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留学教育的兴起

进入近代以后,由于某些偶然因素,开始有中国人走出国门,留学海外。虽然人数寥寥,但他们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驱。作为一种人才培养方式,由政府有计划地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则是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至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约25年间,清政府先后向美国和欧洲派遣了260余名留学生,拉开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帷幕。这些留学生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直接接受西方教育的一个群体,对于西学东渐和近代中国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容闳与幼童留美

1872年8月11日,30名拖着长辫,身着长袍,脚穿厚底布靴的幼童,在监督陈兰彬的率领下,由上海登轮赴美留学。随后,1873年6月12日,第二批30名幼童由黄胜率领前往美国。1874年9月19日,第三批30名幼童由祁兆熙率领出国。1875年10月14日,第四批30名幼童由邝其照率领赴美(其中第二、第四批分别有7名和3名自费生随行)。上述4批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开中国近代留美教育的先河,其倡导、组织者是容闳。

(一)容闳和派遣留学生计划

容闳(1828—1912),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市)人。1847年,他与同学黄宽、黄胜一起,随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赴美留学。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成为近代第一位“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的中国人。

容闳是一位爱国者。他在美国留学7年,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的同时,时刻惦记着祖国和人民。他为国家的落后而痛心,为人民的苦痛而忧愤。他写道:“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102]他立志要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见诸实用”,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经过多年酝酿,到大学第4学年时,他已把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03]具体来说,即是派遣学生赴美国留学。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造福于国家和人民,1854年11月13日,容闳不顾留在美国的种种“吸引力”,毅然踏上了归程。回国后,他曾做过多种尝试,历经挫折,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初衷不变。机会终于来了。1870年发生“天津教案”,曾国藩、丁日昌等奉命前往处理,容闳受命任译员。容闳抓住机会,通过丁日昌向曾国藩正式提出派遣学生赴美国留学的计划: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需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着有成效,则以后即永为定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104]

对于容闳的留学计划,曾国藩早在数年前已略有所知,再加上丁日昌对此又大为赞许,因此他很快表示同意,并领衔联名上奏清政府。容闳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105]。

1870年冬,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正式得到清政府批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曾国藩、李鸿章组织人员拟定了《挑选幼童赴泰西肄业章程》和《挑选幼童及驻洋应办事宜》,分别在1871年9月3日和1872年2月27日上奏清政府。这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文件,前者12条,后者6条,对于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有关事宜作了具体规定。主要内容有:(1)委派陈兰彬、容闳为留美学生正副委员(监督),经办一切留学事宜;(2)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由刘翰清负责,经办挑选幼童、派送出国等事;(3)每年选送聪慧幼童30名前往美国留学,4年共派遣120名;(4)从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处挑选幼童年龄在12岁至16岁之间;(5)留学年限为15年,学成归国,听候派用,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也不准私自先回自谋别业;(6)赴美幼童学习1年,如“气性顽劣”或“不服水土”,由驻洋委员随时撤回,缺额在旧金山15岁左右的华人中募补;(7)幼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委员传集幼童宣讲《圣谕广训》,每逢三大节及朔望等日,由驻洋委员率同在事各员以及幼童,望阙行礼;(8)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各项经费预算。

选派幼童赴美留学,招生是重要的一环。当时,社会风气未开,消息闭塞,国人对于外国的情况了解甚少,许多人甚至误以为那里“蛮夷遍地,将会剥掉孩子们的皮,再蒙上狗眼,把他们弄成罕见的动物去展览”^[106]。送幼童出洋留学,家长必须在“甘结”上签名画押。下面是詹天佑父亲詹兴洪的“甘结”:

具结人詹兴洪今与具结事。兹有子天佑,惟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

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面圆白,徽州府婺源县人氏。曾祖父贤,祖世鸾,父兴洪。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詹兴洪(亲笔画押)^[107]

