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对外贸易与天津城市近代化

近代天津对外贸易与天津城市近代化

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带动了近代天津城市经济发展和天津城市近代化，反过来又推动着天津对外贸易发展。这种互动作用，成为近代天津城市成长的重要动力。

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从根本上讲它改变了天津城市经济结构和天津城市面貌。这点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一、它使天津城市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埠前天津城市经济活动在于求得自身生存，并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对首都北京的依附，即使本质上富有冒险性和流动性的商业活动，也只能在一个相当狭小的区域内进行，只要这一区域提供的物资总量能够使这个城市生存下去。开埠后天津对外贸易兴起和发展，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使天津城市经济活动摆脱了对首都北京的依附，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与辐射力，越来越超过它自身生存所需求的范围，而惠及到这个城市背后的三北广大地区，使三北腹地的城乡经济得以开发和发展。

二、它带动了天津整个城市的发展，并向近代化大都市迈进。

以上两个方面结果，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迅速发展成了中国第二大工、商、经、贸大都市，中国北方对外通商大港，华北经济中心。

一、带动了天津近代工业兴起和发展

天津对外贸易兴起和发展，首先带动了天津近代工业兴起和发展。天津近代工业是指使用机械动力，雇用一定数量工人从事商品生产的工厂企业。1900年前天津近代工业的出现既有洋务运动影响，也有天津对外贸易促进。其间天津近代工业有官办军事工业，中外商办民用工业。官办工业规模大、实力强；商办民用工业无论是外商还是华商投资办的，数量多、规模小、实力弱，一般都服务于天津对外贸易。

天津外贸兴起和发展，来自华北、西北和东北的农、副、土、特产品和纤维性的原料产品，如棉花、毛类、麻、皮张、药材、猪鬃、肉类、禽蛋、干鲜果、油脂等产品日渐增多，这些产品不是体大量轻就是易于损坏腐烂或含杂物太多或含水分过高，需要加工处理后方可出口。体大量轻产品既不便运输，又因体大多占空间运费因之昂贵，必须加工压缩打包。易于损坏腐烂物品更需加工包装。杂物及含水量大的棉毛麻类等物品必须挑选、晒干，去掉杂物水分。随着天津对外贸易发展，这类产品运津出口数量增多，加工打包企业就应运而生，间接为外贸服务或与国计民生有关企业亦随之兴起。1900年前外商在天津开办的近代民用工业有^[1]：

1881年英商高林洋行打包厂

1887年德商德隆洋行打包厂

1887年法商瑞兴洋行蛋品加工厂

1888年英商世昌洋行电力打包厂

1890年英商天津煤气公司（制造煤气）

1891年英商老晋隆洋行卷烟厂

1892年英商祥茂肥皂公司

1894年英商天津印字馆（印刷）

1896年英商平和洋行天津分行打包厂

1896年日商桑茂洋行石碱工厂

1898年英商天津自来水公司

1900年英商仁记洋行洗毛（兼打包）厂

在12家外商企业中直接为外贸出口加工的有6家，占了外资企业的一半，说明这是天津对外贸易这个“发动机”推动的结果。

1900年前华商办的民用工业有：

1978年买办朱其昂办的贻来牟机器磨坊

1882年张序庭办的同顺和记染织厂

1884年罗三佑办的德泰机器厂

1886年买办吴懋鼎、杨宗濂合办的天津自来水公司

1898年买办吴懋鼎、杨宗濂合办的北洋硝皮厂

1899年买办吴懋鼎办的天津织呢厂

以上18家中外商办民用工业便是天津近代工业首批工业企业，这批企业的出现大大促进了天津对外贸易发展。加工打包企业兴起后，农、副、土、特产品出口猛增，以羊毛为例，1885年加工出口为19 747担，1894年升到207 547担，1885—1894年间年均是76 907担，1895—1904年间年均为149 998担^[2]，后十年比前十年年均增长了一倍之多。再如猪鬃加工出口，1886年为2217担，1899年是13 000担，13年间增长4.86倍。各类皮张1880年为125 328张，1899年就达2 737 464张，19年间增长近20.84倍。驼绒毛1861年是1804担，1899年为258 811担，增长142倍。药材1868年贸易值是18 381海关两，1899年升到644 459海关两，增长34倍。各类枣果1861年出口6409担，1899年升为126 282担，增长18.7倍。棉花出口1862年74担，1899年升为3777担，增长50倍^[3]。

以上情况说明为出口商品加工企业出现后，一方面对天津外贸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加速了对三北腹地经济开发的步伐，使三北腹地的农、副、土、特产品得以大量运津加工出口。

