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和正义

第三节　权力和正义

在分析了修昔底德著作中的正义观及其变化过程之后，权力与正义之间的关系也就自然彰显了。由于权力问题是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主题，因此有必要在此进一步作出整理。

权力与正义的关系，实际可以分为两个问题：其一，在权力欲的驱使下，国家坚持正义和德性是否可能？其二，在力量不平等的条件下，国际社会中的正义何以维持？

不论是修昔底德还是20世纪的经典现实主义学者，都认为国家作为人类的组织形式和个人一样，具有追求权力的本性。所不同的是，修昔底德并未将追求权力作为本性的全部，也未将它视为不可控制的力量。同时，他也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将对于权力的追求视为应予清除的罪恶。

研究者们经常会引用《战争史》中的名言，例如：“遵循人类的本性而去统治他者”，“所有人共同的人性就是要对屈服者加以统治，对压迫者戒备抵抗”，“人们出于不可违背的本性，会统治他们力量所及的任何地方”，等等。⁽⁷⁴⁾但一方面，即使在这样的语言中，如本书前一章所述，也包含着理性的成分；另一方面，这些句子毕竟都出自《战争史》中的人物之口，修昔底德自己对权力欲是如何看待的？

在著名的内战章节中，修昔底德说道：“因贪婪傲慢和野心勃勃而带来的对权力统治的追求，是所有这些罪恶的原因。”⁽⁷⁵⁾虽然此处是就内战而言，但“权力统治（ἀρχή）”实际就是“帝国”一词。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作者所反对的，是“贪婪傲慢和野心勃勃”基础上的权力欲，如果说对权力的追求是人性中固有的、无法抗拒的激情，那么当它与欲望结盟时，便会带来可怕的恶果。但是，人性中另有理性的成分，当理性控制着权力欲，个人或国家就是节制的，是顾及正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两种形态之间的区别，就类似于古希腊人观念中的君主和僭主之分，当克里昂将雅典帝国称为“僭主统治”时，便是要求雅典人放弃理性对权力欲的制约，以傲慢取代节制。

因此，在修昔底德看来，权力欲本身作为本性的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力量，但理性可以，也应该发挥作用。权力“同时具有建设性和毁灭性的潜能；最重要的是如何运用它”。⁽⁷⁶⁾权力欲与贪欲和野心相结合，不仅有损其他国家，而“试图执行赤裸裸的自私自利的外交政策，就会导致道德和宗教上极大的反冲力，并且最终带来自我毁灭”。⁽⁷⁷⁾那么，如何发挥理性的作用，面对着强大的来自本性的权力欲时仍能保持节制的德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德性在我们身上的养成既不是出于自然（本性），也不是反乎于自然的。……自然赋予我们接受德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通过习惯而完善。”⁽⁷⁸⁾无疑，修昔底德的思想也是类似的。只有依照传统实践德性，才能对抗来自本性的强制；相反，如果漠视传统，甚至对传统的正义原则作出新的解释，那么傲慢便要取代节制的德性，权力欲也会挣脱理性的控制，在违背正义的同时导向自身的毁灭。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实力的不平等始终是客观的前提，我们不可能在现实中找到力量完全平均的体系。在这样的前提下，如何维持以自由和互助为前提的正义原则？如前所述，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国际社会必须是一个以平等资格为基础的共同体，其成员相互之间不是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而是类似于有共同法律、习俗的城邦内公民的关系，“即使其中的一个可能比另一个更为富有、更加强大”。⁽⁷⁹⁾然而，这里必须再次强调，在修昔底德的眼中，这样的体系并不是普遍性的，而只存在于希腊世界，在对待波斯帝国或其他蛮族的时候，是没有国际间正义可谈的。

在内战章节中，修昔底德提到：“血缘的联系没有党派的联系那样稳固……因为他们的结合不是为了享受既有的礼法所赋予的公共利益，而是基于贪婪傲慢并试图对抗法律。维系他们彼此信任的不是神律，而是共同的作恶。”对法律与神律的不敬和对血缘纽带的漠视，使城邦在内争中失去内部的正义。而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则是希腊世界的内战，修昔底德之所以认为它比希波战争更值得记载，是因为后者是共同对抗蛮族的战争，而前者则造成了希腊内部城邦间关系的混乱——城邦，尤其是雅典这样具有实力的大邦，虽然在表面上仍然尊重法律和神律，但已傲慢地用“实际”的利益要求来取代或定义“永恒不变的不成文律条”，城邦之间的血缘纽带也常常被忽视，于是整个希腊城邦间关系的正义便在战争中遭到了损毁。⁽⁸⁰⁾

因此，在权力和正义的关系上，上述两个问题实际有着共同的回答。在修昔底德看来，城邦尤其是具有实力的大邦应当奉行节制的德性，始终尊重维系着共同体的法律、习俗和神律，这样，即使在战争的环境中，正义仍然可以在国家之间得以实现；反之，如果城邦陷入狂暴、傲慢，漠视传统准则，对其他城邦以僭主自居，那么不仅正义无法维持，最终也将毁灭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