这份类似卖身契的“甘结”,使许多人疑虑重重,望而止步。即使像詹兴洪这样的开明人,也是在邻居好友的反复劝告下,并答应将自己的第四个女儿许配给詹天佑之后,才怀着沉痛的心情勉强在“甘结”上签字。由于报名者不多,容闳的招生工作困难重重。到1871年夏,第一批30名的定额还没有招满。不得已,“乃亲赴香港,于英政府所设学校中,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柢者数人,以足其数。”^[108]可见,冲破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30名幼童从上海登船赴美留学。随后,第二、三、四批各30人也分别于1873年、1874年、1875年相继成行。这120名幼童中,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10岁,十三四岁的占大多数。从籍贯上看,广东84人,占70%;江苏21人,占17.5%;浙江8人,占6.7%;安徽4人,占3.3%;福建2人,占1.7%;山东1人,占0.8%。而广东人中,又以香山最多,40人,占33.3%。^[109]这120名幼童,谱写了中国近代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新篇章,掀开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

(二)幼童留美半途夭折

幼童们到达美国后,大体上按两人一组,分散寄居在美国居民家中。这种方式,既使幼童的生活得到照顾,同时也使他们融入美国社会中,十分有利于语言学习。过了语言关之后,他们便入当地的小学、中学肄业。中学毕业后,又进入美国高等学校学习。由于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秀,他们中不少人进入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大学深造。中国留学生的勤奋好学、积极上进、礼貌谦虚,赢得了美国友好人士的赞誉。耶鲁大学校长朴德等在给总理衙门的联名信中称:

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110]

然而遗憾的是,幼童们未能按原定计划完成学业,而于1881年被提前撤回。幼童留美半途夭折,留学事务所内部的顽固派的破坏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根本原因则是留美学生受到美国生活方式的“同化而渐改其故态”,而这些,无论是顽固派还是洋务派,都是不能接受的。曾国藩、李鸿章等赞成容闳的建议,派遣幼童赴美国留学,其“初心”是为了“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111]。同时,他们也担忧幼童“早岁出洋”,腹少经书,会“沾染洋习”。因此,在规章制度中,十分强调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封建礼仪的训练,加强对幼童的防范,使他们“不至囿于异学”。幼童出国后,他们又一再告诫:“出洋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功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是以功夫要上紧学习,规矩不可变更。”^[112]应该说,初到美国时,幼童们还是遵守规定的。他们每隔3个月到留美事务所学习“中学”,既学做“中学”作文,也练习小楷。星期天,寄居的主人带他们到教堂去,他们吓得惊慌失措,慌忙逃出教堂。然而时间一长,情形就不同了。他们“日受新英国教育之陶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113]。谒见留学生监督,“均不行跪拜礼”。信教学生增多,有的已受洗为基督徒。洋务派担忧且严加防范的问题还是发生了。对于留学生的这些变化,在容闳看来,“皆必然之势,何足深怪”。但在顽固派眼里是大逆不道,洋务派也认为“适异忘本”。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顽固派和洋务派走到了一起,而容闳则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因此,李鸿章“不愿为学生援手,即顺反对党之意而赞成其议”。1881年6月8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决:“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114]

此外,幼童留美夭折,也有国际背景。派遣幼童赴美留学是有条约依据的。1868年签订的《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亦称《蒲安臣条约》)第7条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优待。”^[115]可是,19世纪80年代,美国掀起反对华工的风潮,国会还通过了禁止华工的议案。1878年,容闳向美国政府提出,选送一部分中学毕业生进入美国陆海军学校学习,而遭到美国政府拒绝。这样,留美学生既不可能学到洋务派所期望的军政、船政之学,又所谓“沾染洋习”,再加上顽固派背着容闳,“日通消息于北京”,从中破坏,“留学事务所之运命,于是告终,更无术可以挽回矣”^[116]。

(三)幼童留美的意义

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虽然半途夭折,但其意义不可低估。

首先,开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河。近代以来,早就有人提出。主张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如1863年,拣选知县桂文灿在给总理衙门奕的条陈中,建议效法日本派遣幼童出国留学。他写道:

闻日本近遣幼童分往俄、美两国,学习制造船炮、铅药及一切军器之法,期以十年而回。此事如确,日本必强,有明倭患,可为预虑。学习制造船炮等法,我国家亦宜行之。^[117]

1865年,薛福成在《上曾侯相书》中也建议以俄国为例:

仿俄人国子监读书之例,招后生之敏慧者,俾适各国,习其语言文字,考其学问机器。其杰出者,旌以爵赏。^[118]

然而,直至幼童赴美留学,中国近代历史上才有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才从少数人的先进思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119]。

