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间天津对外贸易的基本特征

两次世界大战间天津对外贸易的基本特征

两次世界大战间是指1919～1937年这段时间。其间天津外贸的基本特征是：近代天津外贸发展的黄金时代；英、日、美等国激烈竞争垄断天津外贸。

一、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的黄金时代

两次世界大战间天津外贸发展的黄金时代，原因是：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各种因素对天津外贸发展有利：一是“一战”中无论是国力丧尽还是大伤元气或是损失惨重或是受损不大甚至发了战争财的国家，战后都需要恢复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医治战争创伤。这样，起“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作用的国际贸易便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二是“一战”后各国实行的金本位制使货币相对稳定及1924～1929年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上升亦对国际贸易发展有利；三是一些国家如德、意、日在30年代后进行扩军备战，随之英、美、法也扩大军工生产，都需从国内外攫取战略物资并向海外倾销商品、掠夺资源，客观上起了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作用；四是1929～1932年间出现的世界经济危机，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为转嫁危机损失，拼命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倾销商品，也是此间国际贸易加快发展的因素。总之，两次大战间出现的诸多因素，客观上都从不同方面和角度推动了天津外贸发展。

其次，国内外水陆交通运输网络进一步发展和运载工具进一步改进，是此间天津外贸飞速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这一期间天津已是内连三北城乡大市场、外通中国沿海各通商口岸及世界各国港口都市的大商埠，对外贸易地区和国家发展到百余处，是谓近代天津外贸遍及全球各个角落范围最广泛时期。广泛的国内外大市场是此间天津外贸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次，1900年以来帝国主义势力全面入侵中国内地城乡市场，各国商人蜂拥而至，入内地办公司、开商号、购销产品、开拓市场，客观上助长了中国内地城乡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给天津外贸飞速发展增添了条件。

以上诸多因素，使这一时期天津外贸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近代天津外贸发展的黄金时代是：进出口贸易货值飞速增长，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国对华贸易中有着重要地位。

（一）贸易货值飞速增长

近代天津对外贸易（1861—1948年）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1861—1899年兴起时期；1900—1937年发展时期；1938—1948年衰退时期。每个时期又有不同的发展阶段。

近代天津外贸货值飞速增长，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9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间最为突出。1932—1937年间天津外贸发展尽管同1931年比较有了下降，但在近代“天津外贸发展中处于比较快的年代”，亦属近代天津外贸发展时期的贸易。1938—1941年及1946—1947年天津外贸，年均货值虽不低于1919—1931年年均发展水平，但它含有许多虚假成分。这些年贸易货值增长：一有人为因素，二有物价暴涨因素，概括地说是战争造成的，不是贸易在正常发展情况下出现的，它将随着战争的变化而变化，1942—1945年及1948年天津外贸急剧下降就是明证。所以近代天津外贸衰退时期以七七事变为起点比较妥当。

1919—1937年间天津外贸飞速增长，可从下列三个方面考察：

从贸易货值看：1919—1937年进出口贸易毛值3 617 013 656海关两，年均278 231 879海关两，比1900—1918年年均101 056 607海关两增长1.75倍，比1861—1918年年均增长7.8倍；进出口贸易净值共3 524 141 916海关两，年均为271 087 839海关两，比1900—1918年年均108 937 063海关两增长1.48倍，比1865—1899年年均28 872 405海关两增长8.38倍；1932—1937年间贸易年值无论是毛值还是净值，也无论是计入走私货值还是未计入走私货值都比1900—1918年年均贸易值要高一倍多，比19世纪年均贸易值高出6—8倍^[1]。

从税收看：1919—1937年共收关税270 275 065海关两，年均为14 225 003海关两，比1900—1918年年均3 200 595海关两上升3.44倍，比1861—1899年年均476 140海关两上升28.87倍^[2]。

从进出口船只吨位量看：1919—1937年进出口船只吨位量共89594349吨，年均4 715 491吨，比1903—1918年间年均2 121 614吨增长1.22倍，比19世纪22个年头的年均614 454吨增长6.67倍^[3]。

