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国际石油公司资源权力的扩张

第一节　突破权力的边界：美国和国际石油公司资源权力的扩张

冷战结束导致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对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苏联帝国的崩溃导致国际体系的根本重组，……美国全球霸权成为塑造未来世界的主导因素”。⁽²⁾在前苏联这一制衡力量退场后，美国竭力填补前苏联留下的权力真空，冷战期间受制于前苏联的存在而无法实现的资源野心得到释放。冷战结束后，美国尽可能地将实力和权威扩大到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如中东、巴尔干、里海等地区。⁽³⁾美国势力范围的扩张为国际石油公司尤其是美国的石油公司增加油气资源铺平了道路。借着美国主导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其他地区冲突，国际石油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权力的反弹和扩张，尤其在资源方面突破了石油主权的边界。

一、1990—1991年海湾战争

1990年伊拉克入侵并宣布兼并邻国科威特。这为冷战结束后急于扩大势力范围，建立单极霸权的美国，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美国政府于是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联合主要盟国于1991年发动海湾战争，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并提出了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宏大设想。在美国看来，要建立“世界新秩序”，就必须阻止新兴地区霸权的崛起。冷战结束后的伊拉克就是这样一种潜在威胁。美国不能容忍由伊拉克来填补苏联退出后形成的权力真空，于是借海湾战争实现对中东事务的全面掌控。

除了地缘政治上的考虑，石油也是美国积极发动海湾战争的重要动因。美国不仅不能容忍伊拉克成为地区霸主，同样也不能容忍伊拉克控制海湾石油。正如前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能源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爱德华·莫斯（Edward Morse）在分析海湾战争时所指出的，“只要碳氢化合物仍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只要强有力的政府想要确保碳氢化合物的供应，就必定会出现使用武力阻止任何单个政府控制石油市场的行动”。⁽⁴⁾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就是要占有其石油资源，美国发动海湾战争则是要阻止由任何单个政府控制海湾石油资源。萨达姆没能领会华盛顿对海湾石油利益的战略考虑，但客观上为美国实现对中东石油的战略控制提供了机会。因此，根据莫斯的分析，1990—1991年海湾战争可以说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特别为石油而发动的战争。⁽⁵⁾

通过海湾战争，美国严格地限制着伊拉克的石油出口，巩固了对沙特和科威特石油资源的控制，也提高了对中东其他产油国的威慑力。美国在确立对产油国权力优势的同时，也确立了对消费国的权力优势。包括欧日等美国盟友在内的大多数石油消费国，若要想从中东地区获取稳定的油源，就必须同美国合作，唯美国马首是瞻。欧洲要想拓展自己的石油势力范围，只能把目光转向中东以外的地区。相对于后来的2003年伊拉克战争，海湾战争对国际石油公司的作用较不明显，美国对中东石油的战略控制为国际石油公司提升相对于产油国的权力优势开辟了空间，但并没有直接增加国际石油公司的资源权力。美国没有在海湾战争中实现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没有帮助国际石油公司全面进入伊拉克的石油工业。萨达姆政权在“石油换食品”计划中，主要同非西方国家签订石油开采合同，刻意将美欧的主要国际石油公司排除在外。国际石油公司资源性权力在伊拉克的大规模扩张是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才实现的。

二、2003年伊拉克战争

2001年小布什上台不久，美国便遭到“9·11”恐怖主义袭击。美国于是把恐怖主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和“无赖国家”界定为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战略威胁。小布什在2002年发表《国情咨文》时，明确伊拉克为“邪恶轴心”，随后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支持恐怖主义活动为由，先发制人对伊拉克开战，将萨达姆政权赶下台。美国实现对伊拉克的长期占领，扶植了一个亲美的伊拉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2003年伊拉克战争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地位，延续单极时代的重要步骤。但与此同时，借机进一步实现对中东石油的战略控制也是美国的重要考虑。

石油因素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甚至比在1990—1991年海湾战争中还要突出。从资源与帝国的关系来看，伊拉克战争与传统帝国主义扩张的内在逻辑如出一辙。吉尔平指出：十九世纪“海外帝国的目的是较少掠夺和剥削，较多地为贸易和投资提供一个稳定合法的政治结构，即保护欧洲人的财产权”。⁽⁶⁾殖民国家往往更期望在殖民地国家垄断商品的专卖权，或是获得资源的特许开采权，并防止竞争对手及其商品和投资进入殖民地国家。2003年伊拉克战争实现的政权更迭，既为美国国际石油公司赢得了更多的丰富资源，也为美国石油巨头的投资和贸易提供了一个“稳定合法的政治结构”，即推翻萨达姆政权，扶植亲美的伊拉克政府，同时还为捍卫美元作为石油交易主导货币的地位排除障碍。为了阻止任何单个政权控制海湾石油，美国需要一个友好的、合作的伊拉克政府。因此，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在《美国的神权政治》一书将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三方面的考虑，或者说小布什政府需要通过伊拉克战争解决三个彼此相关的问题：一是重建盎格鲁—美利坚石油公司的石油储备，二是将伊拉克变为美国的石油保护国兼军事基地（oil protectorate‐cum‐military base），三是强化美元在全球的霸权地位。⁽⁷⁾