其次,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120名学生中,除因故已撤回和在美国病故者之外,其余94名,分3批回国。头批21名均入上海电报局,二、三批由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分配到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这些学生中,2人已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其余则分别在大学、中学和小学肄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虽然学业尚未完成,但在美国留学多则10年,少则也在5年以上,对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凭借自己的努力,数十年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为政界、军界、商界的重要人物,或者是工矿、铁路、建筑等部门的技术骨干。据统计,这批学生后来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从事工矿者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者5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外交官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经商者7人;从事海军者20人,其中海军将领14人。^[120]由此可见,这批留学生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最后,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积累了经验。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初次尝试,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经验教训,为以后的留学教育提供了启示。派遣船政学生留欧,即是受到了幼童赴美留学的影响,同时,在留学生的年龄、外语要求、学识以及留学年限等重要问题上,显然是吸取了幼童留美的经验教训,作了重大改进。这是船政学生留欧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总之,幼童赴美留学,尽管筚路蓝缕,半途夭折,但毕竟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之先声。因此,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派遣留欧学生

在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起始阶段,前期的派遣国是美国,后期则是欧洲各国。1876年,即最后一批30名留美幼童派遣完毕的翌年,清政府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至甲午战争前约20年间,先后向欧洲各国派遣留学生共四批,计145人。分别是:1876年,李鸿章奏请派遣王得胜、卞长胜、朱跃彩、杨德明、袁雨春、查连标、刘芳圃赴德国学习“陆军技艺”。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德学生,也是最早一批陆军留学生。1877年至1896年,以福州船政学堂学生为主体的船政留欧学生四届计88人。1892年,张之洞奏准派译员俞忠沅携工匠10人至比利时学习炼钢技术。1896年,张之洞又获准选派江南陆军学堂、铁路学堂、储材学堂的学生40人赴英、法、德三国留学。在上述四批留欧学生中,以船政的规模最大,准备最充分,组织管理最有成效,取得的成绩也最显著。

(一)船政学生留欧的原因

光绪三年(1877年),洋务派从福州船政学堂中挑选制造、驾驶学生以及艺徒等共38人,派赴法、英等国学习制造、驾驶以及矿学、化学、交涉公法等。这是船政学堂第一批留欧学生。以后又以船政学堂学生为主,分别在光绪七年(1881年)派出李鼎新、王迥澜等10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派出刘冠雄、李大受等33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派出施恩孚等7人,前后四届共计88人。福州船政学堂派遣留欧学生,很明显是受到幼童留美的影响。据船政大臣沈葆桢说,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曾想效法派遣船政学堂学生出国留学。后来虽因经费困难而不得不终止,但他仍设想等船政局雇募的外国技术人员期满撤回以后,就用他们的薪水开支移作留学经费,选派学习制造、驾驶艺童、艺徒出国留学。他认为这样做,“以中国已成之技求外国益精之学,较诸平地为山者又事半功倍”^[121]。

当然,福州船政学堂派遣留欧学生,更主要的是由于当时船政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左宗棠在创办船政局时,由于“中国无一人曾身历其事”,不得不“借材异邦”,雇募外国技术人员。他与德克碑、日意格等订立合同,自铁厂开工之日起,在5年内成船16号,教会中国员匠能自监造驾驶。同治十二年(1873年),外国技术人员将限满按约撤走。这时,船政事业面临着一个新问题,是为节省经费停止造船,还是为力图自强继续建造?沈葆桢在他著名的《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中提出,停止造船,则“不免尽弃前功,而鹊巢鸠居,异族之垂涎尤为可虑”,如若每年造船两艘,“则已成之绪不致中乖”。然而,由于中国员匠只能“就已成之绪而熟之,断不能拓未竞之绪而精之,虽则岁告成船,究竟毫无进境”^[122]。所以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立即选派船政学堂学生出国留学,即所谓“宜置之庄岳之间”,船政事业才能“日起而有功”。在这个奏折中,他还提出了出国留学的比较具体的办法,主要有:从前、后学堂挑选“天资颖异、学有根底”的学生,分别派往法国、英国学习造船、驾驶;留学时间“速则三年,迟则五年”;学生中如有学问好而身体弱,不能入厂上船,就“在学堂接充教习”;在国外学成回国后,则“以学堂后进之可造者补之”等等。