以上几个方面统计数据清楚地说明：此间天津外贸货值、税收、吨位量快速猛增，实为近代天津外贸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二）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以来天津在全国外贸中比重大为提高，1919年在全国几大通商口岸中位在前三四位，1932年开始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19世纪中国对外通商大港有：上海、广州、厦门、汉口、福州、宁波、汕头、天津、烟台、牛庄，号称十大通商口岸。20世纪50年代前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对外通商大港是：上海、广州、大连、天津、汉口、青岛、九龙。天津在全国外贸中的比重：1868—1899年年均占3.26％，居上海、广州、厦门、福州、汕头、汉口之后第七位。可见影响是有限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进入20世纪后比重有了明显提高，1900—1918年年均比重升到5.35％，超过汉口、厦门、福州、汕头，位上海、广州、大连、九龙之后居第五位。1919—1931年年均比重升到8.07％，超过广州、九龙，居上海、大连之后的第三位。九一八事变后大连列入“满洲国”外贸范畴，天津外贸就在大连缺席情况下，从1932年起到1946年无论是进出口值、还是土货出口值、或是洋货进口值，均居上海之后占全国第二位。1932—1937年年均比重11.30％^[4]。

从税收看：1863—1899年天津在全国关税收入中所占比重年均3.30％，居上海、广州、汉口之后。进入20世纪后比重成倍上升，1900—1918年年均比重7.7％，虽不及上海比重，但与广州、汉口比重不相上下。1919—1937年年均比重升到8.37％，超过广州、汉口，亦越大连九一八事变前水平，居全国第二^[5]。

进出口商品在全国也占有一定比重，一些商品在全国同类商品的进出口比重中是惊人的。进口方面：以1919—1930年计，煤油年均占17.64％左右，1919年达46.69％；棉纱约占9.84％上下，1923年达15,96％；面粉占23.97％左右，1927—1929年年均占28.36％^[6]。出口方面：蛋产品1919—1931年间年均占17％左右，1927年达23.49％^[7]；棉花1919年后逐渐占半数或半数以上，1932年竟达93.40％^[8]，处于垄断地位。

以上数据表明：1919—1937年天津外贸在中国外贸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是此间中国外贸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在各国对华贸易中有着重要地位

天津始终是中国北方外贸基地、经济中心和商品集散市场，是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商埠，在各国对华贸易中占有重要比重，是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各国同天津贸易在其对华贸易出口比重看：加拿大1919年占12.91％，1927年为35.61％；法国1919年占17.59％；日本1927年占25.25％，1931年为15.93％；德国1931年占10.34％；希腊1931年占26.38％；阿根廷1931年占25.63％；丹麦1931年占18.86％；荷兰1931年占17.90％；西班牙1931年占31.77％^[9]。

从各国同天津贸易在其对华贸易进口比重看：加拿大1931年占25.33％；英国1927年占25.53％，1931年为23.15％；德国1927年占15.97％，1931年是12.58％；日本1919年占11％，1927年为12.75％，1931年达13.58％；美国1927年占25.53％，1931年是23.05％；新西兰1931年占65.44％；古巴1931年占62.50％；西班牙1931年占30.90％；瑞士1931年占25.24％；澳大利亚1931年占27.16％^[10]。

举这三年为例，是因这三年在中国发生了有较大影响的政治事件：1919年巴黎和会对中国山东问题的不公正处理，激起了中国人民义愤，爆发了声势浩大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1927年是中国军阀割据及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殊死搏斗最为严峻的年代；1931年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这些政治事件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必然影响到天津同这些国家贸易。然而这三年天津在各国对华贸易中仍占有重要比重，可见其他年份天津同各国贸易必然是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商埠。

二、英、日、美等国激烈竞争垄断天津外贸

北京是中国首都时，天津被西方殖民主义者视为“欧洲列强一个足以威胁京城的基地”^[11]；南京是首都后，天津仍以本身地位之重要，亦是中国北方政治、经济和军事重镇；20世纪30年代前后天津已是中国第二大工、商、贸易、金融大都市，华北经济中心，国内外统一大市场的中国北方中心市场；天津外贸亦可左右中国外贸发展的程度，垄断天津外贸必将影响到天津乃至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而控制三北市场，亦可从中国北方获得更多经济权益。所以“一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极力重返中国市场，力图恢复在天津失去的权益和地位。战前在中国处于主导地位的英国，虽因战争大伤元气，实力大减，但不甘心就此失去在中国及天津的贸易地位；战时在中国及天津经济实力猛增的日、美两国，战后实力更加膨胀，极力加强和扩大同天津贸易；德国虽是战败国，但潜力大，战后恢复快，亦试图重振旗鼓，夺回战前在天津的外贸地位。这样，两次大战间英、日、美、德等国对天津外贸垄断的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直到七七事变才告终结。