1900年后列强加紧了对中国尤其是华北地区的侵略掠夺，天津外贸也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时期。在津外商企业蓬勃兴起，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已达222家^[4]。这些企业是：出口商品加工企业，货物运输企业，产品生产制造企业及从事服务性的公用企业。

天津华商民办企业在1900年后发展也很快：1911年达107家，注有资本额的53家企业中，资本总额达6 708 405元，资本万元以上有28家，涉及16个门类行业；1928年大中小企业达2471家，资本总额8242.7万元，涉及门类行业达66个，资本万元以上达195家，总资本为4400.9万元。之后又有大发展^[5]。

天津中外商办民用企业发展，给天津外贸注入了新血液，进一步促进天津外贸增长，使天津进出口贸易额从1901年10 333 464海关两升到1928年194 629 733海关两，增长17.83倍。天津进出口商品结构亦发生了重大变化，最明显例证：天津一向是中国北方进口洋纱、洋布的大口岸，开埠以来这两种产品进口通常要占天津进口洋货总值的1/5至2/5，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华新、裕元、恒源、裕大、北洋、宝成6大纱厂相继建成开工，国产棉纱和棉布逐渐替代了洋纱、洋布，并源源不断运往内地，尤以河北、山西两省为多；棉纱远销东北乃至上海和武汉，占领了部分国内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洋纱、洋布的倾销；1913年进口棉纱371 983担，1930年降为2431担，下降152倍^[6]；布匹进口也迅速下降，以英、日、美三国布匹进口天津而言，1917年为359.8万匹，1923年就降为135.9万匹，下降了1.6倍即164.75％。1925年津海关贸易年报指出：“近年来，天津市场以及其他中国多数商场中，所有价值低廉之外国疋头，大有渐为土制者驱逐之趋势。此种现象，尤以本年为更著。”

直接为外贸出口生产的地毯工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间犹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设立，到1924年天津有大小地毯工厂400家左右，年产地毯300万方尺，1925—1927年出口地毯价值达18 962 352海关两，成了中国地毯生产基地和出口中心。

20世纪初天津两大化学工业公司——久大精盐和永利碱厂建立了。永利碱厂成了中国最大制碱工厂，生产的“红三角”牌产品在中国和国际市场上成了英国卜内门公司产品的竞争对手。

华北向来是日本火柴倾销市场。庚子事变前出现、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天津火柴工业，其产品有力抵制了日本火柴在华北市场上的倾销，以致1900年输入天津的日本火柴货值为167 000海关两，1921年就只有16 000海关两，下降了9.43倍即943.75％以上。据1920—1922年津海关档案披露：1921年日本火柴销售量“锐减”、“几将消失”，1922年日本火柴受到中国土货抵制已完全不能行销了。

面粉亦是天津进口的大宗商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天津面粉工厂有了较快发展，1920年已有福星、大丰、民丰等8家，日产面粉1.2万袋；1925年发展到11家，1928年仅寿丰、嘉瑞、民丰、大丰、三星5家产量就达3 284 648袋。津产面粉不仅满足自给还有出口，使天津成了出口面粉的口岸。1918年进口面粉0.45万余担，出口面粉200余万担，约为进口的450倍^[7]。

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在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强有力的推动下，近代天津民用工业有了可喜发展。民用工业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天津对外贸易发展，并改变着天津进出口商品结构，抵制了部分洋货倾销。

如果将洋货进口减少看成是民用工业发展的第一个结果，那么国产机制仿制品出口则是民用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结果。这种替代品的生产与外销，标志着天津从一个单纯洋、土货集流口岸转化为以自己工业产品满足周围地区与腹地需求的多功能的经济中心，改变着天津整个城市经济结构和天津城市与腹地间的经济关系。

总之，从纯经济角度分析，天津对外贸易为天津带来了一个新的产业—近代化工业。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天津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影响和作用，并最终改变了天津城市经济结构与性质，使天津从一个原只求自身生存而进行经济活动的城市变成了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出发而进行经济活动的城市。

