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初天津对外贸易的基本特征

20世纪初天津对外贸易的基本特征

1900～1937年是近代天津外贸飞速发展时期，20世纪初的1900～1918年，即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这个时期的前一阶段。这一阶段天津外贸的基本特征是：外贸发展很快，但受战争和灾害影响大；外贸由间接贸易转为直接贸易，出口货值增长速度仍旧比进口货值增长速度快，入超虽依旧存在但却有明显下降；英、日、美等国在天津外贸中的实力地位正在发生巨变。

一、外贸迅速发展，但受战争和灾害影响大

1895年起，近代天津外贸出现了飞速发展势头，1900年只因八国联军入侵而突降，之后又飞速发展起来。应该说1895年是近代天津外贸飞速发展时期的起点，但由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和《辛丑条约》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最终形成，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签订的《马关条约》则起了加速这一社会性质形成的作用。所以将近代天津外贸飞速发展时期划在1900年较为适当。在此，社会性质变化成了近代天津外贸发展分期的第一要素，当然也紧密结合了外贸发展的水平。

由于同样原因，近代天津外贸飞速发展终止时期定为1937年而不是1938年，尽管1938年天津外贸货值是近代天津外贸发展的最高年份。因为1937年七七事变，标志着华北、平、津地区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殖民地社会，况且1938年天津外贸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人为因素即战争造成的，并非外贸发展在正常情况下出现的。

天津外贸在1900—1918年间迅速发展比兴起时期要快得多。兴起时期（1861—1899年）天津外贸进出口贸易值年均是31 299 906两，净值年均为28 872 405两（1874年前为津行化两非海关两，1874年起为海关两）。1900—1918年间年均分别是108 937 063海关两和101 056 607海关两，二者相比，贸易货值增长2.48倍上升248％，贸易净值增长了2.5倍上升250％。兴起时期贸易货值年均为千万海关两，1900—1918年年均是亿万海关两；兴起时期税收年均为476 140海关两，1900—1918年年均是3 200 595海关两，增长5.72倍上升572.19％；兴起时期22个年头统计，进出口船只吨位量年均为614 454吨，1903—1918年间年均是2 121 614吨，增长2.45倍上升245％^[1]。可见1900—1918年间无论是贸易货值还是净值或是税收或是进出口船只吨位量，虽不及1919—1937年年均货值的278 231 819海关两、净值年均的271 087 839海关两、税收年均的14 225 003海关两、船只吨位量年均的4 715 491吨水平，但同兴起时期贸易的货值、净值、税收、船只吨位量比较却成倍地提高了，更为衰退时期外贸发展水平所不及。

这段时期天津外贸受战争影响较大，以八国联军入侵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天津“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因成千上万的居民外逃”和战争破坏“空了大半个城”^[2]，“全城已是十室九空了”^[3]，致使津市“百业摧残，钱业倒闭者约百余家。……市面混乱，现银紧缺……物价上涨”^[4]，给天津外贸影响是大的。当年（1900年）洋货进出口净值从上年的39 279 788海关两降为14 728 354海关两，下降了1.66倍即166.69％；是年下半年出口贸易处于停滞状态；关税收入由上年的1 269 804海关两降为516 707海关两，不及上年一半；到港船只比上年下降42.71％^[5]。这场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使天津外贸倒退了好几年，进口贸易虽在1903年恢复到1899年水平，但出口贸易到1905年才接近1899年水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天津外贸影响较突出的是：左右了天津进出口商品种类和数量。其间欧洲各交战国家需要大量山羊皮制作士兵冬装，于是山羊皮从天津出口量猛增，1914年146万余张，1915年就达346万张^[6]，一年间竟增长了一倍多，后因山羊皮制作的冬装不便士兵行军作战，改以羔羊皮制作，天津出口山羊皮大减，羔羊皮出口猛增。进口商品受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当时天津市场上急需铁条、钢板、马口铁、铁轨等，由于战争原因进口量巨降。铁条进口1914年是93 740担，1915年降为29 190担，下降68.86％；铁轨进口1915年为122 140担，1916年仅是790担，下降99.35％；马口铁进口1915年为63 070担，1916年只有22 980担，下降63.56％^[7]。

至于灾害对天津外贸影响，以1912年和1917年水灾为例：1912年直隶大雨成灾，津保间一片汪洋，数千顷园田和无数村庄被洪水淹没，禾苗被洪水荡之无存，流离失所灾民达30余万^[8]。1917年水灾比1912年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年山西大雨，京汉、津浦两路基被洪水冲淹，交通断绝数月，津保间田禾与村庄为洪水吞没，灾民数十万，损失万万元^[9]。对天津外贸影响以1917年水灾言之：农产品出口巨降，食粮进口猛增。1917年与1916年相比，棉花出口下降44％，生牛皮出口下降50.27％，豆类出口下降75％；大米进口增长55.73％，面粉进口增长90.13％。以货值论：出口值减少600万海关两，进口值增长1000万海关两，入超增加1300万海关两^[10]。可见灾害对外贸影响之大。