沈葆桢的建议,很快得到总理衙门赞成。奕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十八日的奏折中说:“该大臣所奏,亦仍系为中国力图自强之意。”^[123]饬令着手办理。但是随之发生的日本侵占台湾事件,使此事“未及定议”。因此,沈葆桢最早主张派遣船政学堂学生出国留学,然而在他担任船政大臣期间,除了在光绪元年(1875年)乘日意格回国之便,派遣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随同前往英、法游历,并采购“铁胁新机”外,他无可举。

船政学堂正式派遣留欧学生,始于督办船政大臣吴赞诚任内。洋务派在此时旧事重提,其原因李鸿章在光绪二年(1876年)十一月说得很具体、明白。他说中国船厂目前虽能放手自制轮船,但只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近来世界造船技术发展很快,轮机铁胁,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行驶愈速,而中国仿造的“皆其初时旧式”,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124]关于驾驶的情况,他的看法是:虽然中国人能自行管驾轮船,但测量天文、沙线、遇风保险等,“仍未得其深际”。驾驶铁甲兵船于大洋狂风巨浪之中,布阵应敌,离合变化等等,更是见所未见。所以,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只有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去探求“制作之源”“驾驶之密钥”。在时隔沈葆桢第一次提出派遣留学生建议后的4年,李鸿章又一次主张立即从福州船政学堂中派遣学习制造学生到法国,学习驾驶学生到英国去留学。学习制造者,“务令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自制”;学习驾驶者,“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船于大洋操战”。学生如有天资杰出者,也可以学习矿学、化学以及交涉公法等。他认为“如此分投学习,期以数年之久,必可操练成才,储备海防之用。”^[125]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十七日,监督李凤苞、日意格等带同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学习制造学生郑清濂等12人、艺徒裘国安等4人、学习驾驶学生刘步蟾等12人,乘坐“济安”轮船开赴香港,二十二日,由香港改乘外国轮船横渡重洋赴欧留学。同年九月,船政局帮办洋员司恭塞格回国,吴赞诚又选派艺徒张启正等5人随同西行,十一月初四日抵达法国马赛。上述36人,连同已在国外的魏瀚、陈兆翱两人,共计38人,是船政学堂第一届留欧学生。后来,又以同样方式派遣了3届学生赴欧留学。

由此可以看到,从福州船政学堂中选派学生赴欧留学,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学习西方先进的制造、驾驶等技术,用他们的话说,“俾后出更新之法,不至绝无闻见”^[126],使当时已经建立起来的,并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国近代造船工业,以及驾驶兵船技术能有一个较大的进步,努力赶上先进水平。虽说由于社会和政治的原因,船政学堂学生出国留学后,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随人作计”的落后局面,但洋务派这样做,确有远见。

(二)留欧船政学生的组织管理

洋务派为了实现派遣船政学堂学生出国留学的目的,吸取了留美教育的经验教训,在组织管理上采取了这样一些具体措施。

首先,在选拔出洋学生时,要求学生“必通晓泰西语言文字”。洋务派认为,派学生出国留学,是“就已成之绪,收深造之功”。学生留学国外,除了听课,还必须“自行研究”,独立“探讨义意”。因此,出洋学生除专业知识要有相当的根底之外,还需“通晓泰西语言文字”。外语不能“精通”者,则不予或缓予出洋留学。1879年,李鸿章、沈葆桢等因海防急需人才,要求福州船政学堂根据第一届学生出洋章程,“接续择才派赴英法就学”。当时负责船政事务的闽浙总督何璩以及船政提调吴仲翔等人,经过“察核”之后,认为学生于“制造、驾驶之学虽有根柢,惟于泰西语言文字尚未精通”,故暂时“无堪派之人”,提出要对学生“勤加训课”,三四个月后达到要求再“挑选保送”。应该说,洋务派在选拔船政学堂学生出国时严格把住外语关,坚持宁少毋滥的做法,比留美教育时先送学生出国,再过外语关,显然要好得多。这个经验不仅对以后旧中国的留学教育产生了影响,甚至时至今天也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其次,洋务派很重视留学生书本知识的学习和实际能力的培养,提出“课读”与实习“兼程并进”,不可偏废。具体规定赴法国学习制造的学生和艺徒,“既宜另延学堂教习课读,以培根柢,又宜赴厂习艺以明理法”^[127]。例如,第一届出洋艺徒郭瑞畦、刘懋勋、裘国安3人,在法国白海士登官学学习,成绩“均列优等”。刘懋勋又在多郎官厂随同总监工古新学习,郭、裘两人随总监工萨巴里学习汽缸学。结果刘可充“铸铁局匠首,或派绘画船图”,郭、裘可任“汽锅局匠首,或绘画船图”。赴英国学习驾驶的学生,抵英后用1年左右的时间,“赴水师学堂先习英书,并另延教习指授枪炮水雷等法,俟由两监督陆续送格林回次、抱士穆德大学院肄习”,然后再花约两年时间,分期分批“上大兵船及大铁甲船学习水师各法”。留学生上船实习,不仅巩固了书本知识,锻炼了胆略,而且还有新发现。在英国“依纪理亚”号兵船实习的第3届出洋学生陈恩焘,在船由地中海驶入印度洋时,“测出前图未载礁石两处”;在船由新加坡驶往澳大利亚途中,遇到狂风大雹12次,他“自用大索缚身桅柱间,随同船主占针揆度,测海驶风,从容料量,不爽毫厘,蒇事而返”^[128],学习期满甄别,获得上等。