同天津外贸比重的多寡，是衡量各国在天津外易中的地位和实力，也是考察各国垄断或左右天津外贸程度的尺度。因此，上述几国在战后都加强了同天津贸易。由于种种原因，战后日本在天津外贸比重中的总趋势是下降的，但仍居各国之首。在天津进出口贸易中，日本比重：1921年是40.82％，1933—1935年间降为28.20％^[12]。日本比重下降的原因：一是英、美、德国家不甘落后，拼命加强同天津贸易；二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加快了侵华步伐，激起中国人民多次掀起反日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三是“一战”结束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亦波及日本。

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间唯一能同日本竞争垄断天津外贸的国家。在天津外贸中它同日本比重不相上下，且增长很快。1919年美国在天津进出口贸易中比重是17.56％，与日本65.62％比重相差甚远，1921年则升为32.42％，虽比不上日本当年40.82％比重，但两国发展趋势却成了鲜明对比，美国上升近一倍，日本下降了1/3还多。1933—1935年间美国比重26.78％，接近日本28.20％比重^[13]。说明两次大战间日、美两国垄断天津外贸的竞争是激烈的，当然也是两国对华北地区加紧侵略和掠夺的反映。

战后英国在天津外贸中尽管比重不大，位在日、美之后，但其比重不断提高却显示了英国在战后不甘落后的决心。在天津进出口贸易中英国比重，1919年4.42％，1921年10.03％，两年间增长一倍多，增长惊人。1933—1935年间英国及其属地比重为9.3％^[14]。

资本输出是19世纪末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经济侵略掠夺最重要的手段和内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资本输入，既可操纵中国政治，又能控制中国经济。以贸易言，资本输入中国既能抵消对华贸易逆差，又可向华倾销商品及增强在华贸易实力。所以，各国在竞争垄断天津外贸中极力向天津输入资本。两次大战间，英国输入天津资本占了绝对优势，为各国之首。以1936年为例，各国向天津输入资本的比重：英国44.50％，日本是20.30％，美国为13.30％，法国是9％，德国为5.99％^[15]。投资天津进出口行业，英国是各国投资的总和：1930年英国投资所占比重为55.10％，1936年是55.04％；日本投资比重分别是10.8％，10.74％；美国是17.5％，17.43％；法国为4.5％，4.53％；德国达12.2％，12.24％^[16]，都远不及英国。投资天津航业，是各国发展同天津直接贸易的首要条件，也是各国竞争垄断天津外贸货运的重要实力。在这方面英、日两国竞争是激烈的。以1936年投资天津航业为例：英国所占比重是47.95％，日本是41.1％，美国是3.12％，法国为2.74％^[17]。可见英、日两国在航业方面投资是旗鼓相当的。

从进出口船只吨位量看，也可观察各国竞争垄断天津外贸概况。在这方面英、日两国竞争最为激烈：进出天津口岸船只吨位量，1920年英为846 573吨，日是735 906吨，美为273 510吨，英比日多了110 667吨，美远在英、日之后；1925年英升为1 264 107吨，日增到1 840 500吨，美是370 446吨，德为284 019吨，日比英多576 393吨；1929年英为1 514 907吨，日是2 124 113吨，美为393 005吨，德是476 926吨，英比日又少609 206吨，美从高于德而少于德了；1936年英为1 714 231吨，日是1 442 589吨，美为77 243吨，德为452 571吨，英比日又多271 642吨，美远在德之后^[18]。

