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市场经济的扩展

当这些社会史学家和农业史学家论证英属北美殖民地社会具有前资本主义的特点时，他们的观点显然支持了庞德、赫斯特、纳尔逊、霍维茨等人的美国法律史分期说，即美国现代法律的形成是在美国革命之后。这就使汤姆林斯等法律史学家近年来否认殖民地法律与19世纪的美国法律存在区别的看法，被蒙上了一层疑云。笔者认为，这些社会史学家和农业史学家有关美国并非天生资本主义而是经历了一个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漫长过程的观点，确实颇有见地，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将殖民地法律和后来的美国法律有所区别。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殖民地时代的法律和19世纪相比差别会如此之大，以至于前者就像是死水一潭。事实上，当这些社会史学家和农业史学家批评具有一致论倾向的传统观点，强调殖民地时代存在非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力量的同时，他们往往有矫枉过正的倾向，即低估了有利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因素的存在，特别是市场经济在当时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其他一些社会史学家，尤其是经济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所做的研究和他们所持有的不同观点，才能对那些有利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因素及其对英属北美殖民地法律的发展趋势所产生的影响，作出比较恰如其分的估计。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殖民地社区。社区研究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它的代表性或者说典型性。朱克曼、洛克里奇、格雷文和迪莫斯有关新英格兰某些小镇传统性的个案研究是否能代表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甚至整个英属北美殖民地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1983年，斯蒂芬·英尼斯在他有关17世纪斯普林菲尔德的研究专著中指出，当时大部分新英格兰人或者住在沿海码头，或者住在河港小镇，可是洛克里奇研究的戴德姆和格雷文研究的安多弗则是“被隔绝的、落后的农作社区”，它们的社区集体性、平等、和谐，根本不能代表波士顿和塞勒姆这样的沿海港口的特点。^【56】后者的商业精神、派别林立、社会分层和相互竞争已在一些史学著作中得到了反映。^【57】即便是农业小镇，也不是尽如戴德姆和安多弗一样。英尼斯所研究的斯普林菲尔德就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农业小镇。“物质机会而不是有机的统一左右了居民的行为。人们作为皮毛商、工匠、车夫、帮工或者农场主来到该镇是为了寻求他们的财富，而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敬畏上帝的社区。”^【58】

约翰·弗雷德里克·马丁在对包括戴德姆在内的63个新英格兰小镇进行研究后，于1991年出版了《荒野里的利润》一书。他发现很多17世纪的殖民地小镇在创建之初就为谋利的创业精神所驱动，而这种精神是“在社会和文化上都能被接受的一种实际需要”。不仅如此，很少有地方是所有的居民都是未划分的土地的所有者的，也很少有地方是所有的成年男性都有选举权的。这种在经济和政治权利分配上存在的不平等使这些镇的居民彼此离异，成为众多冲突的原因。马丁还发现，大多数镇都是由土地公司提供定居资金，握有镇的土地所有权，控制着镇民大会。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当史学家认为新英格兰乡镇的土地制度具有社区性时，他们是将股东之间的友情关系错误地看作是乡镇居民之间的友情关系。当他们认为镇民大会具有平等性时，他们是把很多事实上的股东民主制称之为‘乡镇民主’。”如果说戴德姆在新英格兰乡镇中具有代表性的话，那么马丁的研究证明，它是一个既有社区心态又有商业心态，既有宗教心态又有生意心态的地方。新英格兰乡镇所呈现的并非只是社区至上的单一面孔。^【59】