最后,对于留学生的学习内容,洋务派在《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中明确规定,“凡所习之艺,均需极新极巧;倘仍习老样,则惟两监督是问”^[129]。他们要求留法学习制造艺童在3年内学完下列课程:第一学年,重学统论、画影勾股、水力重学、汽学、化学、轮机制造法、画图、法国语言文字;第二学年,水力重学、化学、轮机制造法、画图、法国语言文字、轮机重学、材料配方学、五圣学、房屋建筑;第三学年,轮机制造法、画图、法国语言文字、轮机重学、挖煤铁学、船上轮机学、铁路学、画影勾股。当然还学习史鉴等所谓“有用之书”。

为了能使留学生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在选派学生出国时,除了主要到当时制造“最盛”的法国,水师操练“最精”的英国之外,也有提出到比利时(布洛斯)学习,因为其“枪炮之制晚出最精……新制水雷足破轮船”。洋务派还责成留学生监督会同察看留学生的学习地点以及所请教习,规定要选择有名的“大学堂、大官厂”、大兵船,“订请精明教习指授”。如在学习过程中,发现原来的安排不妥当,或所请教习不能认真指授,则应马上更换,“妥为安置”。此外,还规定每年安排一定时间,让留学生分赴各厂矿、炮台、兵船乃至别国游历,去“考究”新样之船身、轮机及一切军火、水陆机器等,以“扩见闻而资历练”。游历时间第一年没有具体规定,第二、三年,学习制造学生每年60日。如郑清濂、陈林璋等人在法国削浦官学获得“堪胜总监工官凭”之后,又游历法国、比利时、英国船厂、轮机厂暨熔炼钢铁官民各厂,“以资考证”。林庆昇、池贞铨等5人,在巴黎矿务学堂学习期满,获得“堪胜矿务总监工官凭”之后,由李凤苞带领到德国矿山荟萃之地哈次游历,该处“开采之精,实为欧洲之冠”。

诚然,西欧各国不可能把当时所掌握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军事技术传授给中国留学生,但是洋务派要求留学生学习“极新极巧”知识的要求是有道理的。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兵船,船身由木胁变成铁胁、钢甲,轮机采用新式的康邦卧机,马力发展到2400匹,主要是由留欧学生设计、监造的。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洋务派的这条措施不能说没有一点儿成效。

(三)船政留欧学生勤奋好学

洋务派派遣的船政学堂留学生,大多数是20岁左右的青年。他们深知洋务派将他们派遣出国,其用意是“期于穷求洋人奥秘,冀备国家将来驱策”。因此,在国外留学期间,绝大多数人积极好学,“奋发有为”。88人中,只有杨济成一人“考不及格”。赴英学习驾驶学生刘步蟾上“马那杜”铁甲船,担任见习船副,每试“成绩冠诸生”。林泰曾上“孛来克珀林”铁甲船,蒋超英上“荻芬司”铁甲船,林颖启、江懋祉同赴西班牙上“爱勤考特”兵船,黄建勋赴美国上“伯里洛芬”兵船,他们“均能与泰西将士讲求枪炮、水雷及行军布阵之法”^[130]。船上课程结束后,又聘请英国水师炮队教习苏萃授以“炮垒、军火诸学”,美国水雷官马格斐授以“水雷电气诸学”。萨镇冰等4人先入格林尼次官学学习“行船理法”,稍后萨镇冰上“门那次”兵船,林永升上“马那杜”兵船,方伯谦先上“恩延普”兵船,后调“士班登”兵船,叶祖硅先后上“索来克珀林”“英芬昔索耳”兵船等,他们都“周历地中海、大西洋、美利坚、阿非利加、印度各洋,于行军布阵及一切战守之法无不谙练”^[131]。严宗光(严复)先在抱士穆德大学院肄业,随后入格林尼次官学考课,“屡列优等”。再赴法游历后,深入研究数理、算学、气化学、格致、驾驶、熔炼、枪炮、营垒等。何心川随“菩提西阿”兵船巡访阿非利加西南各洋时,曾“亲阅战事”,后因“受瘴抱病”,不得不提前回国。

