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利益的形成

1.整体利益的形成

国家经济利益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人类初期的氏族公社中就开始形成一定的共同利益，这是国家利益的萌芽。后来各公社间形成了共同利益，同时也出现了与共同体相抵触的利益。于是，公社的集合体建立起新的机构来保护共同利益。这种社会机构的职能逐步独立化，并由社会的仆人上升为社会的主人，进一步再形成统治阶级。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利益是阶级利益冲突的结果。罗梭认为国家是不同利益集团达成的契约。不论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还是罗梭的契约论，都承认国家是利益集团冲突或和谐的产物，国家经济利益是不同集团的经济利益的综合。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国家不过是共同利益的各种发展形式。分工引起利益分化和冲突，利益冲突需要国家，因此，阶级利益冲突的历史演变过程也就是国家经济利益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自发分工的出现，人类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开始萌芽和生成。原始社会后期是人类社会利益冲突的生成时期。这个时期在历史上处于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之间，在经济上表现为父系氏族公社内部的家庭奴隶制。在这个时期，奴隶只是家庭的附属劳动力，拥有奴隶的家庭还未脱离具体的生产劳动，还未把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完全转嫁给奴隶。奴隶和奴隶主还未正式分化为对立的阶级。与此同时，作为国家的萌芽，军事民主制已经出现。我国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大致就是这个时期。一方面，一些军事首领已经有了一些特权；另一方面，遇事又要征求各部落首领的意见。在我国历史传说中当时所存在的“禅让制”就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这个时期，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别已经出现，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已经萌芽，但是，作为社会普遍现象的利益冲突还没有出现。

人类社会利益冲突的最初形态是伴随着奴隶社会的形成而表现出来的。随着真正意义上分工的出现，人们在社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开始固定化，王位的“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人类历史开始跨入了奴隶社会的门槛。一方面，“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25]；另一方面，“一个氏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26]。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27]“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两者利益之间的对立。”^[28]在这里，城乡之间的利益冲突实质上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为了使这些利益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他们自己和社会都毁灭，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国家。国家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使这种利益冲突能够保持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另一方面这种保持是借助武力，以强制的手段维持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的不平等来实现的。换句话说，奴隶制国家以强制的手段把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的不合理的社会分工制度化、合法化了。这样，人们的利益实际上就是通过强制手段把人们分为两个绝对对立的阶级——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来实现的，即通过建立奴隶制来实现的。奴隶只是奴隶主的一种财富，是会说话的工具，是创造财富的源泉，甚至就是财富本身，是最为根本的利益对象。奴隶主可以对奴隶像对待其他财物一样赐予、转让、买卖、屠杀，奴隶毫无自由和尊严可言。奴隶主阶级居于统治地位，在他们看来，用劳动获取生活资料是奴隶才配做的事情，不劳而获才是奴隶主的本性；而奴隶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和生产工具一样，只是奴隶主获取利益的手段；对于奴隶而言，他们除了具有“工具”的权利之外，便无其他权利可言。应该说，奴隶制的出现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古代……由于生产力太低，每个人不是做奴隶，就是拥有奴隶”^[29]，并且，自发分工的确立，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一部分人开始摆脱体力劳动的重担，专门从事精神劳动，从而开始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利益的实现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同样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30]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曾经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利益实现的奴隶制，不仅无法满足人们继续实现利益的需要，而且逐渐成了人们在新形势下实现利益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利益实现的社会方式应运而生了，这就是封建制。

在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人们实现利益的社会方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农奴或农民相对于奴隶来说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和占有、支配、使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自由和权利。但是，封建主占有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农奴或农民只占有简单的生产工具，用自己的工具在封建主的土地上劳动，他们对封建主有一种半人身依附关系。与奴隶制社会人们利益的实现方式相比，封建社会人们利益的实现方式显然是一种进步。农奴或农民不再像奴隶一样只是奴隶主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自身的某种特殊利益，有着比奴隶更多地实现自身利益的权利。但是，这种进步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只不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利益对象的总量得以增加，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缓和罢了。奥塔·锡克指出：“不论在封建主义的最初阶段还是在它的发展和衰亡阶段，封建主的特点都是对自己的经济活动不感兴趣。他们通常把自己庄园的经营转交给管理人，而把生产的利益和商业的利益等等看为是有失自己的尊严。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领地，不断扩大物质要求和对农奴剩余产品的粗暴掠夺，是封建主实现其物质利益的根本方式和方法。”^[31]这就是说，封建主的利益实现主要是通过对土地的占有而不是通过对奴隶的占有来实现的。因此，封建社会的利益冲突主要是围绕着对领地或者土地的争夺而进行的，土地是封建社会利益冲突的主要争夺对象，就此而言，封建社会的利益冲突显然比奴隶社会文明了许多。在封建社会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一些农奴或者农民有可能积累了一些动产而成为半资产者，成为“市民”；一些手工业者，后来是工场手工业者，由于直接掌握着先进的生产工具，也成了现代资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和“市民”的主要构成成分。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曾经先进的封建制利益实现方式开始变得落后了。在封建社会后期，“就政治状态来说，贵族拥有一切，市民一无所有；可是就社会状况来说，那时市民是国家里最重要的阶级，而贵族已经丧失了他们的全部社会职能，他们只是继续取得固定收入，以作为失去这些职能的补偿。不仅如此，市民等级在他们的全部生产中，还受到早已被这种生产（不但被工场手工业，而且甚至被手工业）所超过的中世纪封建政治形式的钳制，受到所有那些已经成为生产的障碍和桎梏的无数行会特权以及各地和各省的关税壁垒的箝制”^[32]。由于资产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利益能否顺利实现直接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程度，因此，旧的利益实现机制必须被摧毁，而且实际上也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制度。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取代封建制度成为人类历史上新的社会制度。恩格斯曾经指出，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利益被提升为人的统治者，利益霸占了新产生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为自己服务。这样，“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33]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历史完成了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间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所代替，整个人类社会日益成为一个整体。总之，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使人们的利益在更高的水平上得以实现成为现实。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出了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但是，“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34]。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实现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本质上是为资本的利益、为资本的增值、为利润而设置的。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利润和工资是互成反比的。因此，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对抗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是处于隐蔽状态的；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它内部存在的对立阶级——无产阶级也随之发展起来的。不仅如此，资产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和利益对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35]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高，个人作为利益主体的地位明显突出，利益主体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明显复杂化。并且，由于利益被提升为人的统治者，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开始表面化和扩散化，利益成了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而“货币，因为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36]因此，货币被当成了万能之物，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神”和竞相争夺的核心目标，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利益争夺的主要对象。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在不断地改变着实现自身利益的社会方式。但是，这些变化在本质上一点也没有触及分工的根基，也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因此，虽然社会在进步，人们的利益水平在提高，然而利益冲突这一社会现象依然存在，且愈加复杂和激烈，对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威胁也进一步增加了。为了减少这种威胁，保持社会的整体进步，国家及其共同经济利益的存在是必然的。从根本上讲，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彻底消除人类社会的利益冲突，国家及国家经济利益也就没有必要存在。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期形式，而我们现在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仍存在着商品和分工，人们之间经济利益冲突虽已非本质上的冲突，但这种冲突的现象仍然存在，因此仍需国家来协调、均衡这些经济利益的冲突，国家经济利益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