通过伊拉克战争，美国进一步巩固了对海湾石油的战略控制，增加了主要消费国对美国的依赖度。法德等国之所以反对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其中不乏对美国垄断中东石油资源，控制欧洲石油命脉的顾忌。美国则在伊拉克战后重建过程中排挤法德等国，使之无法获得重大战后重建工程的承包合同。在石油开采权方面，美国更是全面向本国的国际石油公司倾斜。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国际石油公司获得绝大部分油田开采权，萨达姆执政时期签署的石油开采合同不仅变为一堆废纸，而且同前政府签订合同的国际石油公司及其母国很难再获得对伊拉克石油的投资机会。

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相比，海湾战争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萨达姆政权的石油主权，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因制裁而被“雪藏”起来，只有少量石油在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的监督下进入世界石油市场。对美国来说，制裁下的伊拉克仍是一个安全和利益的隐患，萨达姆政府将美国石油公司排除在外，与其他国家（包括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等）签订石油开采合同，美国石油公司对伊拉克的资源虽垂涎欲滴，却无缘染指。这无异于对美国以及美国石油公司利益的挤压，甚至是对石油美元地位的威胁。可以说，海湾战争的“未尽事宜”之一就是“没有重新分配中东的财富”⁽⁸⁾。这些问题通过2003年伊拉克战争得到了解决，伊拉克的油气资源经过重新分配后变得绝对有利于美国的石油巨头。从战后与伊拉克政府签订油田开采协议的公司名单上可以看出，主要是美国的国际石油公司（如埃克森美孚）以极其优惠的条件获得了伊拉克油气资源的开采经营权。油气资源的所有权只是名义上属于伊拉克新政府，实际经营权属于美国石油公司。因此，伊拉克战争的重要后果之一是海湾石油资源的重新划分、国际石油公司（主要是美国的）资源性权力的扩张、美国对中东石油战略控制的强化，这些变化增强了世界石油体系权力中心的力量。

三、冷战后其他地区冲突

除了在中东地区，冷战后美国在巴尔干和中亚地区的军事行动也有着浓烈的能源背景。威斯利·福斯卡斯（Vsssilis Fouskas）在《新美帝国主义：布什的反恐战争与鲜血换石油》一书中指出，关于世界石油体系权力核心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谁拥有能源，二是谁控制能源进入世界市场的通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将告诉我们谁是世界石油体系的领导者。⁽⁹⁾尽管科索沃不是产油区，但却是里海油气输往欧洲的通道，确保这一通道的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此，冷战后美国试图通过军事行动控制从中亚经过巴尔干到达欧洲市场的油气生产和运输。福斯卡斯和布伦特·高凯伊（Bulent Gokay）认为，即使经历“9·11”事件美国也没有改变在1989年就确立的这个政策。⁽¹⁰⁾

在扩大能源势力范围的同时，保障能源运输通道安全，成为美国在巴尔干和中亚地区动用军事力量的主要战略意图。苏联解体后，能源的新地缘政治博弈与连接亚洲和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管线项目息息相关。⁽¹¹⁾ 1997年英国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计划建设一条输油管，从保加利亚的布尔加斯（Burgas）穿过马其顿地区的斯科普里（Skopje）到达阿尔巴尼亚的港口城市法罗拉（Vlore）。⁽¹²⁾ 1999年6月2日，美国贸易发展署宣布给保加利亚拨款50万美元进行一项关于建设一条通过巴尔干地区输油管道的可行性研究。⁽¹³⁾与此同时，美国及其领导下的北约在前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为国际石油公司从里海通向中欧的石油运输线提供安全保障。⁽¹⁴⁾美国军队在科索沃南部小镇邦德斯蒂尔（Bondsteel）建立自越战以来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邦德斯蒂尔军营是由世界最大的石油服务公司哈里伯顿公司（Halliburton）下属的布朗鲁特服务公司（Brown＆Root）出资修建的，当时哈里伯顿公司的掌门人是后来成为小布什政府副总统的迪克·切尼。这一军营坐落在至关重要的输油管和能源通道附近，控制着通向欧洲市场的石油运输线路，其功能旨在保护输油管（如由美国倡导的跨巴尔干输油管）的安全。⁽¹⁵⁾美国政府、军队以及国际石油公司在油气资源和运输安全问题上，连接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特别是军队为石油公司在里海的油气资源和运输提供了最高级的安全服务。

