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天津对外贸易的基本特征

抗战时期天津对外贸易的基本特征

抗战时期天津外贸的基本特征：天津外贸殖民化。标志是日本垄断了天津外贸，把天津外贸纳入战争轨道，为其扩张侵略政策服务，成其推行“以战养战”政策的手段，将天津外贸推进了死胡同。

一、天津外贸殖民化

（一）天津外贸殖民化的由来

日本发动七七事变侵华战争目的，是要独占中国、称霸亚洲、争雄世界。为实现上述野心，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日本在侵占的中国领土上推行“以华制华”政策。

为实现其目标，日本在华北各地先后建立傀儡政权，如“维持会”“新民会”“自治会”“分署”“政府”等。1937年12月在北平建立了统辖华北四省（冀、鲁、豫、晋）分署及平、津、青三个特别市公署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仰赖于日军刺刀尖支持下过日子的华北各级傀儡政权出笼后，忠实秉承日本人意志，为其对外扩张侵略政策摇旗呐喊，成其在华代理人、马前卒。华北、平、津就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了。

与此同时日本占领当局全面接管华北，尤其北平、天津、青岛三市的一切经济部门和生产部门，以“军管理”、“委托经营”、“中日合办”、“租赁”、“收买”等形式将三市企业收交日本“东洋”、“钟渊”、“丰田”等私人株式会社经营管理。天津各大工业如电力、机械、纺织、化工、皮革、粮食加工，公共事业如交通、邮政、航运等皆为日本人收办。

为有计划有步骤地掠夺华北资源、控制华北经济，1938年10月日本政府与三井、三菱、住友等财团在东京成立旨在掠夺华北经济的“国策会社”，即“华北开发会社”（亦称“华北经济开发会社”“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或“华北开发公司”等），在北平设立分社，之后取代东京总社地位。这是一个以军事为后盾、政府为后台对华北经济全面侵略掠夺的总决策机关。它一出现就总揽了日本在华北的各种经济侵略掠夺机构。这一机构尽管经营范围着重于煤、铁、矿产、钢铁、公用事业、交通运输、机器制造、轻纺、化工等，但也不放松对华北农、副、土、特产品的掠夺与经营。它设有子公司和孙公司多处。这样，华北经济就完全置于日本控制之下，沦为日本殖民化体制的经济—殖民地经济。

（二）天津外贸殖民化的标志

1.天津外贸成了日本掠夺华北资源、倾销日货的手段。华北在沦陷八年中，日本从华北掠走的战略物资是惊人的，据海关统计：1938年到1944年间，输往日本的煤、铁、矿产、盐、棉、粮、皮革达亿吨。其中煤为24 134 183公吨，铁矿砂25 423 510公担，盐49 619 869公担，生熟皮货17 901公担，已制和未制皮货3 324 645张，棉花1 732 055公担，山羊毛567 111公斤，绵羊毛751 250公斤。据严中平等编的《近代中国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一书载：1938年到1945年间，输往日本铁矿石达4 630 368吨，生铁9 575 850吨，煤346 242 011吨。还有其他方面的物资，如输日豆类产品1939年占天津豆类出口的72.6％，1940年升为92.72％；输日的植物类制品与燃料及纸张在天津出口中比重，1939年为57.28％，1940年升到84.39％^[1]。由于日本从天津口岸掠走大量物资，使其（包括属地）在天津外贸出口中所占比重由1936年28.21％上升到1938年55.79％^[2]。

倾销华北市场的日货在天津进口同类商品中亦占有重要比重，如面粉比重1938年57％；棉花和棉制品比重1939年50.91％，1940年为37.78％；纤维及其制品1939年比重是56.07％，1940年达58.81％；金属及钢制品与机制品比重1939年是48.56％，1940年为53.65％；药材、香料、嗜好品比重1939年是80.55％，1940年为41.35％；油脂、腊、化学制品比重1939年是41.9％，1940年为34.52％；其他商品比重1939年为64.59％，1940年为84.82％；食料品比重1939年为29.67％，1940年达31.1％；总计各类商品的比重1939年是46.81％，1940年为44.41％^[3]。在整个天津进口贸易中，日本及其属地的比重就由1936年的39.43％上升到1938年的59.99％，1939年为52.75％，1940年达47.32％，1942年是42.64％^[4]。1940年和1941年虽不及1938年的比重，但也接近半数。

