人员大多撤回上海。1870年天津外贸突降的最根本原因是当年天津发生了教案，中外关系一度紧张。1880年后天津外贸开始较快发展，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融资的新式银行在津出现，贸易所需资金便于解决。1888年铁路交通在北方出现，使天津口岸同腹地交通有了较大改观。但铁路修筑却是清政府向外国侵略者出卖路权的结果。可见促进外贸发展的重要因素亦同外国侵略者侵华相关。1894年后天津外贸飞速增长，是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侵华步伐，掀起了瓜分中国浪潮，在华北、平、津地区进行经济渗透和掠夺进一步加深的结果。

这一时期天津进口大宗商品主要是鸦片，其次是纺织品。最初鸦片进口年为3000—4000担，有的年（1874年）高达5331担^[2]，更高的年是1866年为9162.85担，比重约在1/3，如1863年占了当年进口货值的36.42％。鸦片之所以成为当时外国侵略者（即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华倾销的大宗商品：一是当时除了纺织品倾销中国尚可获利外没有再比鸦片输入中国更能获利的商品了；二是鸦片输入中国可毒害中华民族的身心健康，使之永远受其奴役。从19世纪70年代起，鸦片输入天津才未呈上升之势，20世纪初（1910年）鸦片输入天津才基本停止，海关册上才没有鸦片进口统计。鸦片进口减少直至消失：一是中国能够生产鸦片；二是政府禁民吸烟；三是鸦片贸易有损英国形象。鸦片输入减少，纺织品进口猛增，鸦片进口的大宗商品地位渐为纺织品所取代。1863年纺织品进口只占当年天津进口货值16.24％，1871年取代鸦片进口成为第一大宗进口商品地位后，1873年占进口总值的65.1％，1892年达70％左右。

进口商品还有糖、铁路器材和军火，也是这一时期一度占有重要比重的进口商品。1898年上述三种商品进口所占比重分别达到19.36％、25.64％、5.02％。铁路器材进口是外国侵略者出于对中国北方经济侵略掠夺需要，军火进口是为控制中国政局。

出口商品同进口商品一样亦以外国侵略者需要进行。下列商品是这一时期天津出口的大宗商品：豆类、猪鬃、皮张、兽毛、杏仁、枣类、鹿茸、药材等，皆为外国侵略者急需产品。

综观这一时期天津进出口商品：鸦片进口既不利中国经济发展，还使大量中国白银外流，其危害程度大大超出经济范畴，危及中华民族生存；机制纺织的品输入扼杀了中国民族工业兴起和发展；军火进口加剧了中国军阀混战，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这些无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商品进口，还需中国输出大量农、副、土、特产品以抵消货款。可见，这一时期天津进出口商品无一不以外国侵略者的利益而定。

这一时期外国工业品（机制品）和中国农产品交换是不等价的，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经济侵略掠夺的一种手段。在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或说工业国和农业国之间的产品交换是不公平的。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先进、劳动生产率高、生产力水平比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高得多，生产商品消耗的实际劳动量比国际社会生产付出的平均劳动量要少得多，但它却以高出国际社会生产付出的平均劳动量市场价格向中国出售产品；从中国“收购”产品时却又以低于国际平均劳动量市场价格，甚至还低于中国市场价格；它们还通过对国际市场部分垄断或控制，利用“援助”形式，在国际市场上的贱买贵卖等手段同中国进行贸易。所以工业国和农业国、资本主义国家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产品交换是不等价的，仅就产品生产各所付出的劳动量和劳动强度就不平等。不平等差距一般要达数倍甚至数十倍。这种情况不仅在19世纪比较严重，就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也是严重的：如中国进口的汽油价格1944年就比1925年上涨了1480倍，而中国出口的桐油价格同期只上涨了360倍；中国进口的人造丝价格1944年就比1925年上涨了626倍，而中国出口的生丝同期只上涨了129倍^[3]。20世纪的国际社会比19世纪进步了许多，二者间的商品上涨价格如此悬殊，可想19世纪二者之间商品价格的差异将是何等惊人，然而它还冠以“平等”贸易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

近代天津外贸一开始就处于入超状态，1861～1899年间进口洋货值为624 445 931两，1865～1899年间进口洋货净值是518 506 566两，1865～1899年间进口土货净值为350 503 412两，1861～1899年间出口土货值是147 469 090两（1874年起为海关两，之前是津行化两，1.05津行化两等于1海关两）^[4]。这些数据说明：无论是洋货进口货值还是洋货进口净值或是土货进口净值都大大超过了土货出口货值，超过的倍数分别为3.23倍、2.51倍、1.37倍^[5]。其中洋、土货进口净值是从1865年起算的。这种进口超过出口倍数，则是贸易入超倍数。天津外贸的第一年就出现了入超。是年（1861年）洋货进口值是5 014 071两（津行化两），土货出口值是461 573两（津行化两），入超为9.86倍，之后入超就始终存在于外贸之中。1866年入超是5.16倍，1874年达14.44倍，1879年为10.3倍，1889年是4.64倍，1899年为3倍。这一时期的前阶段入超倍数呈上升势头，后阶段呈下降趋势，但入超绝对值却猛增：1874年入超倍数14.44倍，入超值是1 653 791海关两；1879年入超倍数降为10.3倍，入超值却升到20 404 978海关两；1899年入超倍数3倍，入超值竟升到46 202 948海关两。1899年与1874年比较入超倍数降了3.8倍，入超值却上升了26.93倍^[6]。以洋货进口净值同土货出口值比较，入超也是大的，1870年入超15.26倍，入超值是11 201 599两（津行化两）；1899年入超倍数减了9倍，入超值却增长了1.9倍多，入超值达32 578 981海关两。如果洋、土货进口净值加在一起与土货出口值相比，入超倍数和入超值的悬殊将更大。虽然土货出口值增长比洋货进口值增长速度要快许多：1899年与1880年相比洋货进口值只增长2.86倍，土货出口值却增长了5.13倍，但洋货进口值却大大高于土货出口值^[7]。