至于新英格兰正统清教殖民地模式在所有英属北美殖民地中的代表性，则在美国著名殖民地史专家杰克·P. 格林1988年出版的专著中遭到了挑战。诚然，当格林对过去20年的殖民地社会史研究进行综合时，他并不否认新英格兰的农业乡镇具有家长制、社会平等、排他性宗教、社区统一和鄙薄商业谋利的传统社会的特点，也不否认这种正统清教社区后来由于商业化的冲击而走下坡路的所谓“沉沦”模式在解释新英格兰殖民地社会的某些发展上仍然有效。但是，他认为能代表其他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并不是新英格兰的“沉沦”模式，而是切萨皮克地区的“发展”模式。在格林看来，切萨皮克地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充满活力、松散、开放、个人主义、彼此竞争、等级分层和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后来由于人口与经济的增长、奴隶制的建立和本地出生的社会上层的形成，它才逐渐有了社区感、凝聚力和稳定性。因此，切萨皮克地区走的不是新英格兰从“gemeinschaft”（社区）到“gesellschaft”（社会），从邻里精神到个人主义，从传统到现代的“沉沦”之路，而是从简单到复杂，从混乱到有序，从初始到成熟的“发展”之道。以“沉沦”模式为一极，以“发展”模式为另一极，新英格兰和以切萨皮克为代表的其他英属北美殖民地在17世纪后期开始出现向中间靠拢的趋同倾向，变得愈来愈像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上走在前面的母国英格兰。这就是一些殖民地史学家所说的“英国化”过程。^【60】

仅仅从以上三位学者的研究就可以看出，如果说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在新英格兰和其他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社区尚不是无所不在的话，那么它们的存在和对社区的影响至少是没法否认的。至于殖民地时代市场经济和商业化的发展，则更是给当时的人和后来的历史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远非强调家庭生产模式的社会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步履维艰。亚当·斯密在美国独立的前夕就曾经指出：“一个文明国家的殖民地……在走向财富和强大方面比其他任何人类社会都快得多。”^【61】英属北美殖民地便是如此。由于缺乏当时的统计数据，经济史学家们用以估算殖民地经济增长的最好指数就是人口。这样推算下来，后来成为美国的英属北美殖民地在1650—1770年的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3.5％，七倍于英国在同一时期不到0.5％的生产总值年增长率。^【62】更重要的是，商业和贸易在殖民地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詹姆斯·F. 小谢泼德和加里·M. 沃尔顿估算，1768—1772年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平均每年人均出口值占人均总收入的11％—13％；如果加上船舶出口值和与出口有关的隐形收入（保险、信贷等商业服务等），则占人均总收入的14％—16％；如果沿海贸易的出口值也加上，那人均出口总值要占人均总收入的17％—19％。这个比例在殖民地早期可能会更高。^【63】由此可见，当时人受市场经济和商业化影响的程度还是相当大的。

就是在新英格兰的农业地区，即社会史学家认为道德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威尼弗雷德·B. 罗滕伯格的研究也证明：原始市场在1750年以前就有了，而到了1785年和1800年之间，美国革命后出现的劳动力、农产品和资本的地区和跨地区市场，已经使马萨诸塞的农业和农场家庭居于其统治之下。不过，由于缺乏1750年以前的价格数据，罗滕伯格承认不能排除当时存在道德经济的可能，但她断言道德经济模式不适用于1750年以后的马萨诸塞农村乡镇。^【64】

