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艺术性和美感
100年以前，美国的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罗提出了科学管理的概念，职业经理人开始以唯理性的名义接管企业（Shenhav，1999）。而当时根本没有人能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事实上，当著名的苏格兰经济学家、《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提出反对对企业进行管理时，大部分与他同时代的人是赞同他的。因为人们认为，管理限制了自由，否认了忠诚，也就毁灭了人们发明创造的能力。这也是科学管理概念产生后在20世纪初期受到普遍抵制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管理学家最后还是在实践中证明了职业化的科学管理带来的功能上的效率和财政上的收益。因此，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样，职业化管理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基础上：通过理性寻求利润。这一点成为20世纪企业管理的中心法则。
20世纪中后期，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者接受理性原则并亲自担任着管理者的角色。最后，管理者和整个社会都把理性法则和理性的管理实践当做了理所当然的事情。随之而生的就是，职业经理人在制度层面上被固定下来，他在技术上追求理性，在功能上追求效率获得利润。20世纪发生了如此显著的变化，可以预见，在21世纪企业将会发生更为实质性的变化，管理也会随着企业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变化包括：连续不断的技术革新（例如计算能力、互联网、宽带）、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以及随之导致的结构重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界限的消失。当然，也包括新近出现的公然的行政职权滥用等。
本书要讨论的重大问题是，管理制度要对这些变化作出什么样的反应？管理学要向什么方向发展？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要认识到，以大小企业为主体的社会是现代管理学的土壤，不仅如此，这些大大小小的企业正在迅速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全球性的文化。也就是说，随着MBA教育以及其他职业化培训的发展和普及，随着20世纪末期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带来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的管理者正在逐渐融合成一体，形成一个拥有自己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组织制度的易辨识的文化群体。在当今世界上，一些跨国企业比一些国家所拥有的财富资源还多，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正在形成的管理文化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广泛的影响，这是一个必然的结论。参与和研究如此有影响的一个群体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准备写这本书时，我们关注这个群体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成员，想要寻找预示着这个群体发展方向的深层次的线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发现在这种文化中，具有商业头脑虽然仍是被人们所赞扬的（这是20世纪早期和中期管理文化的遗产），但更多、更明显的是呈现出一种艺术的和道德的底色。也就是说，我们对20世纪末期最有影响力的企业领导者的研究显示出，管理需要有艺术性的一面。所以，我们只是在一个新的视角上研究一个老问题：管理的艺术。这是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也正是亚当·斯密所遗漏的。本书进一步从审美的角度去考虑，换句话说，把对管理艺术性的研究提升到挖掘企业领导的美学意义上来。
美学是一个涵盖了从创造力到道德观方方面面的词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这里我们使用的是广义上的美学。也就是说，当我们谈到企业领导的美学意义时，我们所指的是艺术精神价值和道德自觉性，并把二者与技术理性和科学管理结合在一起。我们用“美学”这个词汇来突出领导者人文主义的一面，我们也用这个词汇来强调社会用公共道德标准来评判企业领导者的重要性。因此，我们认为，理性的科学管理仅是领导这个词汇所应表达出来的含义的一个方面，对领导者应该坚持三面观：管理者、艺术家和牧师。企业领导必须展示出三方面的素质，并认识到这些素质对世界的潜在的积极的巨大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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