二、催生了天津近代金融业兴起与发展

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还催生了天津近代金融事业兴起和发展。尽管开埠前天津传统金融事业—钱庄、银号、票号和典当在天津经济生活中已有相当规模，发挥着重要历史作用，然而开埠后，随着天津对外贸易兴起和发展，商品贸易在国内外更广阔范围内进行，原有金融事业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加之传统观念驱使下的投资方向，更使之无法满足新兴产业发展所需资金。近代化工业建设、中外商务交往所需资金、贸易结算、国际货币汇兑、现金支付、货款存取等问题都需要新兴资本主义的融资方式。然而庞大的货币财富又多集中在外国资本家手中，所以新式银行的兴起多由外国资本家开始。近代天津最早建立的银行是1881年英商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它是近代天津金融事业的肇始。它的出现标志着天津金融事业发展到了一个崭新时代。近代银行的出现，对天津政治、经济和外贸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汇丰银行出现前天津外贸处在缓慢发展和不断起伏波动中，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天津没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银行，中外贸易资金无处融通与结算，远在欧洲银行又不愿为天津外商垫支，贸易结算还得到上海进行，加之其他方面原因，1866年后就有不少外商和外商贸易行暂时撤回了上海。1881年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建立后，情况大为改观，外贸出现了较平稳发展，英国资产阶级获得可观利润。1883年英国驻津领事报告披露：“汇丰银行在这个港口有了一个营业鼎盛的分行，使得天津的洋行在资金周转方面得以享受和上海洋行同样的便利，能够直接进口，节省了上海转运的费用，从而得以较低的价格把货物运到天津。”^[8]可见，汇丰银行在天津建立对天津外贸发展起了巨大促进作用。天津汇丰银行建立15年后，天津同欧美各国直接贸易增长很快，进口增长50％，出口增长150％，这同“汇丰银行在这个城市开设分行一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9]因此，“在东方的全体企业中，无论在发展速度方面，在成就的可靠方面，在影响的广泛方面，在基础的稳固方面，以及在前景的美妙方面，很少有几家赶得上汇丰银行”的^[10]。说明天津汇丰银行建立不仅促进了天津对外直接贸易发展，还使英国资产阶级大获其利。因此1895年英国在天津又建麦加利银行天津分行，并引起各国纷纷效法：1897年俄国道胜银行在津建分行，1897年德国在津建德华银行，1899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津建分行，截止1900年，天津有5家外商银行。多家外商银行在津出现，无疑大大推动了天津外贸发展，1881年后天津外贸进出口总额就由1868—1880年年均35万海关两上升到1881—1899年年均100万海关两，后者比前者增长近2倍。当然天津外贸增长还有其他方面原因。

1900年后天津外贸进入了一个比较快的发展时期，诸多原因之一就是此间银行事业又有进一步发展。外商银行到1935年发展到17家，加上中外合办和已歇业的曾达到过25家。在外商银行迅速兴起的刺激下，清政府官办银行和民族资本商办银行在庚子后也相继问世。天津首家官办银行是1902年创办的天津官银号，1911年改为直隶省银行；再是1904年清政府成立的户部银行，后改为大清银行，民国后改为中国银行。民族资本的商办银行有中国通商银行天津分行、志成银行、信成银行及1915、1917、1919、1921各年建的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北四行”。华人办的银行在1923年达12家，1933年为17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达30家。据20世纪初期估计，在津外商银行拥有资金4亿多元，华人办的银行拥有资金3亿多元。“北四行”是中国北方著名的金融集团，1923—1927年5年间拥有存款从44万元上升到1755万元，前后增长38.8倍，而且信誉日增，成为中国最大的储蓄银行之一^[11]。近代天津中外银行的迅速发展，使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在1905年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直接进出口贸易值首次超过由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口的贸易值，并日渐成为天津对外贸易的主要部分，反映了天津对外贸易地位的上升。其次是1900年后天津进出口贸易值成倍增长，1899年为7千万海关两，1921年跃过1亿海关两，1931年近2亿海关两，这种外贸发展的增涨速度是天津出现新式银行前无法相比的。

1928年首都南迁，北京银行多数南移，金融实力大减，天津就成了中国北方金融基地和华北金融中心。1914年华人办的银行在全国有59家，其中上海4家，北京5家，天津2家；1925年全国有141家，上海33家，北京23家，天津14家；1932年调查全国总行137家，上海有59家，北平2家，天津10家。

1935年天津有主要银号53家，资本393万元；北平9家，资本65万元；青岛10家，资本36.9万元；济南28家，资本103万元；河北32家，资本115.6万元；山东46家，资本195.41万元^[12]。

据1932年《中国经济年鉴》统计：在华外商银行有105家，上海25家，北平9家，天津16家，香港12家，厦门、济南各3家，福州、汕头各2家，芝罘、九龙各1家，其他地方31家。

以上情况反映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外商银行集中地，也是中国官商银行仅次于上海的城市。