另外，格洛丽亚·L. 梅因和杰克逊·T. 梅因在他们1999年发表的论文中，利用殖民地时代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的样本地区和样本县的遗产检验记录及账本上的数据资料进行计算，证明新英格兰并不像很多学者所说的是一个因冬天长和土地贫瘠而使农户只能勉强维持其生计的地方。据他们统计，在1661—1674年之后的100年里，新英格兰活着的遗产检验类财产持有人的人均财产总值翻了一倍，年增长率（以年复合率计算，下同）为0.84％，人均净产值的年增长率则为0.8％。这两个增长率对于前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来说都是很好的表现。他们还发现，25—44岁和45—64岁这两个年龄群体所拥有的总产值翻了一倍多，前者的年增长率是0.9％，后者是0.75％。至于账本上记载的农场日工资在1715—1764年的年增长率甚至高达1.25％。因此，这两位学者得出结论：所有这些估算都表明新英格兰的农业经济在18世纪是充满活力的。^【65】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新英格兰农业经济能长期保持增长呢？首先，格洛丽亚·L. 梅因和杰克逊·T. 梅因发现，农场主已开发土地的增加速度超过了农户人口增加所产生的维持生活与提供就业的需要，前述活着的遗嘱检验类财产持有人的人均财产总值增长中有三分之一就是因此而来。此外，劳动专业化、人口密集化和运输成本减少使效率的提高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农产品市场的发展超过了史学家过去的估计。1675—1748年渔业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沿海居民点的城市化使得愈来愈多的城镇人口成了农产品的消费者。塞勒姆、纽伯里波特、马布尔黑德、格洛斯特的居民在1765年占埃塞克斯县总人口的37％；波士顿和查尔斯敦的居民占萨福克和米德尔塞克斯两县人口的25％；达特茅斯／新贝德福德和里霍博斯的居民占布里斯托尔县人口的46％。到1770年，罗德岛的人口有23％居住在普罗维登斯和纽波特。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德等六个城镇的居民在1774年占殖民地人口的20％。除了消费者人口的增加扩大了市场以外，1691年开始的纸币的发行也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效率。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曾受到史学家们的批评，但梅因夫妇认为1725—1745年新英格兰的平均年通货膨胀率只有3.5％，并不算高。1750年以后纸币虽被迫停止使用，不过并未造成货币紧缺，因为英国对殖民地过去战争开支的支付和修路、驻军的开销，为殖民地提供了大量硬币。不仅如此，殖民地信贷包括票据、债券、抵押契据等在18世纪稳步增加，同样也使市场活动有了更大的灵活性。^【66】

殖民地时代市场经济与商业化获得迅速发展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学者们关注的所谓18世纪的“前工业时代的消费者”和“商品帝国”。卡罗尔·沙玛斯对1660年到美国革命前殖民地的遗产清单的研究表明，殖民地家庭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由于人口多、富有和大都在农业地区而比英国家庭更多地从事自给自足的生产。他们实际上比英国人更符合“前工业时代消费者”的称谓。南部种植园主很少种谷物，多倾全力生产烟草。到18世纪后期，不少殖民地进口的谷物比出口的多。由于南部男多女少加之黑人妇女要参加大田劳动，原本可由妇女家庭劳动提供的奶制品、饮酒、烤面包、家禽和纺织品等也得从市场购买。尽管南部和北部的农户都能自己提供牛肉、猪肉和牛奶，但直到美国革命前13个殖民地都是奶酪和黄油的纯进口者。有研究表明，1650年代和1660年代的切萨皮克地区居民开支的三分之一是用于进口布匹和服装，此后殖民地人拥有的纺纱和织布的工具虽然增多了，但无论是就一个家庭还是就一个地方而言，他们从未能在布匹生产上接近自给自足。据沙玛斯估计，美国革命前夕一个殖民地的人均收入也许有30％要用来从这个殖民地以外进口商品，其中75％都是消费商品。这个进口比例之高超过了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67】