2.天津外贸成了日本从欧美国家攫取战略物资的途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利用与欧美国家尚处表面上的“和平”状态，极力支持和鼓励天津同欧美国家发展贸易，使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天津同欧美国家贸易得以继续发展，欧美国家在天津进出口贸易中也占有一定地位和比重，其中尤以英、美两国及其属地最为突出。在天津出口贸易中：英国及其属地比重从1936年17.37％上升到1940年的23.12％；美国及其属地所占的比重也从1936年的37.84％上升到1940年45.33％。在天津进口贸易中：英国及其属地比重由1936年14.95％上升到1941年25.31％；美国及其属地比重从1936年12.32％上升到1941年14.68％；法国及其属地比重虽小，但增长惊人，从1936年0.72％上升到1941年9.47％，增长了12倍^[5]。总之，欧美国家在这段时期的天津外贸中所占比重，进口1938年40％，1939年47.21％，1940年52.68％；出口1938年44.21％，1939年80.16％，1940年70.6％^[6]。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同欧美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日本占领下的天津同欧美国家贸易中断了，最后剩下日、朝、“满”市场，天津外贸急剧下降，但日本在天津外贸中比重却急剧上升，进口（不包括属地）就由1941年37.44％上升到1942年78.23％，1943年为67.44％；出口由1941年17.69％上升到1942年79.80％，1943年升为83.87％^[7]。

不难看出，天津外贸殖民化标志就是日本垄断了天津外贸，并使之成了日本攫取战略物资和倾销日货的手段。

（三）天津外贸殖民化的结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外贸无论是进出口货量还是货值都急剧衰退，首先贸易地区和国家由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七十多处缩到十多处。进出口贸易货值的下降一泻千里，1941年65 351千美元，1942年36 700千美元，1943年25 680千美元，1944年4833千美元^[8]。1942年比1941年下降近一倍，1944年与1941年相比下降12.52倍。1945年对外贸易完全停滞了，仅剩些国内口岸之间转口贸易，其贸易值由1942年的201.4百万元（法币）降到1945年的40.6百万元（法币），下降3.96倍^[9]。进出口船只吨位量由1941年的3 470 231吨降到1945年的268 900吨，下降11.90倍。天津外贸走进了死胡同，成为近代天津外贸发展最低谷年代。

天津外贸衰退到如此地步，完全是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1938年8月，日本公布“遮断航行”宣言，9月封锁中国沿海各口岸，“禁止第三国船只在中国沿海航行”，给天津对外贸易发展以毁灭性打击。

二、天津外贸殖民化的原因

（一）七七事变后日本把天津外贸变成“以战养战”途径。

首先控制了天津进出口贸易及华北城乡市场。华北尤其是天津、青岛两口岸的进出口贸易历来为外商洋行操纵，七七事变后为日本贸易组织所控制。各重要战略物资如煤、盐、铁、粮、棉等均由日本占领当局有关部门直接经营，其他物资亦由日本人所组建的输出入组合机构或贸易统制委员会经办。日本人在天津、青岛组建的各种组合机构1940年22家，1941年发展到32家。贸易统制委员会先后有“华北皮毛统制委员会”，“华北棉花统制委员会”，“华北粮食统制委员会”，“华北烟草统制公司”，“华北火柴公司”等多家。这些贸易统制委员会从产品种植、经营、收购、出售等各环节均置于日本人的控制下。

日伪当局在北平设立了总揽全华北物资贸易的最高管理机关—“华北贸易统制协会总会”，后改为“华北交易统制总会”，继又改为“华北交易配给统制总会”。天津设“天津输入配给组合联合会”，后改为“华北交易配给统制总会天津支部”；青岛设“青岛输入配给组合联合会”，后改为“华北交易配给统制总会青岛支部”。

这些贸易组合机构把持了全华北城乡市场，垄断土货收购和洋货倾销各环节。日本贸易组织深入华北城乡，以资金足、势力大，又有伪政权鼎力相助，在垄断华北市场后极力压低市场价格收购土货，提高市场价格抛售日货。日本人在华北地区征购的粮棉，一般要比市场价格低一倍左右。

（二）修改税则降低进口税率。

日本指使北平“临时政府”在1938年1月22日（一说21日）颁布进口税则。这一税则与1934年中国政府颁行的税则相比，关税率下降了30％—74％，许多货物还可免税进口^[10]。出口税率也下调，棉花、矿产品可免税出口。这一税则显然是为满足日货倾销华北的。南京“维新政府”成立后同北平“临时政府”于5月31日（一说6月1日）颁布通行中国沦陷区内的所谓全国统一税则。这一税则如同北平“临时政府”颁行的税则一样，与1934年中国政府颁行的税则相比，多数商品进口率大大下降了，如棉制品、绒毛、皮货类、人造丝、金属制品、水产品等分别下降了40％—50％，不少商品可免税进口，出口税率也下调了。

日伪当局颁行的进口税则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及其他国家对华北倾销商品和掠夺资源的兴趣，使七七事变后在华北走私成了“不再有利可图”之事。可见日伪当局颁行的进口税则也是天津外贸殖民化的重要原因。