中外银行在华北特别是在天津发展，不仅促进了华北城乡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天津对外贸易以极大推动。银行通过自身职能，如国际货币汇兑、进出口押汇、打包放款、信用透支、外贸结算、贴现及其他手段来支持商家从事贸易商务活动。各国在津洋行和商人无不在本国银行支持下积极从事对华掠夺性贸易。华商银行也有大力支持本国商人从事商贸活动的，如大陆银行为促进天津进出口贸易发展，1925年出资在万国桥附近建造了两座大型仓库，以贮存天津商人经营的进出口商品及农、副、土、特产品等。

在津外商银行还以资本输出形式向天津各经济部门进行投资。以1936年为例：英、日、美、德、法、意、比、挪威等8国在津银行的投资就达11 952.3万美金^[13]。投资公共事业的占总投资的2.9％，投资进出口事业的占35％，投资航运事业的占6.1％。这些投资在天津发挥的效应与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外商银行吮吸了高额利益，另一方面促使天津经济实力的增长。华商银行向工业方面投资的有金城银行给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数次贷款，少则五六十万，多则一二百万，最终扶其生产出享誉世界的“红三角”牌纯碱。

总之，天津外贸发展催生了天津近代金融事业兴起和发展，它的兴起和发展又推动着近代天津外贸的迅速增长，同时也给天津城市经济和华北城乡经济发展繁荣奠定了有力基础。

三、推动了天津与华北交通网络建设近代化

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天津与华北交通网络建设近代化。众所周知，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经济往来和商贸发展，物流与客流周转，没有近代化交通运输，而靠原始落后的人畜运输工具无疑是难以繁荣发展的。近代中国被迫开辟的沿海通商口岸中，发展为近代中国对外通商贸易大港的不过10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口岸具有良好的河海交通或陆上交通网络，津、沪两埠是典型代表。开埠前天津城市发展得益于临河濒海的天然水运优势，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天津对外贸易发展和扩大，出入腹地货物增多，全赖海河水系交通运输已不能满足需要了；况且海河水系交通又受自然环境条件限制，通航里程有限，最佳时航程不过3000千米，多行小舟，如遇洪水和旱情还不能通航；再者华北大部地区和辽阔北方，多不具有水运交通条件，货物运输只能靠人畜进行，运量小、时间长、难准点、运费高、不安全，基于以上原因和出于对政治、军事与整个经济发展考虑，19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现代化铁路建设。

铁路交通在中国出现，无疑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产生重大影响，对华北城乡经济开发和天津对外贸易发展及天津城市经济发展和建设都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中国第一条铁路是1881年从胥各庄到唐山铁路。20世纪初期京奉、津浦、京包、石太、道清、胶济等多条干支线纵横交叉在华北大地，加之此间几千千米公路修筑和海河航道综合治理：如建闸门调节水位，裁弯取直，挖深加宽河道，开辟大船掉头处，冬季破冰，疏淤等，使海河航运能力大大提高了。这样天津就成了华北水陆交通枢纽、水旱运输码头，极大地提高了天津口岸货物吞吐能力，扩大了天津口岸的经济腹地范围，使天津在开埠初期实际上只有河北一省的腹地扩大到山西、山东、内蒙、河南及西北和东北部分地区，天津商业市场扩大了，城市经济实力增强了。1900—1937年间是中国铁路修筑的高潮年代，也是华北铁路网络形成的时期，正是这个时期，近代天津外贸发展到了一个鼎盛年代。1900年前天津进出口贸易值最高年份是1899年，达到77 604 562海关两，远未达到一亿海关两，却经过1861年到1899年38年发展，然而1931年达到350 229 937海关两，只经过1900年到1931年31年发展。二者比较，1931年的进出口贸易额却是1861年到1899年的4.5倍，增长3.5倍。1868—1899年间天津外贸年均贸易额为3000万海关两，而1900—1931年年均贸易额为1.5亿海关两，是1868—1899年间年平均的5倍，增长4倍。在全国外贸中的比重也随之提高，1900年前天津在全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一般为1％—3％，1905年为6％，1919年达8％，1932年是10.76％，1938年达24.74％。这一切都表明铁路网络在华北形成，是近代天津外贸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四、加速了天津商业大都市化进程