正是由于每年进口商品的增加，尤其是1740年代开始英国商品潮水般涌入北美殖民地，T. H. 布林认为：几乎所有的殖民地人到1750年都被纳入了这个“商品帝国”。他研究了当时旅行者和政府官员记述的殖民地人市场行为的变化、博物馆里的收藏、考古学家的发掘、殖民地时代的遗产清单、殖民地报纸上的广告和英国海关的分类账后发现，这六方面的证据都说明英属北美殖民地人在18世纪中叶在物质文化上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它区别于过去的地方不仅仅是消费的增加，而且是市场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和普通男女现在都有能力进入消费者市场。可以说，“几乎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消费者”。他们无论居住在何处，都同样要面对愈来愈多的英国出口商品，同样要在价格愈来愈便宜的商品面前作出自己的选择。这个庞大的英美市场使得殖民地人的日常生活经历变得愈来愈标准化了。在布林看来，正是殖民地人在18世纪中叶积极参与市场消费的这种共同经历提高了他们对英国的认同感，觉得自己应该享有大英帝国为所有臣民提供的商业繁荣、军事保障和个人自由。然而，也正是殖民地人这种日益增加的消费使得当时的英国人认为他们奢华和富足，从而在七年战争后要对他们征税，促发了最终导致美国革命的反抗。如果说殖民地人在意识形态、经济地位、社会身份和地区利益上难以求同的话，那么他们作为“商品帝国”的消费者倒是使他们比较容易地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抵制英货也就成了他们建立信任的基础。这样，布林在2004年出版的新著《革命的市场》中就不仅为我们勾画出了18世纪中叶英属北美殖民地市场经济在“商品帝国”中的迅速发展，而且从消费者政治的角度为美国革命的起源作出了新的解释。^【68】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亨里塔的“前工业美利坚的心态”也遭到了著名殖民地经济史学家埃德温·J. 珀金斯的驳斥。后者认为殖民地社会所反映的是“一种渗透了市场价值观和资本主义原则的文化”。珀金斯是以亨里塔在1978年提出上述观点后许多学者发表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殖民地时期的各个社会阶层是否具有“创业精神”进行了综合分析。他所谓的“创业精神”指的是个人愿意冒风险将资本和劳动力用于长远收入水平的增加和更多财富的积聚。据其分析，尽管商人中有少数人不想冒险而意在维持现有资本，但是这个社会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19世纪美国企业家的前驱。工匠虽然被一部分史学家列入劳工阶层，但也有学者视他们介于企业主和劳工之间，因为作为师傅的工匠常常是小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除了费城这样的城市地区以外，大部分工匠到30岁时都已结婚并自雇。珀金斯承认，重社区和重家庭的价值观在新英格兰人口众多的老社区的农户中可能长期存在，但是把13个殖民地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中部和南部殖民地的大多数农户和新英格兰相当数量的农户都不是只满足于维持现状的人，他们要谋求的是积聚更多的财产，诸如土地、牲畜、契约奴、黑奴、围栏、谷仓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因此，相当大一部分农户也是属于具有“创业精神”的群体。珀金斯还把南部种植园奴隶主和拥有契约奴或奴隶的其他农场主也归于这类群体，因为他们使用奴隶和契约奴的目的是生产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剩余产品。其中很多人都和海外市场相联系。他们所雇用的没有所有权的全职监工，使人们看到了19世纪制造业和铁路公司中管理阶层的雏形。19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发表的论著还证明，契约奴也是具有“创业精神”的群体。除了少数从人满为患的英国监狱里送到北美的犯人以外，大多数契约奴都是自愿签约为自己未来的福利投资，想用一定时间的劳动服务换取未来在新世界的自由和在旧世界所不可能有的机会，例如拥有自己的农场和工匠铺等等。为此，殖民地时期有25万欧洲人以这种方式来到了北美大陆。后来甚至于本地出生的贫困青年也发现，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说可以通过强制储蓄获得少量资本在未来投资于生产资料的好办法，于是自动签约当契约奴的不乏其人。此外，殖民地社会还存在一个占人口总数约三分之一的劳工阶层，其“创业精神”也不可低估。这些人大都是15—30岁的未婚青少年，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是独立的，甚至很富有。这些青少年在生命周期中收入少的阶段外出打工，积累资本和经验，只是为他们婚后成功发展做准备的第一步。他们决不是安于现状的人，而是创业者。经珀金斯这么一分析，殖民地社会被排除在有“创业精神”的群体之外的只有黑奴（不包括在城市地区将劳动力外租经营店铺的黑奴工匠等）、水手、30岁以上通常终生未婚的劳工和作为个人的大部分妇女（不包括她们作为家庭成员协助配偶经营的情况，也不包括少数掌握了财产权的寡妇和未婚女儿）。他因此得出结论：“在欧洲人移居的头两百年时间里，创业的心态和经济上向上发展的策略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自由人口中随处可见。”^【69】

综上所述，如果说我们对于英属北美殖民地是否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有所保留，而且对于社区传统、家庭生产方式、“前工业时代美利坚的心态”所具有的抵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而持久的力量也应该予以承认的话，那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在殖民地社会存在着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生气勃勃的相反倾向，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扩展和商业化的加速。可以说，它们直接影响到了英属北美殖民地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这一点在殖民地法律这面“魔镜”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反映。^【70】我们从这面“魔镜”中不仅可以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可以看到它对法律制度早期现代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