（三）控制和接管中国和天津海关及港口引水权。

天津海关在日本人1937年进驻特别是1941年接管后，就完全成了日本控制天津外贸的工具，成了调节进出口货物以符合日本人利益需要的机关。为夺取中国关税处置权，日、英两国背着中国政府在1938年非法签订关于中国海关协定，把持中国关税支配权与偿付赔款存放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沦陷区中国海关悉为日本军事当局接管，日本人岸本广吉担任了沦陷区中国海关总署的总税务司，天津海关即由日本人黑泽二郎任税务司。随之各海关税务司改称海关长，关内主要人员均由日本人充当。

港口引水权是保卫国家主权的重要环节，七七事变后即为日本人所夺。七七事变前天津港口引水权始终由英国人开办的“大沽引水公司”执掌，日籍引水员只有4人，1938年天津港口引水权为日本人把持后，日籍引水员增至10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港的“大沽引水公司”被日本人改为“引水公会”，引水员全由日本人充当，日籍船只出入天津口岸如入无人之境，成了天津外贸殖民化的重要因素。

（四）控制和垄断天津内河运输和远洋航运及陆上交通。

七七事变前日本进出天津口岸的船只及吨位量仅次于英国居第二位。七七事变后中国沿海及天津口岸航业即为日本航业所垄断，并大力发展和加强天津近海和远洋从事货运的轮船公司，使之先后发展到十余家。1939年又成立垄断中国和天津外贸远洋货运的国策机构——“东亚海运株式会社”。这是一家由日本邮船、大阪商船为基础，有日清、三井、山崎、冈崎等船舶公司加入的大型运输船队，专营中国沿海及远洋货运，辟有天津至日本、至台湾、至上海、至华南等多条航线。天津口岸外贸货运即由日籍船舶公司独家经营。为利用中国船舶，日本制定了“华北海运对策纲要”，以小型轮船、机动帆船航行于华北沿岸，大型船只转向对日运输。1942年日本将航行华北各口岸的轮船公司组建成“华北轮船联营社”，天津设分社，专营天津至中国沿海各口岸的货物运输。

天津口岸的内河运输，七七事变后即由日本人组建的“中国内河航运公司”经营，并由日本军事特务机关长统辖，以便征调运送军事物资。1942年又成立了“华北民航运输联营社”，将民间运输力量统加控制，这样全华北内河航业就完全听从日本人的摆布了。

华北陆上交通在七七事变后亦为日本人控制。1937年10月11日，日本制定《华北各铁路运营纲要》，指令“满铁株式会社”在华北机构经营华北各铁路运输。1938年2月6日，日本政府在建立“华北开发公司”议案中就作出接管津浦、平汉、平绥、胶济、同蒲、正太等六条铁路及华北公路交通决定^[11]。天津口岸内外水陆交通为日本人控制后，加速了天津外贸殖民化的进程。

（五）将中国沦陷区货币纳入“日元集团”。

日本为控制中国沦陷区经济，七七事变后日本唆使傀儡政权在中国沦陷区建立了二十多家日伪银行。其中比较主要的是：1937年建在张家口发行“蒙疆券”的“蒙疆银行”，1938年建立在北平发行“联银券”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1939年建在上海发行“华兴券”的“华兴商业银行”，1941年建在南京发行“中储券”的“中央储备银行”等。这些日伪银行发行的货币，不是与日元互通就是与日元挂勾或是与日元集团货币紧密相连。此外，日本占领当局一方面排挤、打击、压制直至取缔法币流通；另一方面却又四处收集法币运至上海套购中国外汇向欧美国家收购战略物资，并把大量法币抛向国统区和解放区市场抢夺物资。同时严加管制外汇，颁行“外汇管理办法”，推行“进出口贸易连锁制”，以出口决定进口，以出口高于进口10％货值比例配给进口外汇；出口国外货物必经当局批准，之后出口到中国其他口岸的货物也需当局审查。

综上所述，此间天津外贸殖民化是日本人一手制造的。

（原载《对外经济贸易》1993年第1期）

本文内容作者从《日本统治下的天津对外贸易》视角为题进行过阐述，先在《天津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刊发，继在《中国民航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发表。

【注释】

[1]李洛之、聂汤谷编著：《天津的经济地位》，1948年3月印行，第319页。

[2]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

[3]李洛之、聂汤谷编著：《天津的经济地位》，1948年3月印行，第307页。

[4]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

[5]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

[6]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

[7]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

[8]天津市政府统计处编：《天津经济统计月报》，21号第3页，1947年11月20日出刊。

[9]1943—1945年《津海关贸易报告》。

[10]《天津历史资料》，第3期第57、68页。

[11]黎典、李铭：《河北近代大事记》（1840—1949），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