天津外贸发展和华北铁路网络形成又是天津商业繁荣和商业城市都市化的重要条件。天津商业不像近代天津民用工业那样发轫于天津对外贸易，而是肇始于漕运、煮盐和贩盐等事业。明清时期天津已是中国北方海运、漕运、食盐、百货汇聚之地。清中叶天津商业店铺已成为主要经营形式，具有相当规模。由于可供流通商品有限，流通范围不广，货币财富又多置于长芦盐商之手，活动区域仅限于直、豫两省，所以无论是商业网点还是商业资本都无法与开埠后的情况相比。

1861年天津开埠后接踵来津的外商和洋行积极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价廉物美的洋货涌进天津与华北市场，众多农、副、土、特产品从华北各地运津出口，扩大了天津商业活动范围，改变了天津商业过去狭小的活动领域和商品的匮乏，不再是开埠前只为城市本身生存，而是为国内外市场需求进行活动了，从根本上摆脱了对北京封建朝廷的依附。

天津商业向大都市迈进，严格讲是从1900年之后开始的。直接进出口贸易量大幅度上升，出入内地货物增多了：1905年天津进口的洋货净值为59 640 982海关两，输往内地领有子口税单的洋货值是32 944 564海关两超过半数；1913年洋货进口净值为70 900 368海关两，输入内地领有子口税单的洋货值达37 384 517海关两亦过半数；1928年洋货进口净值为136 121 064海关两，输入内地领有子口税单的洋货值为61 854 048海关两亦近半数。1905年领有三联单从内地输津出口的土货值占当年天津土货出口值的72.73％；1913年为39.18％。上述情况表明，领有子口税单和三联单的洋、土货值与天津口岸实际集散的洋、土货值差距颇大，原因是相当一段时间里子口税单和三联单只有洋商有权享受，后来华商虽取得其权但条件苛刻，不少华商仍处于被排斥状态中。

1900年后天津商业繁荣还可从天津城市经济实力扩大与发展等方面得到显示：

据1910年统计：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及东北和西北部分地区农、副、土、特产品聚集天津转出口的就占当年上述地区出口总额的69.7％，从天津转销上述地区的货物占当年上述地区输入值的30.3％；1912年分别为57.8％和42.2％^[14]。1936年有20.2％的华北农、副、土、特产品经由天津出口、转口或在天津销售。有的农产品输津出口或在津消费都达到惊人程度，如华北地区所产棉花聚集天津的，1928年占产量的82％，1938年为94％。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的国内外贸易进入了一个全盛年代，行业门类齐全，从事商务活动的中外商贸行号（包括零售商行）达到128个门类，店铺7124家，商业兼手工业者达4011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津外商有752家（日商除外），英、美、德、法4国就达493家，日商大小行号铺店有6866家^[15]。华商行业在1938年有68个门类，3586家，资本150 271 770法币元；1941年除金融行业外有75个门类，12 288家，资本119 264 736法币元。如此众多行业和商家远非开埠初期可比。

近代天津商业经济发展和经营商品种类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它经销着中外各地区商品，有名的华竹商号就是天津经销国内外产品最多的华商号之一。天津商业的迅速发展，日渐向租界地区扩展和延伸，天津商业市场重心南移了，标志天津商业大都市化的建筑和购物中心相继在租界出现。

20世纪初期，天津商业市场逐渐形成两个中心，一是以三岔河口沿河地带，以内河航运为基础以北大关为中心向东西南北延伸的原有商业区，包括北门里大街、河北大街、针市街、估衣街以及东门外宫南宫北大街；二是以紫竹林租界为中心城东南沿海河两岸，以海运为基础的新商业区。民国后天津商业中心又有新发展，华界与租界毗连的南市也发展了起来。

天津商业大都市化的象征是：法租界梨栈（今劝业场一带）地段出现了标志性的建筑群与购物中心。它们是：1922—1923年建的国民饭店，1925年建成的浙江兴业银行，1926年建成的天祥商场大楼，1928年建成的七层高的中原公司，特别是象征天津商业大都市化的大型综合商场—劝业场的落成和惠中饭店的竣工营业以及1931年交通旅馆建成。多幢高大建筑在法租界梨栈地段的十字路口各据一方，形成了天津商业繁荣大都市化的中心地带。1935年在国民饭店东面建成的为当时天津最高建筑物—渤海大楼（这是各业商人从事股票、进出口贸易等活动的场所），又为都市化的天津商业繁荣锦上添花。这群高楼大厦与英、法租界的金融街及日租界的中原公司遥相呼应，最终把天津大都市化的商业中心推向了更加繁荣的发展阶段。

天津商业大都市化形成，使埠内外、国内外的货物、客旅与资金源源不断地集散于天津，天津商业经济活动则在更大范围内展开了，成了中国北方统一市场出现的象征，并为中国商业统一市场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各国洋行与侨民的聚集与国际航线的开辟又显示了天津这个国际化都市的商业繁荣特点。

