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文化生态化

三、集群文化生态化

集群经济文化生态化，是指与人类可持续协调发展相适应，在集群经济建设中融入生态文化，发展群落生态文化，用生态文化思想指导企业集群、产业集群的创建。

集群经济的生态文化，主要是指集群经济产业区中，由人、产业和自然等要素共同构成的群落系统，以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方式生存繁衍的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和人文制度。它随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而在集群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人类文化大约在1万年前由渔猎文化向农业文明进化；在300年前又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进化；进入21世纪则将由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工业革命以来，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指导的工业文明，把大自然作为索取资源的仓库和排放废弃物的垃圾场，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随着人类对可持续生存的渴望的与日俱增，各种生态文明思想大量涌现。1869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在其动物学著作中首次提出了“生态学”一词。^[44]1955年，斯图尔德在其出版的《文化变迁论》中首次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45]1985年，世界第一份可持续发展宣言书《我们共同的未来》出版面世。这些生态文化思想对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出现了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趋势、传统经济学的绿化趋势，产生了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城市、绿色消费等新的人类行为模式，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进程。

集群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同样对人类自然产生负面影响作用。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东京大田区产业综合体的制造业就曾被不切实际地认为是对环境有害的，而受到了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政策从东京内城强制迁出的“驱逐”。但是很多企业仍然能够在这么大的压力下顽强地生存下来。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政府作了一些政策调整，包括“东京湾复兴计划”、“新企业计划”、在大田区举办贸易博览会、建设工业园区和工业居住综合体以及“技术广场”。一方面是为了搞活复兴大田区工业，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环境的质量。工业园区解决了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还为制造业创造了经营的环境；工业居住综合体在下面两层是厂房，与上面的职工宿舍中间设置隔音板，避免厂由于噪声、震动所产生的污染，还可以增强外部的美观性。从而使生产环境与居住环境二者很好地融合起来，并最终促使大田区发展成为以创新为本的日本机械工业核心。王辑慈指出：促使理想的土地利用模式的形成，巩固与产业共存的产业社区，改善居住环境，将是东部南部(大田区)可持续化的改革方向。^[46]日本的这些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中国发展集群经济，融入生态文化思想和理念，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科学观念，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作为衡量集群经济文化品位高低的第一把尺度，促进入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我国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在集群经济发展规划、建设和管理的过程中，要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综合运用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技术学、生态工业学、生态文化学等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来研究分析人类物质文化的开发技术、生产技术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其他文化的影响方式、作用程度，然后制定区域集群经济的开发模式，构建生态化、科技化、智能化、协作化的产业集群生态系统，增加集群经济政策的生态文化分量和价值，促进“社会－经济－自然”系统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生态型、持续型转变。

产业集群中的个体——企业和个人，也要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生态文明的观念、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贯彻到各种生产活动中，实现企业、职工和消费者的行为方式生态化。正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992年6月通过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所强调的：“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使所有人都享有较高的生活质量，各国应当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在工厂设计、产品设计、工艺设计、技术开发过程中要贯彻生态设计理念；在生产过程中要实行清洁生产；在销售贸易过程中灌输绿色贸易思想。使资源得到多层次回收利用，提升企业及其开发的产品和技术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唯此，才能实现“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达到“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理想境界”。^[47]

【注释】

[1]本书编写组：《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2]转引自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先进文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

[3]128公路地区是指环绕美国波士顿市周围的128号高速公路两旁的带状地区。地处美国东海岸线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小角上，长90公里，距市区16公里，环绕波士顿呈半圆型。包括萨诸塞州4个县；米德尔塞克斯、塞福克、诺福克和埃塞克斯。沿高速公路两侧集聚了数以千计的研究机构和技术型公司，呈带状分布，是一条典型的高科技产业带。

[4]21世纪初，硅谷在纳斯达克股市和互联网产业“土崩互解”，以及2001年电力能源危机三次重锤之下，加上2001年9.11事件的影响，硅谷经济进入调整时期，风险投资大幅回落，从2000年的210亿美元下降到2001年的60亿美元，但高于1998年的水平。2001年，硅谷约有25000人失业，占就业人员的18％；房地产业衰退，办公用房的空闲率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商业租赁率下降了47％。但硅谷的生产率和技术创新仍在继续增长，2001年人均劳动生产率达到了170 200美元，比2000年的12.100美元增长33.9％，而美国2000年每个劳动者的个人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仅为60 800美元。从而保证了硅谷的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为今后的复兴奠定了良好基础。

[5]李钟文：《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页。

[6]李钟文等：《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4页。

[7]李钟文等：《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4页。

[8]李钟文等：《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

[9]李钟文等：《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3～134页。

[10]李钟文等：《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11]钟　坚：《世界硅谷模式的制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9页。

[12]王缉慈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3页。

[13]“隔板办公室”是指公司的工作空间全部嵌在一个大房间中，办公室隔音板分开。即使是英特儿公司创始人安迪·格鲁夫的办公室，也不过是没有大门的“隔板间”，任人进出，真正相处。

[14][美]安纳利·萨克森宁：《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60～61页。

[15][美]安纳利·萨克森宁：《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65页。

[16][美]安纳利·萨克森宁：《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66页。

[17]参见李新春：《企业联盟与网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7页。

[18]H.S.康马杰：《美国精神》，光明出版社，1988年，第6页。

[19]杨胜慰：《温州财富之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20]杨胜慰：《温州财富之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15～116页。

[21][美]安纳利·萨克森宁：《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50页。

[22][美]安纳利·萨克森宁：《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37页。

[23][美]安纳利·萨克森宁：《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51页。

[24]张景安，亨利·罗文：《创业精神与创新集群——硅谷的启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4～205页。

[25][美]钱颖一：《硅谷的故事：关于硅谷的学术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1期。

[26][美]安纳利·萨克森宁：《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82页。

[27]森谷正规：《日本的技术——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好的成就》，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49页。

[28]引自王勤，庞井君：《中国国民素质考察报告》，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6页。

[29][澳]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74页。

[30][澳]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2页。

[31][美]刘易斯·布兰斯科姆，理查德·佛罗里达，[日]儿玉文雄：《知识产业化——美日两国大学与产业界之间的纽带》，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611～612页。

[32]钱兆华：《西方科学的文化基因初探》，《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8期。

[33]王勤，庞井君：《中国国民素质考察报告》，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2页。

[34]李钟文等：《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35]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69页。

[36]彼得. F. 德鲁克：《知识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23页。

[37]钟坚：《世界硅谷模式的制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34～135页。

[38]《列宁选集》第1卷，第161页。转引自张成诚等：《生产力经济学辞典》。

[39][美] 本杰明·古莫斯－卡瑟尔斯：《竞争的革命》，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3～182页。

[40][美]本杰明·古莫斯－卡瑟尔斯：《竞争的革命》，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3～182页。

[41][美]本杰明·古莫斯－卡瑟尔斯：《竞争的革命》，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5～96页。

[42]江泽民：《在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4年1月24日。

[43]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68～269页。

[44]于秀娟：《工业与生态》，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55页。

[45]金吾伦：《当代西方创新理论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6页。

[46]王绢慈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创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1～262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