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以集群经济生态责任

五、委以集群经济生态责任

集群经济生态化，涉及集群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群落成员，包括核心企业、关联企业、政府、市场消费者等。它们均从不同的角度对集群经济生态化发展承担相应的责任。在众多群落成员当中，企业是主要的生态责任承担者，而政府则是“游戏”规定的制定者，充当重要角色，起重要作用。

1.集群企业的生态责任

在产业集群生态体系的创建和集群产业生态化发展过程中，集群内企业是承担、落实生态责任的主体。涉及单个企业和企业集群两个层面。

（1）明确企业生态责任的分工。在企业层面上，企业要根据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的理念，减少产品和服务的物料使用量，减少产品和服务的能源使用量，减排有毒物质，加强物质的循环，最大限度可持续地利用可再生资源，提高产品的耐用性，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服务强度。在企业集群层面上，按照生态学原理，建立企业群落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建立企业与企业之间废物的输入输出关系和渠道。

（2）建立生态技术创新体系。这是企业履行生态责任的主要技术手段，是落实生态责任的关键。鲁北企业集团发展企业联合体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与企业的发展相结合，树立可持续发展资源观、环境观和效益观，制定了“开发环保科技产业，综合利用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发展战略，把环保、资源综合利用作为进行战略决策的首要因素，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构建生态工业产业体系作为主攻方向，先后创建了国家级技术开发中心、博士后工作站、化工建材设计院、绿色化学研究院和高新技术攻关部以及与之相配套的6个中试基地。并且，在技术创新进程中，从改造、整合、提升传统产业层面，实行全过程创新，开发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领先水平的专利技术，从而使鲁北生态工业系统集团在磷复肥、石膏制酸、海洋化工、建筑材料等领域建成了一批低成本、高技术、生态化，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支柱产业，有力地促进了整个生态系统经济效益的持续快速增长，实现了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2.政府的生态责任

发展生态集群经济，创建集群生态系统和生态体系，需要政府引导、支持和法制约束。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先后出台有关废物处理、绿色包装等法律。法国法令提出2003年应有85％的包装物废弃物得到循环使用。日本作为全球循环经济立法最全面的国家，立法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资源“循环型社会”。我国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于2003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还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行高科技工业园区生态化发展的试点。

从鲁北生态工业系统的实践来看，政府支持和政策配套是建立生态集群经济的重要保障。鲁北生态工业系统的形成和发展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和相关优惠政策的扶持。地方政府已批复，以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为依托，成立“山东鲁北高新技术开发区”，带动鲁北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国家级技术开发中心和绿色化学研究院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实验的进口仪器、设备、化学试剂和技术资料，免征关税和增值税；对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在财税政策方面，企业享受支农产品、综合利用产品减免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具有项目建设和投资的机动权，使企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投资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另外，国家环保总局推荐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申报环境保护“全球500强”，显示了国家对鲁北的肯定和支持。这些政策和措施，有力地促进了鲁北生态产业群环保产业的发展。

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政府在推进集群经济生态化发展方面，主要的生态责任有以下几个方面：

（1）投资引导。投资和消费是推动清洁生产、产业生态化的火车头。在投资政策和项目选择上，以及对投资方向的鼓励和限制上，向有利于产业生态化的方向倾斜。改变政府作为防治污染主体的地位，实施“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推动企业自觉进行污染防治的技术改造。政府继续提高对环保的投入比例，发挥其引导作用。积极探索成立生态产业和循环经济发展基金，滚动发展。同时，充分利用加入WTO的机遇，实施绿色招商，引进国际资金和技术援助，加快集群生态体系的开发，禁止落后淘汰的项目及生产工艺的输入，培育壮大生态型企业队伍。

（2）技术支持。无论是生态工业、循环经济，还是产业集群生态体系，在全球都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它们相对于传统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而言，其发生发展是一场新的产业革命——生态产业革命。无论是理论思想、科学经验，还是技术条件，当前还不成熟。要实现物质循环和废物的最小化，技术是关键，需要有相应的高技术来支撑，包括产业生态系统的链接技术、生态结构重组技术、水重复利用技术、能源综合利用技术、回收和循环技术、重复利用和替代技术、信息技术等。这些技术都需要大力发展，才能满足集群经济生态化发展的需要。需要进行科技体制的改革，将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为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由此确定科技发展重点、组织机构建设、运行机制选择、管理职能调整和支持与保障体系。增加科技投入，特别是增加环境科技的投入，广泛开辟科技投入渠道，增加政府财政投入并向科技倾斜，选择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投资导向，把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作为科技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3）税收生态。税收生态是指在税收制度中设立污染税、环境税等，将税收体系生态化。它是政府落实生态责任的重要工具。国际上，欧盟、荷兰、瑞典等一些国家已开始实施生态税收制度。荷兰特别为环境保护目的而设计生态税收，包括燃料税、噪音税、垃圾税、水污染税、土壤保护税、地下水税、超额粪便税、汽车特别税、石油产品的消费税等。表5-2反映了从1991年到1993年荷兰主要的税种、税收待遇和税收规定；表5-3反映了1990年荷兰不同生态税收的不同功能、不同收入水平等基本情况。^[32]