二、对外贸易由间接贸易转为直接贸易，入超虽存在却有明显下降

近代天津外贸一开始就处于上海对外贸易的附庸地位，进出口贸易主要是经上海等通商口岸（主要是上海）转出入。天津对外直接贸易起于1867年，是年英国并欧洲即有四大类36种商品输入天津^[11]，其后直接贸易迅速增加，但在整个近代天津外贸兴起时期，即19世纪期间天津外贸经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口的贸易格局始终没有改变，而且占了主要部分。1887年直接进出口贸易值仅是进出口贸易净值的17.66％，1899年为32.46％^[12]。“1894年，天津进口的洋货净值2 177万海关两，其中直接从国外进口净值仅455万海关两，而由上海转口输入的则达1311万海关两，达天津进口总值的60％”^[13]。

进入20世纪，天津经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口为主的间接贸易逐渐转为直接进出口为主的贸易。这个转变是20世纪初完成的，它标志着近代天津外贸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00年后，由于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入侵华北、平、津，天津对外直接贸易发展了，直接贸易和间接贸易的比重也随之发生变化。1905年直接进口贸易货值首次超过间接贸易货值，比重分别是52.07％和47.93％，成了近代天津外贸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点。1906年比重分别为61.51％和38.49％^[14]。之后虽有经上海等通商口岸进口洋货值高于直接进口洋货值情况，那是个别的年份。土货直接出口值向来大大低于经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口的土货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直接出口土货值与出口到上海等通商口岸土货值相比，一般相差约2～8倍。其间只有1905年直接出口土货值占51.53％，出口到上海等通商口岸的土货值为48.47％^[15]。之后1918年直接出口土货值再次超过出口到上海等通商口岸土货值，其比重分别是51.61％和48.39％^[16]。20世纪20年代起，直接出口的土货值直线上升占主要部分，出口到上海等通商口岸的土货值成为次要部分。

天津对外贸易由间接贸易为主转为直接贸易为主，摆脱了从属于上海对外贸易的附庸地位，是这一阶段天津外贸的一大特征。

进入20世纪后，天津外贸土货出口值依旧高于洋货进口值增长速度，但洋货进口值（货值、净值）仍旧高于土货出口值，入超仍旧始终存在，所不同的是兴起时期入超呈上升势头，进入20世纪则趋于下降之势。1902～1918年土货出口值增长277％，洋货进口值增长29.43％，洋货进口净值增长30.5％。以洋货进口值与土货出口值计，入超1902年为40 091 606海关两，1918年是24 848 544海关两；1918年与1902年相比入超下降61.34％。以洋货进口净值与土货出口值计，入超1902年是39 875 876海关两，1918年为22 628 875海关两，1918年比1902年下降76.21％^[17]。不难看出，20世纪以来入超呈下降趋势，也是此间天津外贸特征之一。

三、英、日、美等国在天津对外贸易中实力地位的巨变

19世纪末，英、日、美等国在天津外贸中实力地位未能发生巨变，只因英国仍是当时世界上综合实力较强的国家，是历次侵华急先锋，在华权益又多，中国及天津外贸经营权和进出口贸易主要环节始终为英国所控制或操纵，加之19世纪香港更多起着英国在东方对外贸易作用，这样19世纪英国在天津外贸中就始终占据优势，处于控制和垄断地位。进入20世纪后，由于英国在世界上综合经济实力地位的迅速下降：19世纪号称世界最强大国家的英国地位动摇了，工业生产在世界上的比重由1870年占32％下降到1913年的14％，1880年为美国超过，1910年为德国抛后；英国在世界上的贸易地位从1870年占22％降为1913年的15％^[18]；19世纪60年代英国独占中国对外贸易，19世纪末便开始丧失垄断中国对外贸易；19世纪后期英国商品在世界市场遇到美、德两国商品挑战，在中国市场又遭日货竞争。英国综合实力地位下降的同时，美、德、日、法经济实力地位则日渐上升。这样，英国在华权益及在中国外贸中的地位便受到威胁，处于削弱衰退之中。

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迅速兴起，经济发展很快，通过《马关条约》从中国掠夺大片领土和巨额赔款及其他权益后，很快就发展成较强的帝国主义国家，积极参与瓜分中国的侵略活动和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在华实力和地位猛增。

