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感的本质和特征

美学史上关于美感的本质有很多说法。我们认为，美感的根源在于社会实践，美感的本质要在人的感官和欲望的社会性中去寻求。美感的这种本质决定了美感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美感的特征等问题。

1.美感的产生和发展

在人的各种感官中，视觉和听觉是最重要的审美感官。人的眼睛不如鹰的眼睛犀利，然而鹰不能观赏造型艺术，人的眼睛却能够感受形式美。人的耳朵不如狗的耳朵敏锐，然而狗不能够欣赏音乐，人的耳朵却能够感受音乐的美，人的感官和动物的感官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感官不仅是生理性的，而且是社会性的。

李泽厚先生把内在自然的人化当作关于美感的总观点。“内在自然”指人的感官以及情感、需要、欲望等。所谓“内在自然的人化”，是说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生理性的、动物性的内在自然变成社会性的、人的内在自然。假如一个小孩，生下来就被狼叼走，他一直和狼生活在一起，那么，这个狼孩的眼睛就没有得到人化，只是动物的眼睛，而不是“人的”眼睛。内存自然的人化是相对于外在自然的人化而言的。外在自然的人化，指人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改造了生糙的自然，创造出新的第二自然，并在对象世界中打下了人的烙印，展示了人的本质力量。外在自然的人化和内在自然的人化是双向进展的过程，前者产生了美的形式，后者产生了审美的形式感；前者是美的本质，后者是美感的本质。

我们说外在自然的人化产生了美的形式，是指外在自然的人化使自然性质如节奏、对称、比例、和谐等成为审美性质，使客观世界成为审美对象。节奏、对称、比例、和谐等自然性质怎样成为审美性质的呢？我们以节奏为例加以说明。

节奏作为运动过程中有秩序的连续，在自然界普遍存在。寒来暑往四季更迭，日升日没，潮涨潮落，陵谷相间，岭脉蜿蜒，都有一种节奏。这种节奏在人类出现以前还只是一种自然性质和自然规律，而不是审美性质和审美规律。人类出现以后，为了使自己的活动达到某种目的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对于一切原始民族，节奏具有真正巨大的意义。”例如，“划桨人配合桨的运动歌唱，挑夫一面走一面唱，主妇一面舂米一面唱”。但是，原始社会的生产者为什么恰好遵循这种而非另一种节奏呢？“这决定于一定生产过程的技术操作性质，决定于一定生产的技术。”^[10]认识对象的规律是人的有目的的劳动的前提。通过这种劳动，人在现实中体现了自身的潜力、创造能力和运用自然规律所获得的自由感。人的本质力量在现实中的体现，人对自己的潜能和创造力的愉悦感受，使节奏从自然性质变成审美性质，节奏具有了审美意义。

外在自然人化的过程，不仅仅归结为在劳动活动中对自然现象的直接改变。有些自然现象，如星星、极光、虹等，人的劳动活动是不涉及的，然而它们仍然被引入社会历史实践的背景中。早在纪元之前很久，远离我们的天体就被引入生产实践的范围，例如，人们根据它们辨别旅途的方向；根据它们计算时间，建立农历，确定季节，决定播种和收割的日期。彩虹是美的，它不仅因为形式而美，通常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例如它展现了田园牧歌式的幽静风景。由此看来，节奏、比例、对称的内容归根到底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某些社会性质的积淀。美是客观自然规律和主体的实践目的相统一的结果，或者说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结果。

在外在自然的人化的过程中，内在自然也逐步得到人化，这导致美感的产生和发展。人类最初的审美活动是和实用活动、主要是劳动结合在一起的。从天然的“木石”工具转为制造生产工具，开启了人类真正的劳动史，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从我国远古居民所制造的工具造型的演化，可以窥见他们取得初步形式感的历程。旧石器时代北京人的打制石器，一器多用，尚无定型；丁村人已有尖状刮削器、橄榄形砍斫器和圆球状投掷器，工具已略具规范；山顶洞人的石器，进一步均匀规整。”^[11]在早期智人阶段，工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定理化、标准化。这表明人类开始掌握自然规律，向自觉的、有目的的劳动迈出大步，从而为生产工具向形式美过渡开辟了坦途。另一方面，早期智人的语言、思维和感官的发展从主体上为美感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在早期智人阶段，手势语言过渡到初步的口语，而语言是和思维密不可分的。早期智人思维的发展是以思维器官的进步为物质前提的。早期智人的脑容量与现代人相接近。这些条件使早期智人能够在自己的劳动产品中看到合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从而引起精神上的愉悦。这时候，美感就产生了。