四、国际石油公司与美国的战略联盟

冷战后，通过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其他地区冲突，美国加强了对世界石油资源及其运输通道的战略控制，有效地提升了美国在世界石油体系中的权力和地位。国际石油公司借助美国的军事行动实现了资源性权力的反弹，进一步巩固了在世界石油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冷战后美国战略利益与国际石油公司商业利益“结盟”对世界石油体系的影响，与1951—1953年伊朗事件有异曲同工之处。

美国在冷战后加强对原油资源的直接控制，与石油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密切相关。丹尼尔·耶金在《石油风云》一书的后记中写道：“自从标准石油托拉斯1911年解体，石油工业的真正财富和威力往往不是来自下游，即炼油和销售，而是来自上游，即所有权和对地下石油的控制”。⁽¹⁶⁾原油勘探的自然规律告诉我们，现已发现的石油储藏日趋枯竭，新发现的油源在数量和储量上都越来越少。因此，对资源产地的控制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争取控制大的油源或至少获得重大油源的使用权是各国政府一贯追求的战略目标，很多国际冲突都或多或少与此有关。在替代性能源尚不现实的背景下，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世界石油体系，谁就控制了世界经济的命脉，谁就控制了影响国际政治体系的杠杆。

但控制并不是简单的占有。石油是一种天然的权力来源，是否能转变为现实权力，主要取决于它掌握在什么行为体手中。耶金认识到，对于产油国来说“石油的威力已经不像过去想象的那么大了”，产油国虽然将境内的外国石油资产几乎都国有化了，但如今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主导权和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仍是发达消费国，包括像日本这样的石油消费99%以上都要依靠进口的发达国家。⁽¹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权力资源转化的原理，作为资源性权力来源的石油是否能够发挥战略性影响，取决于行为体所拥有的其他权力资源禀赋。石油资源对于不同行为体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产油国来说主要是财政收入的来源；对于国际石油公司来说主要是经济收益的保障和主导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支柱；对于美国来说既是主导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支柱，也是主导国际政治体系的权力杠杆。

因此，美国一向把对石油资源的控制看作战略问题，并不惜动用武力对主要地区进行军事介入。冷战时期经历三次石油危机的美国一直致力于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内石油生产达到峰值开始，美国就已经形成了依靠军事力量确保石油供应安全，甚至通过武力“摆平”不安定因素，夺取中东石油资产的观念，只是一直没有付诸实施。⁽¹⁸⁾八十年代中期美国曾在两伊战争中派遣海军为科威特油轮护航，但对战争本身并没有进行直接的军事介入。1990—1991年海湾战争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确保对海湾石油的控制提供了难得的合法性。⁽¹⁹⁾此后，美国又于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进一步增强了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战略控制。

尽管美国的军事行动并不受国际石油公司的直接左右，但其控制石油资源的意图与国际石油公司的利益一致，并因此为国际石油公司与美国政府结成战略联盟提供了基础。1973年石油危机后，国际石油公司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重新掌握了竞争优势，但一直无法恢复在欧佩克成员国的资源领地。美国冷战后旨在强化对国际石油资源战略控制的军事行动为国际石油公司重新获取在中东、中亚、里海等地区的石油资源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国际石油公司对石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能力比冷战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加上在技术、产业链、管理经验、市场份额等方面的既有优势，国际石油公司的资源性和非资源性权力得到全面反弹，在世界石油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毋庸置疑，武力和战争只是消费国解决资源匮乏和帮助国际石油公司获取资源的非常规手段，但冷战后美国及其国际石油公司通过军事行动获取更多资源权力却是不争的事实。美国政府依靠武力加强了对产油地的战略控制，扩大了国际石油公司油气资源的占有量。这不仅为美国和国际石油公司继续主导世界石油体系提供了最有力的物质基础，而且为产油国和其他消费国对现有权力核心提出挑战增加了难度。

主导冷战后世界石油体系发展方向的力量并非只是国际石油公司和美国，代表另一种利益的力量也在逐渐成长之中。随着能源大国俄罗斯从解体后的休克中复苏过来以及国家石油公司的兴起，一股对抗甚至挑战石油体系权力中心的力量正在悄然形成。这一波来自半外围行为体的挑战是否能够颠覆权力中心和改变体系结构，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