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新闻（包括生物伦理学）

乔治·克拉森（George Claassen）

本课程主要关于科技新闻，也包括生物伦理学（包括近三十年的科技、经典生物医学问题、环境议题和其他生物伦理学相关实践领域中的发展）。作为教育方法的一种，本课程主张让学生参与到科学家们的真实世界中去，让他们参加科学会议中指定的讲座，或在课上邀请科学家就有新闻价值的科学议题及其最新发展进行演讲并与学生互动。此后，学生要撰写关于这些讲座与会议的报告，这些报告也可作为本课程评价学生成绩的方式。

课程概述

课程等级：这一基础课程适用于新闻学和科技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并且本课程将作为他们获取学位的一部分凭证。

课程说明：本课程旨在通过使新闻学学生接触一定的科学和科学传播理论及其他重要的思想领域，教给他们提升科学素养的方法。本课程的出发点在于，尽管学生们在低年级学习了自然科学知识之后才学习新闻专业课程，但他们对科学的发展趋势、科学研究使用的方法、科学中的伦理学和生物伦理学以及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仍所知有限。因此，本课程要求科技新闻学的学生通过阅读指定的、关于科学和科学史的作品来掌握提升科学素养的方法。同时在实践层面，学生要通过接触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了解科学和生物伦理学。

该课程训练学生以通俗的方式向非专业的大众报道科学发现与发展。不同于报道其他领域，如政治、体育、艺术和财经新闻，报道科技新闻的挑战首先在于破除接受障碍—通常只在业内交流的科学给普通大众留下了难以理解的印象；其次是要翻译复杂的科学术语，基因学家J.B.S.霍尔丹 （J.B.S.Haldane）将这一过程描述为“从生僻的科学事实到熟悉的日常经验的不断回归”。同行评议是确保科学研究质量的好方法，而科技新闻记者则应帮助公众理解科学期刊上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使他们了解科学发现的意义。因此，科技新闻记者要向可能从某项科学发现中受益的一般公众解释这一研究发现。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创立《哲学学报》时的主旨—“本刊将首先使用普通工匠和商人的语言，而不是智者和学者的术语”—已被当代的同行评议抛在了一边。为了打破这种语言与交流的界限，科技新闻记者及未来的科技新闻记者必须理解诺贝尔奖获得者彼得·梅达沃（Peter Medawar）对如今同行评议科学的评价：“在传统科学论文中，最不重要的问题其实应被最先考虑。科学研究的事实与行为也应排在这一问题之后，科学家们不应羞于承认—尽管他们中很多人确实如此—科学假说是在思想中某条未知的小路上出现的，而科学家们恰好有足够的想象力与灵感，令他们可以在思想中冒险。既然如此，如果科学家们的文章显示他们自己都没有清楚地理解这一过程，他们又怎么可以指责他人忽视他们所珍视的科学思维方式呢？在这种意义上，科学论文将是一种欺诈，因为它对科学发现产生的思维过程给出了一种完全误导性的叙述。”（Medawar，1963）

训练科技新闻学的学生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撰写有关科技、环境、生物伦理及科学与伪科学间关系的文章是本课程的一部分。这些训练的目的是让他们能成为称职的引导者与沟通者，帮助普通大众形成科学的世界观。正如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所说：“公众并不需要很多的科学知识来形成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他们只要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宇宙中，它由不可规避的物理法则所驾驭便足够了。”（2000）

该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数据理解的基本素养，并教授他们在报道科学，特别是健康科学、生物伦理学和环境科学中统计数据的方法。多项调查研究表明，记者往往缺乏解释统计资料和数据所需的数据理解能力。（Brand， 2008；De Beer and Steyn, 2002；Prinsloo，2006）在这一部分教学中，我们选择的章节来自科恩（Cohn, 1993）、保罗（Paulos, 1995）、布拉斯兰与迪尔纳（Blastland and Dilnot，2007）的作品。

该课程将教授记者与新闻学学生理解概率论和处理不确定性的方法， 例如应如何处理法庭上司法数据的被误用情况。研究案例是英国的莎莉·克拉克（Sally Clarke）案件，她被定罪为谋杀了她的两个幼子，此宣判直到皇家统计学会介入，并对之前两次审判中处理不确定性问题的方式表示严肃关注，才得以被推翻。（Muller，2012，p. 606）