美感一产生，就不断随着社会历史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人类的审美领域、审美视野逐渐扩大。在自然美领域，人类首先欣赏动物的美，然后才能欣赏植物的美。我国对山川景物的欣赏由“比德”转变到“畅神”，也是美感发展的实例。

李泽厚先生把内在自然的人化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感官的人化，另一是情欲的人化。人的感官是世界历史和社会实践的成果。感官人化的特点就是感性的功利性的消失。“动物的感官完全是功利性的，只是为了自己的生理性的生存。人的感官虽然是个体的，受生理欲望支配，但经过长期的‘人化’，逐渐失去了非常狭窄的维持生理生存的功利性质，再也不仅仅是为了个体的生理生存的器官，而成为一种社会性的东西，这也就是感性的社会性。”^[12]“感性的社会性”东西比较难理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中国成语说饥不择食的人吃东西是“狼吞虎咽”，从美学的角度看，这句成语很巧妙。它表明饥饿的人吃东西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食物对于他不具有“人”的形态。在很多情况下，食物对于我们具有“人”的形态，我们吃东西不只是纯功利性地填饱肚子，也是一种快乐享受。因此对餐具和菜肴的形式都有一定的讲究，进而形成“食文化”。这就是感性的社会性。由于感性的社会性，眼睛才成为“人”的眼睛，耳朵才成为“人”的耳朵。我们在前面讲过，视觉和听觉是最重要的审美感官。味觉、嗅觉、触觉之所以不能担当此任，是因为它们和直接功利性联系太紧。

情欲的人化指感性的、个性的感情，渗透了理性的东西和社会历史内容。总之，对于美感来说，理性积淀在感性中，社会性积淀在个性中，历史性积淀在心理中。

2.美感的特征

鲁迅先生在评述普列汉诺夫的审美观时曾指出：“……社会人之看事物和现象，最初是从功利的观点的，到后来才移到审美的观点去。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着意义的东西。功用由理性而被认识，但美则凭直感的能力而被认识。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学的分析而被发现。所以美的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的愉乐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13]鲁迅先生的这段话，非常精确地说明了美感的直觉性（直接性）和社会功利性的关系。有人把美感的个人直觉性和社会功利性这种二重矛盾视为美感的主要特征。美感一方面是感性的、直观的、非功利的，另一方面也是超感性的、理性的、具有功利性的。

美感的个人直觉性的意思是，在对审美对象直观的、具体的感觉中，人们无须借助抽象思考和逻辑判断进行理性分析，就能迅速地、不假思索地感知到对象的美丑。我们在对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的欣赏中，都会有这样的审美经验。

19世纪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是审美活动中直觉性的积极倡导者。然而，他否定直觉同一切理性内容和一切社会生活的联系，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我们认为，一瞬间发生的美感直觉，从整个人类讲，包含着漫长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形成的文化积淀；从每个个体讲，它必然是长期的审美经验积累的结果。通过审美活动，人逐步在头脑中储存了审美信息，经过加工整理，即理性认识，这些信息形成某种审美习惯和思维定式。以后遇到类似的审美对象，马上形成审美的条件反射，美感就在一刹那间产生。所以，美感直觉包含着理性认识，只是这种理性认识在具体的审美活动中表现得不直接、不明显。

美感作为个人的直觉感受，具有非功利性。欣赏审美对象时，如果夹杂着实用目的，如果想占有对象，那么，美感就会受到破坏。不过，在美感的个人无功利中，却潜伏着社会功利性，即美感能够满足社会生活的一些需求。美感的社会功利性，在原始人的审美活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的例证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原始民族用虎的皮、爪、牙齿或野牛的皮和角来装饰自己，并不是由于这些东西特有的色彩和线条，而是因为它们是勇敢、灵巧和有力的标志。谁战胜了灵巧的东西，谁就是灵巧的人；谁战胜了力大的东西，谁就是有力的人。非洲许多部落的妇女在手上和脚上戴着铁环，因为戴着这些东西在自己和别人看来显得是美的。这些部落正经历着铁的世纪，在他们那里，铁是贵重的金属，铁环是富裕的象征。所以，他们认为，二十磅的铁环戴在身上比仅仅戴两磅重的铁环，显得美。