天津商业由小到大，由乡镇集市贸易发展到大都市化商埠乃至国际商贸大市场，自然经历了不断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天津对外贸易发展及华北铁路、公路交通网络建设则起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然而近代天津商业都市化与天津商业繁荣发展，又为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更广阔集散市场，反过来又推动着华北地区现代化交通网络发展和华北城乡经济开发。可见对外贸易是商业发展的延伸和扩大，而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又是外贸发展的必要条件。几方面的相互作用使天津城市物质实体和天津城市经济同华北地域城乡经济得以长足发展，为天津成为华北经、贸中心创造了条件，加快了天津向近代化大都市迈进的步伐。

五、加快了天津城市近代化建设步伐

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加快了天津城市近代化建设步伐。天津对外贸易无疑是导致天津城市发展和近代化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开埠前矩形的天津城坐落在三岔河口附近，据统计，当时天津城厢建筑面积不过9平方千米。人口在1846年不过20万，半数住在城内，约有8万住在城外东北狭小的沿海河地带，少数散居各门之外，城东南的海河两岸不是荒郊野外，就是人烟稀少村落。天津开埠40年后的1900年前夕，城建区域面积近20平方千米，1949年初约为50多平方千米，成了中国第二大都市。说明开埠后的88年天津城市区域面积是开埠前数百年间的5倍，可见天津城市发展和城市近代化进程是开埠之后出现的。天津城市物质实体的近代化，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等各国租界的设立。

租界是列强各国对华进行政治、军事、经济侵略掠夺的基地，是各外国人在津从事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及商务贸易活动的地区。列强各国侵华和掠夺中国北方经济的各种机构，如领事馆、工部局、警察局、董事局、洋行、银行、商行、航运、保险、商检、房地产、宗教文化团体等无不云集租界内。

1861年英、法、美三国在紫竹林一带首先划定租界共915亩，后是日、德两国于1895年划定租界，加上英租界扩张，1900年前，以紫竹林为起点海河西岸各国租界面积已达5282亩。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俄、意、奥、比四国在海河东岸划定租界，占地面积8801亩，加之西岸英、法、日、德租界扩张和美租界并入英租界，八国租界总面积达到22 284亩，为天津旧城区的8倍。租界划定和建设，是近代天津城市发展的主要阶段，突出表现是海河码头的筑建。紫竹林租界海河地段，径勘察水深河阔，涨潮和落潮相差8—11尺，适合当时大型轮船出入和停泊，具有建码头、筑港口、兴仓库的良好条件。于是英、法两国便在海河西岸河坝筑建紫竹林码头，计英租界建有五座码头，共1030尺长；法租界建有一座码头，计90尺长。紫竹林码头的建立为各国同天津贸易货运船只往来于市区河岸码头创造了条件，1863年出入市区河岸码头的船只达134艘，总吨位量为36 276吨。表明市区河岸码头建立促进了天津外贸发展，并将天津水运中心从三岔河口一带东移到紫竹林一带，开天津城市向东拓展的先声，自此天津传统的三岔河口水运中心日趋没落。

由于租界扩张和外贸发展，来津淘金的外国人与日俱增。1890年除军事人员外在津外国人达620人，1910年增到6304人，1921年又增至11 144人，1937年为26 437人，1943年是78 547人，1945年竟达101 502人^[16]。最初来津的外国人多居租界外，1900年后几乎迁居租界内。在津外商洋行1906年调查达到232家^[17]。据记载：1937年仅坐落租界内的大小外商洋行近2000余家。1935年在津日商洋行（包括栈号）竟达1626家，1940年高达6866家^[18]。日商洋行多设在日租界，其他外商洋行多设在英、法租界。辛亥革命前夕天津外商银行有7家，1936年达17家，多半集中在英、法租界的维多利亚街（今解放北路），使之成了当时的“天津华尔街”。同时，租界还是中国朝野要人的避风港、安乐窝及中外要人策划政治阴谋、军事活动的场地，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的缘由。

其次，租界内开始的大规模近代化市政建设，包括海河疏浚与租界沼泽地填平、柏油路面铺设与下水道工程施工等，尤其是新街道路桥梁建设，如海大道从天津老城厢经日、法、英、德租界沿海河西岸通向大沽。它的出现为天津城市向东南沿海河发展奠定走向。桥梁建设最重要的有万国桥（今解放桥）、金汤桥及华界金钢桥等，这几座桥建成把天津海河东西两岸的市区连成一体，给津市人们从事各种活动以极大方便。