美国自南北战争后，资本主义发展很快，工业生产迅速上升，经济飞速发展，19世纪80年代初工业生产跃居世界第一，1913年占世界工业产量的38％，超过英（14％）、德（16％）、法（6％）、日（1％）四国总和^[19]，1900年在世界贸易中，仅次于英国位居第二。

进入20世纪后，英、日、美等国各自经济实力和在天津贸易中的地位就有了明显变化，并进一步加剧。在天津直接进口贸易中，1901年英占10.6％，日达31.72％，美为6.4％；1906年英是20.80％，日为31.30％，美占12.90％。在天津直接出口贸易中，1901年英占5.44％，日是37.51％，美仅1％；1906年英是6.9％，日占43.8％，美为10.30％^[20]。显然英国实力已在日本之下，1906年美国在天津出口比重也超过英国，表明三国在天津外贸中地位和实力发生着巨变。进出天津船只吨位量的变化更为明显，1895年各国进出天津船只吨位量之和仅是英国的38.02％，1914年却超过了英国船只吨位量的28％^[21]，显示英国在天津外贸实力地位的巨减。

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如英、法、德、俄等国忙于战争，暂时放松对了华侵略掠夺，同天津贸易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大大减少了，法、德两国几乎没有一艘货船来津贸易。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天津贸易实力的减退，为日、美两国在中国特别是在天津膨胀其经济实力提供了良机。日、美两国以其廉价商品源源不断输入天津，尤其是日货倾销和日本对华北资源掠夺比美国更甚。这样三国在天津进出口贸易中比重发生了巨大变化：1917年日本占67.26％，美国是15.08％，英国只有3.43％，香港为11.68％；1919年日为65.62％，美达17.56％，英是4.42％，香港占6.98％^[22]。可见，日本第一、美国第二、英国远在日、美之后，加上香港也不及美国。况且1900年后香港进出口贸易已经包含更多其他国家的转口贸易。其间，日、美两国相加，1917年比重是84.34％，1919年为83.18％，处于垄断地位，成了控制天津外贸的国家。

日、美两国垄断天津外贸手段是：

一是大量向天津输入商品。由于日货大量输入，日货进口天津值从1906年12 540 885海关两，增到1919年40 476 164海关两，增长2.22倍；美货进口天津值由1906年5 184 668海关两，增到1919年12 739 288海关两，增长1.45倍^[23]。

二是掠夺资源制成商品转销欧洲市场。日、美两国对华资源掠夺，使出口到日本的货值由1906年1 132 382海关两增到1919年21 478 868海关两，增长17.96倍；出口到美国货值由1906年267 093海关两增到1919年3 837 547海关两，增长13.36倍^[24]。此间，日、美两国加工制造业一时大兴，闻名世界最大的皮货市场伦敦，被美国“圣路易斯”取代。

三是开发新产品扩大同天津贸易。为扩大同天津贸易，美国商界抓住天津民族工业兴起所需设备，把“最时（新）式纺纱机器”输入天津，售与天津企业家，使得“各样成货及机器……前由比、德两国运华者，近由美国迳运矣。”^[25]日本向以东洋火柴赢得天津市场，近以提花丝兼杂绸及人造丝供应天津工商界，增加同天津贸易额和贸易量。

四是增强对天津外贸货运能力。航行天津港的日船1913年超过英国，1914年达894艘居第一位。美国航行天津船只艘次虽增长不大，但吨位量的增长特惊人，1912年为45 606吨，1922年就达266 869吨，是1912年5.85倍^[26]。

由于日、美两国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采取上述手段和措施，1917～1919年天津进出口贸易，日本所占比重达60％，取代英国地位；美国所占比重是15％。日、美两国相加垄断了天津外贸。日、美两国加强同天津贸易，抵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天津外贸发展带来的影响，弥补了大战期间欧洲各国同天津贸易急剧减少所带来的消极因素。天津外贸即由英国垄断和控制的局面转为日、美两国垄断和控制的局面了。

日、美两国在华经济权益增长的结果：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侵占东北、蚕食华北，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美国得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控制了中国。

（原载《天津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注释】

[1]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2][俄]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著、许崇信等译：《八国联军目击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

[3]天津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京津家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4]沈大年主编：《天津金融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5]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6]见各年《津海关贸易报告》。

[7]见各年《津海关贸易报告》。

[8]见各年《津海关贸易报告》。

[9]见各年《津海关贸易报告》。

[10]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11]见各年《津海关贸易报告》。

[12]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13]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14]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15]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16]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17]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18]樊亢等编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3页。

[19]樊亢等编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35等页。

[20]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21]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22]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23]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24]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25]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

[26]依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所载数据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