该课程还希望教给学生作为记者同科学家们建立起可靠的合作关系的必要性。科技新闻学基础课程强调建立一个有助于报道的、可靠的科学界消息源数据库对科技新闻记者的重要性。由于科学的复杂性和几乎是“科学盲”的普通大众翻译科学术语的困难性，与科学家们的合作对于精确报道科技新闻至关重要。许多研究表明，公众理解科学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科学界与媒体界的携手。关于科学家与记者共同提供教育的过程，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为科学家们制定了指导方针，该方针强调“（科学知识）应当表现得更公开、条理更清晰，特别是在媒体上。毫无疑问，媒体对公众的看法有着巨大的影响，它能强迫政府放弃某些政策，能说服商业和公共团体采纳某些新技术（通常是基于某些研究发现），也能引领公众舆论影响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学术研究问题”。（ESCR，1993，p.2）

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份报告强调了科学家和记者之间建立良好沟通关系的重要性。其后，皇家学会组织了一次关于科学与公众的国际指标的研讨会（2007, p.4）。1985年皇家学会报告《公众对于科学的理解》强调，“科学家们必须学会与公众交流，他们应愿意这样做，并且切实意识到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因此，所有科学家都需要了解媒体和媒体的限制，学会不用术语，而是简单地阐述科学研究”。（Royal Society，1985，p.5）

第一次对科学家与记者关系的综合调查是1996年至1997年间由美国发起的。这次调查强调了科学家与媒体间的良好关系可以确保大众获得必要的科学认知，以抵挡日益壮大的伪科学。除此之外，研究者还重点指出了这种良好关系的缺乏将如何威胁一个国家的未来。（Hartz and Chappell， 1997）大量的研究也关注到这两者的关系，这些研究强调现在的总体趋势是优秀的科技记者与科学家通过媒体传播他们的发现，提升公众对科学的理解。（Bauer, 2000; Bucchi, 1998, 2004; Claassen, 1991, 1995, 2001a, 2001b, 2011; Hesmondhalgh, 2008; Shukla and Bauer， 2007; Webster, 2006）

该课程还希望教给学生教科书科学与前沿科学间的重大区别。科学家与媒体打交道时所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们缺乏对教科书科学与前沿科学的区分。根据鲍尔的定义：“教科书科学是一种确定的科学知识，在它的基础上（在自然科学中）人们可以建立自己的研究。与之相反，前沿科学是仍在发展中的科学。它的结论刚刚得出，仍是不确定和有待证实的。”（Bauer，1992）

对媒体而言，不能区分前沿科学与教科书科学，往往会导致其对科学新发现的曲解。尼尔金（Nelkm）认为，媒体时常把科学发现和进展当作“历史的转折点，它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但实际上这种转折点的说法（在媒体报道科学技术时非常典型）是有失偏颇的，并且“多出现于对计算机和生物技术的报道中”。（Nelkin，1995）

经常出现在新闻中的情况是，极度复杂的研究发现被媒体简化为误导性的头条，而“打了折扣”的报道不是被夸大其词就是大错特错。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编辑和记者们没能区分教科书科学（这一专业科学领域的事实已被几代人甚至几世纪的人所接受）与充满未经检验与证实的不确定性的前沿科学。类似的实例如报纸对在苹果上喷洒可致癌的阿拉尔农药（pesticide Alar）这件事的争论。《华盛顿邮报》在一篇社论中承认了媒体的歪曲报道：“一个复杂的科学议题，不是由负责保护公众的官员们在坚实证据的基础上确定的， 而是由受到不完整甚至时常是错误的媒体报道影响而受到惊吓的大众确定的。”（1977）

在医学领域，媒体经常用一种耸人听闻的方式来报道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医学研究发现，就好像一切已成定论一样，如报道导致冠心病、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症和癌症的诱因等。

前沿科学被媒体作为教科书科学报道，只是为了数月后用一篇反驳报道将它驳倒。这令主要消息源是媒体而不是科学出版物的大众感到困惑。这既是媒体的过失，也是科学家们的过失—前者是因为他们常常不理解科学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些发现只是暂时的；后者是因为他们不以一种恰当、直接的方式同科技记者交流研究发现的复杂之处，而宁愿通过二手渠道或是新闻联络官员来传达他们的发现。戴维斯（Davies，2008）和格尔达（Goldacre, 2008，2012）阐述了近年来一般报道和科技报道（特别是在医学研究方面）的破坏性影响。