综观这一时期天津外贸起伏升降原因、商品进出口种类、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不等价交换、贸易入超与入超绝对值猛增等情况，不难看出近代天津外贸一开始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贸易。

二、是上海对外贸易的附庸

这一时期天津进出口贸易多经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直接进出口贸易很少，1867年前天津市场上的外国货物几乎要通过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口而来。据记载：“1866年上海进口的棉制品一半是运到天津和烟台的，天津贸易的四分之三是棉、毛制品。为了省钱，北方的许多中国商人派人来上海采购这些纺织品。”^[8]直到1875年天津直接进出口贸易为当年进出口贸易值的23.37％，有76.63％的进出口贸易值要经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1889年直接进出口贸易值为进出口贸易值的17.66％，竟有82.34％的进出口贸易值要经转口出入。1899年分别是32.77％和67.23％。直接进口洋货值比重更小，1878年为洋货进口总值的9.93％，有90.07％的洋货值要从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口而来；1899年分别是26.56％和73.44％。“1894年，天津进口洋货净值2177万（海）关两，其中直接从国外进口净值仅455万（海）关两，而由上海转口输入的则达1311万（海）关两，达天津进口总值的60％。”^[9]土货直接出口值占土货出口总值1879年为0.17％，1899年是5.62％。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天津外贸成了上海对外贸易的附庸。尽管19世纪80年代起天津外贸有了较快发展，直接贸易由1889年占进出口贸易值17.66％上升到1899年32.77％，经由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口贸易在减少，但经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口的间接贸易，始终占了这一时期天津外贸的主要部分。

这种情况出现：第一，天津当时尚不具备直接对外贸易条件。1881年前天津没有银行，贸易资金、贸易结算、货币汇兑全得在上海解决。经营天津对外贸易的洋行多是上海的外商洋行设在天津的分支机构或代理行，天津对外贸易实际上就是上海外商洋行对外贸易的组成部分。中国商人所从事的天津对外贸易大多是在天津同外国商人或洋行进行的，也有在上海同外国商人或洋行进行的，少有直接同国外贸易机构或商人进行的，就是天津外国商人和洋行与国外贸易机构直接进行的贸易也不多。第二，天津与腹地交通运输条件很差，远洋航运又不发达，航行欧美国家船只多在上海起航。当时天津港口码头及海河航道条件不佳，远洋货轮多不能驶入市区河岸码头。第三，上海是中国对外贸易基地，是中国沿海、远洋航线最适中的港口，是东方国际货运终起点之一，各国“凡行销北方及长江各埠之洋货，辄先运沪存储，以便转运外埠”^[10]。从上海转运到华北各口岸的进口货值1877年占了上海直接从国外进口净值的20.73％，1887年升为30.57％，1894年是22.97％；华北各口岸经上海转出口的货值，1877年占上海出口总值的13.15％，1887年为27.07％，1894年是19.33％^[11]。第四，上海是列强对华侵略掠夺最大基地和大本营。上海外商洋行1859年已达75家，其中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就有62家^[12]；上海外商银行1860年已有6家。此外，外国人在上海开设的商店、行栈以及从事贸易活动的机构比比皆是。

三、英国控制了天津对外贸易

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时期英国在天津外贸中处于垄断和控制地位。尽管日、美两国在天津外贸中占有很大比重，有时甚至超过英国，但在19世纪期间，由于英国综合实力在世界上比较强大，在中国权益又居各国之首，所以它对天津外贸垄断和控制始终为他国难以取代。其间天津外贸情况是：