在法国学习制造和矿务的留学生同样刻苦求学,获得优异成绩。学习制造的学生郑清濂、陈林璋入削浦官学,吴德章、杨廉臣、林怡游、李寿田入多郎官厂,都学“制造船身轮机理法”,两年卒业,均获“堪胜总监工官凭”,其中郑清濂成绩最好。之后,吴德章、杨廉臣两人又赴卢爱里并布呵士水师陆军各炮厂专门学习造炮,郑清濂、林怡游赴汕答佃洋枪官厂专习验料、炼造等。学习矿务学生林庆昇、池贞铨、张金生、林日章4人先入科鲁苏民厂,罗臻禄入汕答佃官学堂。1878年,5人又转入巴黎矿务学堂,学习期满大考,林庆昇成绩最优,池贞铨次之,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又次之。5人均得“堪胜矿务总监工官凭”。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批留学生中,有的因专心学习积劳成疾而亡于异国。如第一届制造学生梁炳年,赴法国入多郎官厂学习,患病后仍“不肯因病废学”,最后病死于法国。第三届留欧学生陈鹤潭,在英国格林书院等攻读三角、代数、水力、动力学,学习极为勤奋,不幸得咳血病,“殁于英国医院”。这些为了寻求先进科学技术而不惜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中国留学生,显示了中国人民刻苦好学的优秀品质。

留学生中除了上述学习驾驶、制造、矿务等自然科技知识外,有的还学习社会政治学说。例如近代著名改良主义思想家马建忠,留法期间与陈季同一起“入政治学堂,专习交涉律例等事”。他一面兼充翻译事务,一面认真学习。政治学堂考试时,“对策凡三日”,“其书策不下二十本,策问之细目盖百许条”,但他均能“逐一详对,俱得学师优奖,刊之新报,谓能洞隐烛微,提纲挈领,非徒钻故纸者可比”。接着他又参加“文词”考试,获得“文词秀才”。当时法国报纸评论说:“日本、波斯、土尔基人负笈巴黎者,固有考取格致秀才及律例举人,而东土之人独未有考取文词秀才者;有之,则自忠(即马建忠——引者)始也。”^[132]第三届留学生张秉奎、罗忠尧等在英国学习“水师海军公法、捕盗公法及英国语言文字”。林藩、柯鸿年等6人在法国学习“万国公法以及法文法语”,考试结果,“均取中律科举人”。

中国留学生“锐意考求”的求学精神,以及考试“常列高等”的学业成绩,博得了外国人的赞扬和敬重。萨镇冰在留学时,为英国海军提督所欣赏,称其坚忍勤能,堪胜将帅之任。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裴利曼特对刘步蟾的评语是:“涉猎西学,功深伏案。”马建忠留学回到天津,李鸿章“历试以事,均能折衷剖析,不激不随;凡过津各国公使领事,无不同声引重”^[133]。这些早期的留欧学生,以他们的聪明才智使外国人不得不承认“华人之才力不后西人”^[134]。

