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

第一节　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

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近几十年来尽管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超速增长，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但是未来40—50年人口总量将不可避免地达到15亿—16亿高峰，伴随而来的不仅是人口浪潮冲击下的社会负担加剧，而且因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引起的经济负担、环境负荷、资源保障危机，将以指数效应对自身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形成极其严峻的挑战。因此，未来人口增长的不懈控制，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人口就业社会保障和老龄化问题的有效解决，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既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一、我国人口困境

（一）人口规模惯性膨胀与消费压力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之一以来，已完成了人口增长的历史性转变。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实现了人口低增长，完成了人口控制的新飞跃。然而，中国未来的人口控制任务依然非常艰巨。同时，伴随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生产的压力也愈来愈大，资源和环境承负日益加重。

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改善，是当代和未来人口生命力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意味着，既要持续地提高物质消费档次，又要加强文化、教育、医疗保健和优良环境享受方面的精神消费。只有这样，作为个体的人才能适应现代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的物质消费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基本摆脱了以原粮消费为主体的温饱型生存困扰，逐步进入了以物质消费质量提高为主导的小康水平阶段和文化、教育、保健、环境享受的多元消费时代。尽管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但这是一种低水平的抚养。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快发展，耕地的持续减少已不可避免，粮食紧缺的问题随时胁迫着我们。与粮食和耕地挑战相伴随的是能源、淡水等主要资源的供给和环境质量保障及生产转化方面所面临的危机。

（二）人口质量改善压力

人口素质的构成与变化，不仅通过技术进步与精神文明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经由潜意识和行为功能左右着人口数量的增长与控制。人口素质是自然要素和社会经济条件相互作用而不断进化的体能与智能的综合印象，因而带有时代和地域差异积累的烙印。

人口素质高低的主要指标是受教育程度。到2005年，全国人口中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为6764万人，高中程度（含中专）的人口为15083万人，初中程度的人口为46735万人，小学程度的人口为40706万人。然而，与世界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中国未来教育条件的改善和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三）人口格局与地域发展失衡

人口的空间格局和迁徙流动，虽然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及其发展的需求，但必须以自然环境和地理区位为基础。中国地域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差异显著，近百年来人口地理空间分布和经济发展格局基本雷同，即人口密度大致形成自西北向东南逐步加大的“等高线”，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依次呈现出递增型繁荣。

从资源和经济的人口承载力格局来看，东部地区经济的人口承载力最大，而资源的人口承载力最小；西部地区资源的人口承载力近于均衡，但经济负载严重超度，这表明西部既需要控制人口的增长，也更需要通过增加资金、技术的投入来发展经济；中部地区资源的人口承载能力最大，但因经济发展迟缓，其人口的超载也较严重，因而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始终坚持的两大举措。

（四）人口就业压力

在劳动还是人们谋生的基本手段的中国，高就业的人口政策既满足了人们为生存、发展而就业的欲望，也保障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伴随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科技投入的大量增加和效益的追求必然使资本有机构成显著提高，也不可避免地“排挤”出愈来愈多的剩余人口。同时，人口规模的惯性膨胀和劳动寿命的延长，解决就业问题的挑战势必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和社会保障部门绝不可懈怠的艰巨任务。

二、我国人口控制与发展对策

（一）人口生育控制

人口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其发展状态，既取决于内在的生物机制和结构演替，又受制于外部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激励与约束。因而，既需要依据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适度容载目标控制潜在人口的增长，亦需按上述目标来调控现实人口的发展，即有机地遏制无形人口的有形化和尽力促进有形人口的素质改善与就业奉献。就中国而言，人口数量增长的控制依然是头等大事。实现人口生育观念和行为的根本转变，则是中国人口增长控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和需要多部门联手解决的焦点问题。

（二）提高人口素质

物质资源的稀缺，并不能阻止一个国家从落后跃入发达，从穷国变为富国。然而，一个国家若人力资本贫乏，则可能使这个国家永远陷入落后与贫困的折磨之中。中国虽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由于其受教育年限较低，科技文化素质较差，因而人力资本总量却不多，单位人力资本所能创造的财富更为贫乏，这正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重要根源。

人力资本的生成依赖于教育投资，而中国由于经济基础较差，过去对教育的重视不够，致使长期教育投资增长的速度赶不上人口膨胀的速度，也更难满足人口对教育发展的强烈需求。近年来，中央政府多次加大财政支出对教育的倾斜，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2．82%，比上年的2．79%增加了0．03个百分点，但仍然低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世界平均水平。

（三）提供就业保障

就业是联系人口与经济的中间环节，也是调节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的最有效杠杆。中国为了避免因过多失业人口引起社会的不安定，除了继续控制人口的增长外，解决其就业的关键还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只有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加速产业结构的替代和向高层次转移，从而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资源就业。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适度加强以文化教育及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的发展，既可带动消费模式转化和促进经济较快发展，又易缓解失业压力和保障社会的稳定。

（四）合理迁徙与区域发展

自然资源的丰裕度和地理环境的适宜度是确立人口格局最为重要的条件。这意味着人首先需要有良好的立足之地，再追求广阔的发展前景，强化了地域空间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的非均衡性发展。

尽管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西移，20世纪80年代人口东南飞的趋势得到了遏制，但要均衡中国人口和经济的发展格局是不可能的，只有随着人口总量人口的减少，以减轻各区域的承载压力，同时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益差异。为此，不仅需要国家加大经济的投资力度，而且在吸引人力资源投入西部开发的同时，应采用相应的政策和其他多种途径提高西部人口的文化、科技素质，控制人口的盲目多生。西部幅员辽阔，矿藏资源较为丰富，但生态环境最为脆弱，气候条件不佳，可利用的水土资源较为欠缺，因而地域空间本身所能承载的人口十分有限。因此，伴随经济的外延扩张，不能盲目地向西部迁徙大量的人口，更不能鼓励当地人口无度生育。只有通过提高人口素质，加大科技投入和转化利用，改善交通条件和基础设施，有序地增加外部劳动人口的周期性介入，在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才能尽快实现西部的“山川秀美”和可持续发展。

提高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水平，人口格局的城市化是必然选择。特别是加快小城镇的建设，对于推动中国农业产业化、农村经济现代化、农村人口生育控制有效化、农村生态环境优良化，克服农村剩余劳动力盲流的“民工潮”和保障城市的有序建设，最终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将会产生巨大的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的沉重背负，既要求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膨胀，又要求积极改善现有人口的素质，以促进百业俱兴，使人力资源充分就业和保障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既需要社会经济较快发展，生存环境日益改善，亦迫切需要控制潜在生命人口的剧增和促进现实人口生命力的再生产。因此，解决好中国的人口问题，不仅是人口控制领域的长期战略，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宏伟目标的核心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