第三，城市生活用水的净化。水是城市生产、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条件。1891年英商仁记洋行组织隆茂、泰和、新泰兴等洋行共集资18.7万两白银于1898年筹建天津自来水厂，1899年建成供水，日产水量增到30万加仑（1363立方米），主要供应英、法租界里的洋行、银行及外国人比较集中的地区，一度扩大到德租界。随着租界扩张，人口增多，工商业繁盛，用水量大增，仁记洋行经营的天津自来水厂已不能满足需要，1923年1月英租界工部局将其收购，改为“英国工部局水道处”，按公司事业经营方式进行扩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该水道工程处下属的自来水厂达4处，生产河水达1363立方米，井水为11 818立方米，向英、德租界供水，1945年英租界用水户达3793户。再是，1901年在天津“都统衙门”总文案英国人田夏礼的支持下，由华商芮玉等人集资25万两白银在芥园筑建“天津济安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用英人名义由瑞记洋行出面向香港英国政府注册立案，1903年3月建成供水，最初日产水量6万加仑（272立方米），1904年7月日售水量达380万加仑，供水区域逐步扩展，包括城厢内外，法、澳、意、俄租界，几乎遍及全市城厢，为当时天津最大的河水厂^[19]。

第四，电的广泛应用。电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现代化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城市生产、生活动力的源泉。天津首家安装发电机发电的是德商天津世昌洋行绒毛加工厂，1888年用打包机的机械动力，装设一台小型直流发电机，所发的电除供本厂照明外，还向荷兰驻津领事馆提供1000烛光的照明用电。继之是1900年侵驻塘沽的法军架设电灯自行使用。这就是电力在天津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开端。1902年法租界公议局在海河西岸今解放桥附近建了一座具有营业性质的直流发电厂，向法租界部分地区提供照明用电，后因营业不佳，由法国人克立孟、布吉瑞收购，移至法租界26号路（滨江道211号）扩建，1912年发电营业，有卧式蒸汽机两台，带动发电机2000千瓦两台，1916年成立法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1921年增设汽轮发电机组1250千瓦两台，2500千瓦一台，发电总量1936年达5000千瓦，供应范围大增。1904年天津比商电灯电车公司成立，在金家窑建立发电所，1906年发电营业，最初发电量约1000多千瓦，1921年更新了发电机组3台，1936年发电容量达12 800千瓦。英租界的发电厂是1906年英商仁记洋行受英租界当局委托在今成都道口建的小规模直流发电厂，供英租界照明用电，1920年英工部局将其收回组建为电务处，改为交流供电，1923年又装1000千瓦汽轮发电机两台，1924—1927年间增设2500千瓦发电机一台，1936年发电总容量达7000千瓦。日租界也自建电厂。德租界早在1908年就建起了直流发电所。中国地方当局在中国地界先后办起多处发电厂。民国以来纺织、面粉、化学等工业崛起后，各大工厂自建电厂。电厂建立为天津城市工业化、近代化、都市化准备了条件，使天津城市步入了电气化时代。

第五，城市近代化交通兴起。天津城市交通近代化，主要是比商天津电灯电车公司经营的天津市内有轨电车。比商天津电灯电车公司1904年成立后，开办电厂与经营天津城市有轨电车交通。有轨电车总站设在北大关，先后辟有红、黄、蓝、白、绿、紫等多条线路。红牌线路由北大关发车，途经东北角、金汤桥至东站；黄牌线路由北大关发车，经东马路、劝业场到天津海关。蓝牌线路由北大关发车，经东马路、劝业场，穿滨江道过万国桥到东站；白牌线路环天津城行驶；绿牌线路行驶在法租界劝业场与教堂之间；紫牌线路从北大关发车，经东马路、劝业场至海大道。天津有轨电车交通的开辟是天津城市交通现代化的肇始，它打破了各国租界市政建设自成系统的支离破碎状态。现代化交通的出现，是天津城市近代化的体现，将天津海河两岸新旧市区连成一体，方便了全市中外人士从事政治、经济、商务活动，为天津城市经济发展繁荣奠定了有力基础。