(四)船政留欧学生成绩卓著

洋务派派遣的这批留欧学生,自光绪五年(1879年)之后开始陆续回国。他们“重洋负笈,学业有成”,回国后,曾对近代中国社会起过重要影响。

首先,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重要骨干力量。例如,清朝北洋舰队12艘主要舰船的管带中,留学生担任一半,他们分别是“镇远”管带林泰曾、“定远”管带刘步蟾、“靖远”管带叶祖硅、“经远”管带林永升、“超勇”管带黄建勋、“济远”管带方伯谦。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成立筹办海军事务处,将南北洋舰队归并统一,成立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留欧学生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副大臣,沈寿堃为长江舰队统领。辛亥革命后,刘冠雄、萨镇冰、李鼎新曾先后出任海军总长。在中国海军抵御外侮的战争中,大多数留欧学生表现得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其中不少人以身殉国。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经远”管带林永升发现一日舰已受伤倾斜,“鼓轮追之,欲击使沉”,不幸被敌舰所包围,船身中炮碎裂,本人“中弹破脑而亡”。时人赞扬说:“是役临阵之勇,奋不顾身,以公与邓壮节公为最。”^[135]“超勇”管带黄建勋,在舰中炮焚毁,人浮沉大海的危急关头,有人“抛长绳援之”,但他“不就以死”^[136],表现了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

其次,为近代中国造船工业培养了一批优秀技术人才。福州船政局在外国技术人员撤走以后,基本上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管理、组织生产。留欧学生回国后,担任总监工和分厂监工,大大加强了这支技术力量,成为当时我国最大造船厂的技术核心。如魏瀚、郑清濂、吴德章、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在船政局工程处“总司制船”“总司制机”。近代中国造船工业起步较迟,落后西方几十年,但是,在一段时期内,发展速度较快。当福州船政局自制“龙威”铁甲船(后改名为“平远”)时,造船技术已开始接近西方先进国家。“平远”是船政局自己建造的第一艘双机钢甲兵轮。光绪十一年(1885年)禀请试造,十二年安上龙骨,十三年十二月间下水,十五年九月间竣工。由魏瀚、郑清濂、吴德章“监造船身”,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监造船机”。其主要技术指标如下^[137]:

据载,当时造船工业较发达的德国,也只是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制造双机钢甲兵船。可见,当时我国造船技术已有了十分可观的长进。这固然是福州船政局广大造船工人和技术人员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成果,而留学生则起了关键作用。

最后,留欧学生还为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许多留学生回国后在水师学堂担任教习,其中有的还担任水师学堂的总教习、总办,成为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

此外,留欧学生中还有的成为中国近代较早的实业人才。例如林庆昇归国后,“觅得福州穆源铁矿”,并曾“总司”台湾煤矿工程。林日章曾“勘验北洋开平煤矿、福州穆源铁矿”。还有的留学生翻译了大量西方社会政治著作,对近代中国社会起了启蒙作用。

当然,由于社会和政治的腐败,这批留欧学生并没有能够充分施展才能。譬如与我国第一届出洋学生同堂肄业的日本留学生,在甲午战争前后,有的已成为当时日本政府的执政大臣。而我国的留学生中,有的“散处无事”,有的被外国聘用,充当外国领事署及洋行的翻译,出现了所谓“我才弃为彼用,我用转需彼才”的奇怪现象。

总而言之,选派船政学生出国留学是明智的,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也大多行之有效。这批留学生的绝大多数不负厚望,在国外孜孜苦学,学有所成。他们回国后,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忍努力,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发挥了一定作用。因此,船政学生留欧是近代中国一次较为成功的留学活动,应该彪炳于中国近代教育史。

【注释】

[1]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21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2]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21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3]《张文襄公公牍稿》卷十二,民国九年(1920)铅印。

[4]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21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5]《张文襄公公牍稿》卷二八,民国九年(1920)铅印。

[6]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24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7]《张文襄公公牍稿》卷二八,民国九年(1920)铅印。

[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七,民国十八年(1929)故宫博物院影印。

[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七,民国十八年(1929)故宫博物院影印。

[10]《刘壮肃公奏议》卷六。

[11]《张文襄公公牍稿》卷二八,民国九年(1920)铅印。

[12]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21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13]同上书,第241页。

[14]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24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1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七,民国十八年(1929)故宫博物院影印。

[16]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23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17][美]毕乃德著,傅任敢译:《同文馆考》,载《中华教育界》,第23卷,1935(2)。

[18]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49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19]同上书,第476页。

[20]《李文忠公全书》奏稿五三,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金陵刻本。

[21]《张文襄公公牍稿》卷二八,民国九年(1920)铅印。

[22]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52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23]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52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24]《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六〇,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金陵刻本。

[25]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54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26]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3),第24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27]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52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28]同上书,第524页。

