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和权力

项目边界、沟通和权力

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表达不管是任选的、归属的，还是互补的、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都与特定的知识形式有密切的联系。项目团体内部和周围的边界主要由象征性的交互作用构成，其中对问题客观的理解涌现出来（Garfinkel,1984；Goffman,1959；Mead,1934）。一个长期存在的观点认为项目中所遇到的问题大部分可以追溯到沟通中所存在的问题。这是Tavistock学院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社会技术系统工作中得出的关键性结论之一（例如，Higgin和Jessop,1965；Tavistock学院，1966）。这些作者假设在与项目相关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的条件下，项目活动分裂为专门化的任务领域会造成交流上的严重问题。对Cowan等人来说（2000），项目内部的不同个人和群体经常和独特的“认识团体”（他们共同的心理模型和说明性资源经常是，至少部分是不可调和的）结成联盟。这和后来Wittgenstein关于语言游戏的多重性（每一种都和一定的活动或者“生活形式”相联系）的论点相似（Wittgenstein,1953）。

跨越不同的知识领域达到对问题的理解是面谈中的一个不变的话题。单独的功能团体和学科趋向于共享一定的经验、假设、背景知识以及语言形式，有时候这种跨群体的交流是很成问题的（Gadamer,1976，1989；Schutz,1972）。达到共同理解的这些问题与界定是否属于或者不属于不同的项目团体的实践活动有密切联系。同样的，不同形式的知识以及它们怎样被集体评价与跨不同知识领域的互相理解的问题一样，同时都是有关权力的表达。Foucault（1977，27）认为，“如果没有一个领域知识的相关构成，就不存在权力的联系，也就没有不预先假定并同时构成权力联系的任何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权力、知识和同一性是不可分的。对Knights和McCabe（1999，203）来说，“主观性，作为一个复杂的、矛盾的、变化的体验，是通过社会实践产生的、转换的和重现的……在社会实践中，权力得到执行”。这挑战了自我作为一个清晰的、一致的和不变的身份的观念，并为权力、知识和同一性之间相互影响的概念化开启了一条道路，这个概念化过程质疑了明晰的、单一的利益的存在。研究项目内部不同专业和不同职能的团队通过不同的知识建设和评价构成了他们之间的边界。McLaughlin和Webster（1998，784～785，强调起源）将专业的同一性和专家知识构成一起进行了定义：“知识的主体和专业的同一性一起发展，互相塑造各自的含义，并且构造边界。”类似地，Fleck（1996）讨论了专家知识、团体同一性和专业化组织中的权力之间的关系。他的“可靠性循环”的概念描述了专家知识的确认是怎样以同一性确认群体的出现为条件的。权力关系在这个循环中起到中心的作用。在发展最成熟的情况下，这个循环就变成自然发生的了，如果专家群体自身能够定义价值和功效的标准，专业技能就有可能得到有效的积累。

与权力、知识和同一性的选择性构造联系在一起的离心倾向是理解为什么项目的边界很少得到保证的关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倾向总是完善的、毫无争议的。不同身份的团体主要和功能以及学科的差异相关联，尽管存在物质的和象征性的例外情况，但其本身并不像是完全自我封闭的。同一性的另一个基础是超越这些区分（Callon，1986；Latour,1986）。共享的项目经验和朝向一个共同目的的倾向性能够创造条件使项目成员发展出一种强烈的基于项目的同一感，这足以使他们克服内部差异。但是，考虑到项目暂时、有限的特性，可能没有充分足够的时间使这种同一性得以出现。而且，即使“项目”能够成为构建同一性的有意义的指示，这个过程也很有可能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和可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