第六，租界开发建设，促使天津新式房地产业崛起。由于城市人口增加，住房供不应求，租界里经营房地产事业的公司和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据统计，专门经营房地产的英商先农公司拥有房屋1.5万余间，占外商房地产公司经营房屋的44％^[20]。据此估计，外国人在津经营的房屋达3.41—3.43万间。租界里高楼大厦林立，公司洋行比比皆是，娱乐场所彻夜通明，具有“文明”之称的英、法租界里的夜生活竟是西方腐朽生活在津的反映。这点法租界尤为突出特别是梨栈地段，被时人称为天津的“小巴黎”。

第七，天津中国地界市政建设和城市发展，是1900年后在租界建设强烈刺激下出现的：主要是今中山路一带和南市地方，这两处地区1900年前还是荒郊野外。1902年袁世凯督直后，鉴于沿海河地带为列强瓜分，城厢发展余地不多，通往京、沪老龙头车站和前往老龙头车站路线均处在各国租界内，中国官员出入京城诸多不便等情况下，决定从窑洼桥口（即金钢桥）北岸桥头起往北辟建一条大道，名曰“大经路”（今中山路）。该路直达铁道边，在“大经路”北端的北宁路边建新车站（今北站）；在“大经路”两侧辟建二、三、四经路，与“大经路”平行排列；与经路垂直交叉从南到北辟建有天、地、元、黄、宇、宙、日、月、辰、宿等多条纬路；在这一地带建官署、兴学校、办工厂、开商店、筑民房、设娱乐场所，将天津城区从海河岸边拓展到京奉铁路。此外，在天津城南面的南市地方大兴土木，新建居民区和筑建各种生活和娱乐设施，把天津城市向南推移到与日租界毗连，使天津新旧城市联结一起。

综观天津城市近代化发展建设，是开埠后在外贸迅速发展的推动下，首使天津水运交通中心从三岔河口东移到紫竹林租界的海河地带，到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经过中外当局几十年努力，把封建性的天津城市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把内向型的天津商业城镇变成为面向国内外、埠内外商、贸市场的大都市口岸，把只求自身生存并紧密依托京城需求而活动的天津封建经济变成了内以三北腹地为基础、外以各大洲为市场而活动的资本主义性质经济。从而使天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了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大城市、北方对外通商大港、华北经济中心，以及具有多功能的近代化大都市。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对外贸易的出现和最初的发展仅仅被人们视为是一种商品流通和交换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它的意义也仅限于此。但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所带来的客观经济效应和影响，却远远超过了它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本身的范围，这种影响可使整个城市或国家在整个经济领域中发生一场革命。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对外贸易可使比较落后的地区或国家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把落后的国民经济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其所带来的一切效应将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近代化以及多功能城市的形成。近代天津外贸及其所产生的效应就是这一规律的反映，它让人们最终完全感受到了：对外贸易与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近代化之间关系的全部意义和价值。

（原载《城市史研究》第9辑，署名姚克宏。作者姚洪卓为纪念陈克、岳宏二位先生与之合写《近代天津对外贸易》一书的四、五部分而作，故以姚克宏之名署之。《国际经贸研究》1994年第2期以《近代天津对外贸易的历史作用》为题摘要刊发。）

【注释】

[1]王学海：《旧中国外商企业在天津设厂行名录》，见《天津历史资料》第19期。

[2]派伦著：《天津海关1892—1901年十年调查报告书》，见《天津历史资料》第4期第52页。

[3]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

[4]依据王学海：《旧中国外商企业在天津设厂行名录》统计，见《天津历史资料》第19期。

[5]《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34、139页。

[6]《最近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图解》（1912—1930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调查部，1931年印行。

[7]《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38页。

[8]Consular Reports 1883年天津，第272页，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75页。

[9]汪敬虞：《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162页。

[10]North China Herald office：A Retrospect of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Affairs in China,the Five Years 1868—1872,第87页，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69页。

[11]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近代金融史稿》。引自沈大年主编：《天津金融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12]李洛之、聂汤谷编著：《天津的经济地位》，1948年3月印行，第125—126页，第134页。

[13]李洛之、聂汤谷编著：《天津的经济地位》，1948年3月印行，第125—126页，第134页。

[14]李洛之、聂汤谷编著：《天津的经济地位》，1948年3月印行，第39页、第112及115页。

[15]李洛之、聂汤谷编著：《天津的经济地位》，1948年3月印行，第39页、第112及115页。

[16]《天津史志》，1987年第2期第56、57页。

[17]天津市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印：《天津市政府》，1948年初版，第7页。

[18]李洛之、聂汤谷编著：《天津的经济地位》，1948年3月印行，第112页。

[19]作者撰写城市生活用水一节时参考了李铭泌、倪晋均：“天津自来水事业简史”一文，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20]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