[29]《李文忠公全书》奏稿三八,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金陵刻本。

[30]《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六,民国九年(1920)铅印。

[31]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559～560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2]同上书,第578页。

[33]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561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4]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560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5]同上书,第561页。

[36]同上书,第580页。

[3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一,民国十八年(1929)故宫博物院影印。

[38]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9]同上。

[40]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15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4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一,民国十八年(1929)故宫博物院影印。

[42]关于同文馆开馆时问,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8.20)奕等折中称“因于上月十五日……来馆试行教习,即以此学为同文馆”,上月应当是六月十五日,公历当为7月。同治四年四月初五日(1865.4.29),奕等“请将英文馆学生展缓考试片”中称“英文馆于元年五月初间开馆”,五月当为公历6月。这里取后说。

[4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六,民国十八年(1929)故宫博物院影印。

[44]郭嵩焘:《郭嵩焘奏稿》,第283页,长沙,岳麓书社,1983。

[4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六,民国十八年(1929)故宫博物院影印。

[46]根据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44页,第7～25页制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4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〇,民国十八年(1929)故宫博物院影印。

[4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民国十八年(1929)故宫博物院影印。

[49]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86～8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50]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86～8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51]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130～134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52]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18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53]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17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54]据《同文馆题名录》关于历任汉洋教习的记载制表,见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65～6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55]据《同文馆题名录》关于历任副教习的记载制表,见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69～71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5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一五,民国十八年(1929)故宫博物院影印。

[5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六,民国十八年(1929)故宫博物院影印。

[58]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16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59]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2),第63～6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60]《齐如山回忆录》,第28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

[61]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17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62]《齐如山回忆录》,第37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

[63]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17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64]据《清会典》《记同文馆》制表,见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54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6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七,民国十八年(1929)故宫博物院影印。

[66]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9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67]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11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68]同上书,第29页。

[69]同上书,第34页。

[70]同上书,第147页。

[71]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15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72]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3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73]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31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74]《郭嵩焘奏稿》,第346页,长沙,岳麓书社,1983。

[75]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第2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76]同上书,第6页。

[77]同上书,第28页。

[78]同上书,第138页。

[79]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第2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80]同上书,第449页。

[81]关于学堂最初的地址,目前有几种说法:林献炘在《海军各学校沿革之概况》中说是“假省垣内白塔寺,暂行招生授业”;韩仲英在《福建船政始末记》中说“借福州城内神光寺开课”(均见《清末海军史料》)。这里采用的是严复在《海军大事记严序》中的说法(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8),第479页)。

[82]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第6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83]最初是2年。后来在中法战争中,鉴于有的兵船管带“临事仓皇不能出奇制胜,固由船小力单,亦各船疏于训练所致”,因而裴荫森在署理船政大臣时,一面提出增设练船,一面主张学生在练船实习的时间“三年为期”(《光绪十一年六月初六日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奏》,见刘名誊《越事备考奏义》卷三,第11～13页)。

[84]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第13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85]同上书,第316页。

[86]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8),第38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87]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第45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88]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第339、35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89]同上书,第339页。

[90]同上书,第358页。

[91]同上书,第29页。

[92]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1),第18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93]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301～327页,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94]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354页,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95]同上书,第372页。

[96]同上书,第878页。

[97]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第31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98]《光绪政要》卷二二,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45辑,第1189页,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

[99]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第37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00]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605～606页,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101]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453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102]容闳:《西学东渐记》,第22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103]同上书,第86～87页。

[104]容闳:《西学东渐记》,第9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105]同上。

[106]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07]徐启恒、李希泌:《詹天佑和中国铁路》,第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108]容闳:《西学东渐记》,第9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109]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10]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111]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2),第15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12]包遵彭:《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二辑,第6册,第160页,台北,正中书局,1976。

[113]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7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114]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2),第16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15]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2),第15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16]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7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11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11辑,第1549页,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

[118]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2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19]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2),第15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20]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21]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第1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22]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第14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23]同上书,第144页。

[124]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第18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25]同上书,第190页。

[126]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4),第38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7]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第19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28]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第145～146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129]同上。

[130]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第20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31]同上书,第252页。

[132]曾纪泽:《使西日记(外一种)》,第1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133]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6),第24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34]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第10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135]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357页,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136]同上书,第182页。

[137]同上书,第7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