1900年前后天津外贸地区已遍及欧、美、亚、非、澳各洲，主要国家和地区是英、日、美和香港地区，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这三国及香港始终占了重要比重。这一时期，三国和香港在天津直接进口贸易中，英国比重1873年为24.66％，1888年为3.86％，1893年为25.26％；日本比重1873年是19.62％，1888年为10.68％，1893年是23.32％；香港比重1873年为54.16％，1888年为54.6％，1893年是43.18％；美国比重1888年为0.19％，1893年是2.14％。在天津直接出口贸易中，英国比重1873年是18.15％，1888年为36.67％；日本比重1873年是41.55％，1888年为30.66％，1893年是16.08％；香港比重1873年是22.8％，1893年为73.99％；美国比重1873年是17.49％，1888年为28.92％，1893年是9.24％^[13]。不难看出，1900年前三国及香港在天津直接进出口贸易中香港第一，日本第二，英国第三，美国第四。英国本身并不占多数，由于香港是英国属地，1900年前香港多是英国在东方地区贸易的转口港，是英国同中国及亚洲地区进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香港同天津贸易实际上起着英国对天津贸易作用。这样，英国及香港在天津贸易中便处于垄断与控制地位。在天津直接进口贸易中，1873年比重为78.82％，1888年是58.46％，1893年为68.44％，1898年是48.70％。在天津直接出口贸易中，1873年比重为40.95％，1893年是73.99％，1898年仅香港就达72.30％。

天津口岸进出口船只及吨位量，1900年前特别是甲午战争前，英国船只吨位量名列各国之首：在天津远洋货运方面，英国船只货运量始终位于第一。1861年进出天津口岸222艘船只中，英船78只占总数35.13％；船只吨位总量是54 322吨，英船21 342吨占39.28％。十年后的1871年进出天津口岸船只628只，英船226只占35.98％；船只总吨位量248 351吨，英船105 172吨占42.34％^[14]。1894年英船占进出口天津船只的54.2％，总吨位量的57.20％。1865～1894年的30年间，英船出入天津口岸是英、美、德、日、法五国船只总数的71.20％，船只吨位量为五国之和的37％^[15]。

上述数据表明，1900年前天津对外贸易为英国主宰。美、日两国虽在天津对外贸易中比重增长很快，但实力远不及英国。

英国控制天津外贸原因：

第一，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英国产业革命早，经济比较发达，是当时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工业生产1870年占世界生产总量的32％，有“世界工厂”之称。19世纪70年代英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2％，相当于德、法、美三国对外贸易总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英国贸易总额才降为世界贸易总额的15％。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运输船队，货运吨位量超过荷、法、美、俄等国商船吨位量的总和^[16]。

英国在海外投资是当时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举1913年为例，英国海外投资为40亿英镑，相当于英国国民财富收入的1/4，占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投资总额的一半，其中半数左右投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17]。

英国是当时世界上头号殖民主义者，拥有殖民地面积也是任何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望尘莫及的。1914年英国拥有殖民地占全球面积的1/4，是各殖民主义国家拥有殖民地面积总和的1/2，有“日不落帝国”称号^[18]。

第二，英国是侵华急先锋。

英国是两次鸦片战争祸首，是近代以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掠夺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急先锋，是强迫中国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国家。

第三，英国控制了天津进出口贸易各主要环节。

旧中国海关是管理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征收关税的机关。执掌海关行政大权的海关总税务司，始终为英国人担任。天津海关是管理华北地区进出口贸易和征收进出口关税最重要的海关之一，从它成立之日起，大权就操纵在英国人手中。1861年成立到1941年日本人接管止，30任天津海关税务司（不计署理、代理海关税务司），除美、德各2人，日、比、匈、丹、法、意等国各一人外，其余20人全为英国人^[19]。可见天津海关长期为英国人牢牢控制着。

英国控制天津贸易，主要是通过它设在天津洋行和银行来实现的。

英国在津洋行，不仅建立早、势力大、经营范围广，而且还有分工：有专门从事进出口贸易，有专门从事商品打包，有专门从事商品采集和推销，有专门从事货物运输，还有专门从事货运保险等等。英国在津洋行1867年就占各国在津洋行总数的一半，19世纪80年代末还占1/3。

英国在津太古、怡和两大分行，不仅包揽了天津进出口贸易业务，而且还垄断了天津进出口贸易的海上和内河运输。

英国在津银行，主要是汇丰、麦加利银行。它以成立早、实力强、资金足等优势控制了天津金融、贸易及国际货币汇兑等业务，是英国控制近代天津外贸的经济支柱。

此外，天津港务、航政等一切业务和运输设施及港口引水权等都为英国人控制或操纵。

这些都为英国控制天津外贸具备了条件。

综观近代天津外贸兴起时期的基本特征，不难看出：主权丧失、经济落后、政治腐败的国家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必将成为外国侵略者侵略掠夺对象，处于受凌辱受压榨地位。要摆脱这种“弱肉强食”的处境，只有解放生产力，牢掌国家主权，奋发图强，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全民族历史责任意识。

（原载《天津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

【注释】

[1]依据1865—1866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所载数据计算。

[2]1874年《津海关贸易报告》。

[3]《中国对外贸易概论》编写组：《中国对外贸易概论》，中国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

[4]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5]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6]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7]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8][美]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

[9]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10]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所载数据统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第30—31页、第68—75页。

[1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所载数据统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第30—31页、第68—75页。

[12]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所载数据统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第30—31页、第68—75页。

[13]王怀远：《旧中国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见《北国春秋》1960年第1期第75页。

[14]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15]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16]樊亢等编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4、82、83页。

[17]樊亢等编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4、82、83页。

[18]樊亢等编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4、82、83页。

[19]《津海关档案》，4目录918—979号卷，9目录1745—1767号卷，11目录17号卷，17目录11—29号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