在天津和华北各口岸的商品进出口中，英、日、美、德四国分别垄断了某些商品的进出口，以1935年为例，在下列出口产品中日本所占比重：棉花65.7％，皮革95％，煤80.19％，滑石粉95.3％；在下列进口商品中日本所占比重：棉布95.4％，人造丝94.4％，丝织品89.2％，铁、钢45％，自行车及其零件83.8％，电器54.8％，海货88.4％，面粉78.3％，胶鞋类98.4％。可见上述商品在天津及华北各口岸的进出口中，日本处于垄断地位。美国却在另一些进出口商品中占了优势，天津出口的羊毛美国占了84.5％，熟皮货、生皮货销往美国分别是77.8％和92.9％，绒毯和猪鬃美国分别购去40.4％和55.2％；进口天津和华北各口岸的石油，美货占35.9％，汽油类挥发性物品美货占了34.6％。英国的优势是在天津蛋品输出方面占了首位，达到49.5％；进口天津及华北各口的毛织品，英国货占了45.4％。德国也有自己的优势，如进口天津的铁轨及其零件，德国货占了49.5％，染料为53.3％^[19]。总之在天津及华北各口岸的进出口商品中，各国都具有自己优势和特色。

各国争夺华北市场更是激烈。这里举各国在太原市场上竞销自行车为例：最初太原市场上自行车销售为德商洋行销售本国厂家生产的“五人牌”自行车所独占。由于获利可观，英商加利洋行千方百计地将本国厂家生产的“兰花牌”、“狮马牌”自行车打入太原市场，迅速改变了德商独占局面并达到了垄断地位。但好景不长，却为红了眼的日商洋行廉价倾销本国生产的“僧帽牌”、“飞马牌”自行车所挤垮。日本人为挤垮英商生意，在自行车的包箱里惠赠顾客半打高级背心，又仿英国“兰花牌”自行车式样生产的“兰正牌”自行车，美观程度并不比英货逊色，而且价格压到只及英货的41％（每辆自行车英货85元，日货只有35元）^[20]。这样，太原自行车销售市场就为日货垄断了。由此可见，各国洋行在华北争夺市场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

总之两次世界大战间，英、日、美、德对天津外贸垄断与竞争是多方面的：有进出口贸易货值，有进出口船只吨位量，有资本输出，有商品进出口，还有对市场的争夺等等。日本在进出口贸易货值方面占据首位，在船只吨位量方面常与英国旗鼓相当，进出口商品占垄断地位最多；美国在进出口贸易货值方面虽不及日本，但却处上升势头，也垄断了不少进出口商品；英国在进出口贸易货值虽远在日、美之后，但投资却为日、美所不及，有时甚至超过各国在津投资总和，在船只吨位量方面始终是日本竞争对手，在进出口商品中也垄断了一些商品；德国也有自己的优势，只是远不及日、美、英三国而已。

综观两次大战间天津外贸的基本特征，清楚地说明：外贸要发展，必有稳定政局，和平环境；同时要善于抓住机遇，创建良好的贸易条件，扬长避短发挥自身优势。天津是中国不可多得的外贸通商大口岸，是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商埠，在中外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起过重要作用，是近代外国势力在华角逐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充分把握天津有利的地缘等优势条件，使之为今天改革开放、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再现生辉。

（原载《中国民航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注释】

[1]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2]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3]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4]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5]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6]依据《最近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图解》（1912—1930年）所载数据计算，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调查部1931年出版。

[7]依据《商业月报》第13卷第5号第2页所载数据计算，1935年5月出刊。

[8]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编：《天津棉花运销概况》，1934年8月出刊，第40页。

[9]依据蔡谦、郑友揆：《中国各通商口岸对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一书所载有关数据计算，商务印书馆1936年印行。

[10]依据蔡谦、郑友揆：《中国各通商口岸对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一书所载有关数据计算，商务印书馆1936年印行。

[11]《天津历史资料》，第2期第9页。

[12]王怀远：《旧中国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见《北国春秋》1960年第2期第41页。又据《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有关年份的统计数据计算。

[13]王怀远：《旧中国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见《北国春秋》1960年第2期第41页。又据《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有关年份的统计数据计算。

[14]王怀远：《旧中国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见《北国春秋》1960年第2期第41页。又据《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有关年份的统计数据计算。

[15]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16]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17]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18]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19]李洛之、聂汤谷编著：《天津的经济地位》，1948年3月印行，第13、14等页。

[20]渠绍森、庞义才编：《山西外贸志》上（初稿），1984年1月印刷，第189—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