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类各种活动的区分更加细密，审美活动越来越脱离功利活动而独立，美感中的社会功利性逐渐隐退。瓜果蔬菜比梅兰荷菊更具有实用性，然而人们更多地欣赏后者而不是前者。人们对梅兰荷菊的欣赏，不再考虑它们的实用价值，而在它们的色彩、形状中见出独立的审美意义，这是美感的一大发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感社会功利性的消失，只是它表现得更加曲折、隐蔽罢了。况且，梅兰荷菊能够使人感到精神愉悦，有益于身心健康，这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功利性，即精神的社会功利性。它和物质的社会功利性并不矛盾，它可以促进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精神的社会功利性是社会功利性的另一种表现，其中隐匿着物质功利性。

除了个人直觉性和社会功利性外，美感还有一些其他特征，例如情感性。审美感受总是动情的，它使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久病得苏，奇痒得搔，心融意畅，莫可名言”。清朝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描绘了听众听了王小玉演唱后的感受，“五脏六腑，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服帖，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这正是美感的特征。

3.美感的差异性和共同性

某个人的美感的形成取决于他的气质、教养、性格和爱好，取决于他的审美经验、审美条件和审美教育。美感既有个体的差异性，又有时代、民族和阶级的差异性。

各个时代由于受到不同的物质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制约，在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审美实践活动中表现出固有的差异，从而形成了美感的时代性。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援引了一个例子：“马克洛洛部落的妇女在自己的上嘴唇钻个孔，孔里穿上一个叫呸来来的金属或竹的大环子。有人问这个部落的一个首领，为什么妇女戴着这样的环子，他‘看来对这样愚蠢的问题感到很惊讶’，回答道：‘为了美呀！这是女人唯一的装饰。男人有胡子，女人没有。没有呸来来的女人还算个什么东西呢？’”^[14]随着社会的发展，非洲原始部落的这种美感在现代社会中早已不复存在了。

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语言、地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心理特征，因而具有不同的美感。很多民族以皮肤白为美，然而，非洲摩尔族人看到白人的皮肤“便皱起眉来，好像不寒而栗”。西海岸的黑人“称赞皮肤越黑越美”。卡菲尔人中有长得较白的男子，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嫁给他。他们之所以憎恶白色，是因为他们视白色为魔鬼和幽灵，认为白色是不健康的征兆。西方民族以挺直的鼻子为美，然而，“塔希提人把‘高鼻子’视为侮辱的字眼，为了美观，他们把小孩子的鼻子和前额压平”^[15]。

美感也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后汉记》记载：“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楚灵王偏好腰细的女子，结果宫中女子为了争宠，拼命节食，竟有不少饿死的。楚灵王筑章华宫，供后妃居住，章华宫又称细腰宫。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记述了一位抱小姐。一位青年女子由于缠足，脚小得不能走路，她的行动要靠人抱，所以称为抱小姐。这种病态的、畸形的美感，显然是劳动人民所不取的。

美感除了时代、民族、阶级的差异性外，也有全人类的共同性。孟子说：“口之于味，有同嗜焉。”不同时代、民族和阶级的人对某些自然景物、社会现象、科技产品和文艺作品等会产生共同的美感。这是因为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人类形成不同于动物的特有的审美心理结构。美感的共同性往往同它的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相互渗透。不同时代、民族、阶级的人在欣赏相同的审美对象时，也会出现视角和侧重点的差异。

（本文刊于本人的《美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2013年第16次印刷。）

【注释】

[1]参见金开诚《文艺心理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5—56页。

[2]《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页。

[3]参见张赣生《中国戏曲艺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79页。

[4]参见张赣生《中国戏曲艺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71页。

[5]《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6]《钱钟书论学文选》第6卷，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7]觱篥：音bì lì，古代管乐器，用竹做管，用苇做嘴，汉代从西域传入。

[8]《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9]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页。

[10]《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I)，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8—339页。

[11]刘叔成等：《美学基本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6页。

[12]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13页。

[13]《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3页。

[14]《普列汉诺夫论文集》(I)，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页。

[15]刘叔成等：《美学基本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