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发育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相关性

第一节　市场发育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相关性

市场发育与宏观经济调控是辩证统一关系。在现代商品经济中，脱离国家宏观调控的所谓“纯粹”市场经济，早已不复存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日益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千丝万缕、一环扣一环的社会再生产联系网络，瞬息万变的市场供求波动，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等，使得市场自发调节的局限性及其固有缺陷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从而与现代商品经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连续性、秩序性、节奏性和相对稳定性等，越来越相矛盾、相对立，致使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种市场调节“万能论”的观点及其政策主张，受到了实践的严重挑战。正是有鉴于此，自发生了1929～1933年那场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最长久、最广泛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普遍出现了国家对经济和市场的干预日渐强化的趋向。有宏观调控的竞争性市场逐步代替了昔日的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格局，各种宏观调控手段和政策工具的运用与发展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在近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中，各种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理论脉络，几乎都是围绕着如何选择运用好宏观调控政策，以便解决经济增长和市场竞争中出现的诸多矛盾这个基点来展开的。不论是最具代表性，以“有效需求”理论为核心，主张强化国家干预、鼓吹“赤字财政”政策的凯恩斯学派，强调货币“单一规则”运动的货币主义；抑或是供应学派和近年来又重新抬头的新凯恩斯主义等概莫能外。理论是实践的一面镜子。这种情况说明了宏观经济调控的程度与效果，调控政策手段选择运用的好坏与否，已经成了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生性因素，一种不可或缺的强有力杠杆。

能够作为佐证，且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具有借鉴意义的典型事例是：在战后日本、西德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过程中，尽管两个国家因具体国情上的某些差异而在过渡措施方面不尽相同，但在有效地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灵活而果断地选择和运用调控政策工具的问题上却十分类同。比如在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促进综合财政均衡；实行以稳定货币、着力抑制通货膨胀为中心的货币政策；以刺激投资、增加供给为主旨的税收政策；逐步放开价格、力促市场竞争和买方市场的形成以及在制定和实施合理的工资政策，防止消费过度膨胀等方面，都大同小异。事实上，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强劲配合，才使上述两国在战后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了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同时赢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与美国一起构成了当今世界上的三大经济“巨头”。理论与实践都表明，即使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那种把市场发育、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完善，简单地理解或等同于“放开”，即无条件地放开市场、放开价格的思想与做法，只能是一种过于天真、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的经验也同样能说明这一问题。1979年以来，在经历和实行了长期的、以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为基本特征的产品经济、行政—计划统制经济模式之后，适当地放开市场、放开价格、放活收入分配等，诚然是培育和建立、完善市场体系、市场机制的必要条件。然而，第一，从市场培育的本质含义或其主要内容来看，市场发育和市场机制渐趋完善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市场体系逐步发展、完备，各个市场主体逐步形成且其活动日渐转向以市场为“轴心”运转，各种市场关系、市场组织、市场规则日臻健全、规范的过程。很显然，这些都是不可能简单地通过放开市场、放开价格来“自动”完成的。改革十余年来，我们在“放”的方面已经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但是与此同时，市场的有序发育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却未能相应于“放”的程度而得以增进，种种放而不开、放而不活、放而不“流”，甚至放致“死”、放致乱的现象屡见不鲜。其中，除了在放开市场、放开价格方面存在着时机选择不当，供求关系态势判断有误，单纯追求改革的进度和形式等问题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放开”的同时，严重缺乏宏观调控政策、调控手段的相应跟进和密切配合，从而必然出现放而无序，放则失控的混乱局面，甚至把本应通过宏观调控来加以抑制和消除的某些市场调节弊端也“放”了出来。

第二，从有利于培育、完善市场体系及其内在机制的必要环境和生成条件来看，宏观调控政策和调控机制转换的有效配合也是十分重要、不可或缺的。

比如，制约各类市场特别是要素市场发育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供求关系的动态均衡态势，即市场、价格放开的程度，必须与市场供求关系的动态平衡状况及其调节机制的建立健全相适应。特别是在从传统的产品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市场供求的严重失衡和不规则的起伏波动。往往会给市场体系的培育及其机制的建立，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和不可预测的前景。而市场供求关系的相对稳定，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动态均衡，又都与经济发展计划、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宏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的确定和实施，与价格、税收、利率、汇率等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息息相关。因此，市场发育与宏观调控的配合失调或失误，最终不仅将使前者陷入畸形状态，而且也将使宏观调控缺乏可靠的依据和灵敏的信号，从而在双向，扭曲的情况下导致双向性偏差。

又比如，各种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其彼此之间进行公平交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形成与维系，市场组织的建立和健全，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建立和调控手段的正确运用。理论和实践表明，在我国现阶段，双重体制、双重运行机制并存，摩擦与冲撞在所难免，行政干预对企业和市场的影响甚大，特别是各类企业在财产占有、产权关系、投资来源、收益分配、经营自决权及自负盈亏压力、市场份额、税负及利率影响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具有种种不同的超经济、超市场背景，因而不可能以平等的市场主体身份，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展公平合理竞争。如何通过有效的宏观经济调节，一方面促使各个市场主体地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真正确立；另一方面又为它们创造平等角逐、机会均等的市场竞争环境，可以说正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三，宏观经济调控与市场发育的相互推进，同社会主义市场新秩序的建立，从而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完善和扩大有着紧密的甚至是互为因果的内在关联。

改革以来，随着市场、物价的逐步放开，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市场秩序的混乱也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日渐加剧之势。诸如无法可循、有法不依，各种特权、“优惠”、中间盘剥、官倒私倒等问题十分严重，形形色色的“权力经济”、“关系经济”、“贿赂经济”等现象亦充斥市场，致使市场的健康发育和市场机制应有功能的发挥受到了极大的干扰与破坏。究其原因，除了新旧体制和运行机制转换时期容易产生和出现的某些碰撞，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人治”观念及受其影响而使市场发育具有浓重的“人造市场”、“模拟市场”色彩而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促进市场发育和加强宏观经济调控之间的非同步推进所致。改革的实践已一再证明，放活市场、搞活微观与宏观调控的不适应、不对称，必然造成市场主体行为和市场运行的秩序混乱；各种行政权力甚至腐败现象对市场的干扰与渗透，以及由此造成的市场信号的失灵、失真，不仅将严重扰乱和降低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而且将使市场发育、市场功能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发生扭曲和畸变。

总之，无论从市场发育的内涵和基本要求，从其生成环境和主要条件，还是从发育的有序性来看，宏观调控系统的配套形成和调控机制的相关转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二者之间既不是一种你先我后的“次序性”关系，更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相克性”关系，而只能是一种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和依托的内在统一关系。理论和实践表明，在由传统的社会主义产品经济模式向有计划商品经济模式过渡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来认识和处理问题，那就不仅将使市场发育自身受到严重的干扰和影响，而且以市场为重要传导系统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形成，整个经济运行机制的根本转换，也将遇到极大的阻滞，最终导致“两败俱伤”和双向扭曲的不良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