阿德尔曼-格瑞尔、瓦克斯曼和克罗伊兹柏格（Adelmann-Grill，Waksman， Kreutzberg，1995，p.2）讨论了这一分歧，他们认为，在教科书科学中“专家极易被识别”，但公众“对教科书科学不大感兴趣，而对前沿科学更感兴趣”。

在本课程中，学生们应当接触一些在媒体中被当作教科书科学呈现的前沿科学的案例研究，例如对癌症治疗或其他康复治疗取得所谓“突破性进展”的报道。通过媒体上的直接实例，学生们应该明白，在科技新闻报道中，尤其是在大标题中，应尽可能避免使用“突破性进展”一词。

教科书科学与前沿科学不同，媒体，特别是科技新闻记者，在区别这两者时，应当始终牢记神经学家西蒙·勒威（Simon Le Vay）说过的话：“通常，我们听到的都是科学的成功—非凡的药物、在月球登陆、有史以来最快的计算机。但每个璀燦的科学成果背后都有无数的失败，而有时，科学不仅会导致失败，还会出现致命的可怕错误。”（Le Vay，2008，p. vii）

媒体最初把这些科学失败或错误当做突破性进展来报道，教师可以将它们作为案例在课堂上进行研究、讨论，并指明科技新闻记者应当避免类似的陷阱。一些类似的案例也可以在本章“生物伦理学”部分找到。例如，1997年南非关于所谓“抗艾滋病药物”的维罗丁（Virodene）案，还有1993年的通过“超觉静坐”来减少暴力犯罪的哈格林（Hagelin）国家示范项目。（Park，2000，pp. 28-31）

另一个案例是关于流行性腮腺炎－麻疹－风疹（MMR）三联疫苗和自闭症的争议，研究者曾错误地将这两者联系了起来（这件事又被称为安德鲁·威克菲尔德丑闻），安德鲁·威克菲尔德在1998年2月的《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相关文章[1]， 2010年2月文章才被撤回[2]。这一案例对教导学生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同行评议过程经常出错以及科技新闻记者需对此始终保持谨慎的原因很有价值。“许多医疗保健方法都是基于薄弱的论据和片面的知识……书本或是讲座中的那些看似权威的论述和可接受的医疗学说，往往最终被发现缺乏论据支持，甚至是毫无根据的。”（Dr.Gary Friedman，1993，p.96）

最后一个案例是迪帕克·乔布拉（Deepak Chopra）在《量子疗法与不老的躯体、永恒的思维：量子替代变老》中宣称量子能治愈癌症。当乔布拉讨论癌症的自发缓解现象时，他将其归因于“那些病人显然是跃入了一个禁止癌症存在的新的意识阶段……这就是量子从一个功能阶段跃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一度只有物理学家知晓这一点，量子是一个不可再分的单元，波在其中或者被释放或者被吸收”。（Park，2000，p.192）这就是一个媒体没能区分教科书科学与前沿科学的例子。乔布拉经常作为媒体谈话节目的嘉宾且经常被媒体不加评判地当作医疗领域的“专家”，而他的论点却没有提供任何有科学依据的相关佐证。正如派克（Park）所言：“乔布拉的话吸引了成千上万有知识、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开始相信我们生活于一个奇妙的宇宙中，以至于一切皆有可能……为什么不呢？……推测性的想法是科学进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尽管许多想法未必会存留，因为这些想法要么错误地评价了已知的事，要么错误地预言了尚未被发现的现象，但知识探索仍会延伸这些想象，即便它失败了。但在媒体报道中，未被验证（甚至是不可验证）的推测与真正的科学进展间的区别往往被忽略了。”（Park，2000，p.193）

学生可以作为实习记者参与一些科学会议，并通过采访来与科学家交流。对学生来说，接触科学家的真实世界很重要，学生可以参加科学会议中指定的讲座，或在课上与被邀请来演讲的科学家互动，讨论有新闻价值的科学议题和最新成果。撰写关于这些讲座与会议的报告也可作为获得本课程分数的方式。这些与科学家和科学界的实际接触，将成为培养学生理解和报道复杂科学议题能力的宝贵工具。

本课程可以以两种方式评估：

一种是撰写硬新闻报道，内容是关于科学会议上的演讲或是学校新闻系邀请嘉宾来做的演讲。报道的评判标准应包括在限定的短时间内上交作业，如规定报道最迟要在第二天，甚至是讲座当天上交。也可以要求学生基于发表在同行评议期刊上的科学研究撰写报道。该作业可在课上提交，学生应撰写能在报纸或互联网上发表的报道（最多400字），或基于文章准备一段在广播或电视上播放的视听报道（最长3分钟）。