表5-2　荷兰的生态税收（1991-1993年）

表5-3　荷兰特别为环境目的而设计的税收

我国传统税收理论中缺乏对税收生态作用的认识，税收实践中也没有相应的生态税收税种，但现行税制中的一些税收条款具有某些生态税收特征。我国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形势对生态税收杠杆的出台提出了紧迫性。实行生态税收，可以减少环境中的污染，减少使用能源和自然资源，鼓励循环使用和修复等，能够引导技术向环境友好型方向发展。具体表现是：通过对自然资源（能源和水）的征税，可以刺激节约技术的投资；对环境不友好产品的征税，将会激励技术创新，也会促进清洁产品市场的出现；企业现行旨在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投资，也将被旨在使资源合理使用的技术投资所替代。因此，要加强对税收生态化的研究和政策设计，从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角度，综合运用生态税收技术，刺激、促进循环经济、产业集群生态化的演进。

（4）消费导向。主要是通过政府采购、绿色产品认证、生态消费观念宣传等，引导企业实行清洁生产，推进产业生态化。各级政府要起表率作用，通过政府采购计划推动生态经济的需求，促进产业集群按照各种生态准则，实施ISO14000环境管理工作，开发生态技术，发展生态产品。政府还要加强环境友好宣传教育，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广泛宣传普及环保法规、生态知识和循环经济，引导社会公众树立生态价值观，倡导绿色消费理念，拉动社会公众对绿色产品、生态产品的需求，并因此拉动生态产业的发展。

【注释】

[1]“这只巨足”即“生态足迹”——”一只承载着人类与人类所创造的城市、工厂的巨脚，踏在地球上留下的脚印”（见图5-1）。

[2]转引自张坤民等：《生态城市评估与指标体系》，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222页。

[3]张景安，享利·罗文等：《创业精神与创新集群——硅谷的启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8页。

[4]转引自周光召主编，牛文元执行主编：《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领导干部读本）》，西苑出版社，2003年，第155～156页。

[5]张景安，享利·罗文等：《创业精神与创新集群——硅谷的启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

[6]王缉慈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7页。

[7]仇保兴：《小企业集群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1页。

[8]张景安，享利·罗文等：《创业精神与创新集群——硅谷的启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4页。

[9]尚玉昌：《普通生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7～328页。

[10][美]安纳利·萨克森宁：《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前言”第1页。

[11]秦宛顺，顾佳峰：《企业群内部调整对于企业死亡的影响》，《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年第8期。

[12][美]迈克尔·波特：《竞争论》，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210页。

[13]尚玉昌：《普通生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4页。

[14]所谓“家庭包工”，一般是指劳动者在自己家里，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根据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订货的要求，为其加工零部件或从事某种特殊的劳动。其组织形式多种多样：有签订合同的，有采取合同形式的，也有实行半日制工作形式的。

[15]迈克尔·波特：《竞争论》，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289页。

[16][美]迈克尔·波特：《竞争论》，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274～275页。

[17][美]迈克尔·波特：《竞争论》，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273～274页。

[18][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3年，“再版介绍”第3页。

[19]转引自梁琦，刘厚俊：《产业区位周期理论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20]梁琦，刘厚俊：《产业区位生命周期理论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21]转引自楼慧心：《马太效应与大科技技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7期。

[22]迈克尔·波特：《竞争论》，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257页。

[23]陈勇军，徐强：《产业集群的稳定性与演变机制研究》，《东南学术》，2003年第5期。

[24]农贵新，何静：《产业簇群兴衰规律及其政策含义探讨》，《山东经济》，2003年第6期。

[25]王辑慈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0～233页。

[26]王辑慈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8页。

[27]杨建梅，郭毅怡：《广东占镇灯具企业集群的竞争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

[28]转引自金涌、李有润、冯欠主编：《生态工业：原理与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00页。

[29]鲁北个案的相关数据和图表资料主要来源：金涌，李有润，冯久田主编：《生态工业：原理与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32～368页。

[30][美]Jeff Saperstein，Dr. Daniel Rouach：《区域财富——世界九大高科技园区的经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31][日]木纳多知，[美]比尔·舍尔曼：《企业的自然课——从雨林中寻找持续盈利的商业法则》，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277～279页。

[32]资料来源于计金标：《生态税收论》，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第110～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