另一种是根据对科学家的采访，撰写专题报道或是撰写关于某一科学议题的专题报道，如气候变化、进化、关于接种疫苗的辩论、对动物的实验与研究、生物伦理或其他类似的主题（最多2000字）。特写报道也可作为广播或电视访谈节目来呈现（最长30分钟）。

本课程要教会学生报道以下科学领域的议题，并最终使学生能够撰写发表在报纸、网络、杂志上的硬新闻报道和文章，或是制作在广播、电视上播放的节目。科学领域的议题包括如下5部分。

1．环境与气候变化

气候科学中值得报道的新闻有以下几方面：

（1）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它的报告，如对《京都议定书》及其缔约会议（COP）的报告。

（2）二氧化碳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3）极端天气模式与现象及对此的理解。

（4）极冰融化与海平面上升。

（5）气候变化与粮食生产。

（6）气候变化对生物物种及部分物种灭绝的影响。

（7）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8）可持续发展与《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又不危及后代人及其需求的发展。”（1987）《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认为，现在尤其应采纳一种保护和管理资源的新伦理，它应聚焦于：

①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方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②保护与管理所有类型的森林。

③更好地利用水资源。

④加强合作以减少自然和人为灾害的数量及影响。

⑤从根本上改变富裕国家/地区的生活方式。

⑥公平获取资源。

阅读材料：Bloom (2010), Hansen (2010), Oreskes 和 Conway (2010)。

2．生物伦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技新闻学基础课程特别希望学生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伦理学基础课程中涉及的科技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原则。在该课程中，《世界生物伦理与人权宣言》被用作基础教材。其目的不是强化某一种讲授生物伦理学的方式，而是提供一种指导，让科技新闻学的学生们在报道相关问题时加以注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伦理与人权宣言》的第一条中提出，“生物伦理”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法律和环境条件下，与医学、生命科学和相关技术应用相联系的伦理问题”。这意味着，对生物伦理学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医学或伦理学领域，还需要一种跨学科的视角。它与伦理、社会、法律、经济和政治都有关联，记者和科技新闻学学生在处理生物伦理相关问题时应把这些都考虑进去。

因此，生物伦理学基础课程为医学学生设置的评判标准与目标也适用于新闻学学生（UNESCO，2008）。在全世界范围内，将科技新闻学课程作为新闻学课程的一部分的学校并不多，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技新闻学基础课程“可作为推动此类课程设置的一个范例。其课程内容都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准则，以及被来自不同文化、历史和宗教背景国家的科学专家、健康专家和决策者所共同认可的伦理原则”。（UNESCO，200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技新闻学基础课程中的生物伦理学指导原则，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要点：“它（教学内容和课时）定义了最低限度的生物伦理学教学，可灵活运用，并且欢迎老师和学生们从不同角度拓展课程的内容与方法。”（UNESCO，2008，p.5）

只有学习了生物伦理学的一些知识，科技新闻学的学生才能完全意识到以伦理原则引领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生物伦理的三项声明，这些领域有：干细胞、基因实验和克隆、利益分享、知情同意、隐私与保密、易损性、跨国研究、反污名与非歧视、平等公正等。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们了解生物伦理学的广泛准则，并将其运用于对相关议题的报道上，而最终目的是通过可靠与精确的新闻报道，让社会理解当前最重要的生物伦理议题是什么，争议在哪以及不同的阐述及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使大家能够自己做出决定，充分考虑复杂的现实而避免偏激的立场。下面给出的案例涉及一些记者在报道生物伦理相关新闻事件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本课程涉及的领域源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及《世界生物伦理与人权宣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伦理学基础课程（2008）所设置的指导原则和单元也适用于新闻学与科技新闻学领域的教学。这部分科技新闻学基础课程是大部分学校所教授的媒介伦理课程的延伸与拓展。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具体而实用的研究领域，它涉及记者们在日常报道中常会面对的健康、医学和生物伦理议题。适用于新闻学学习的生物伦理学领域包括以下内容（也可参看案例研究的评论部分）：

（1）什么是伦理和新闻伦理？国际新闻监察组织成员率先应用了新闻道德规范（Dvorkin，2011）作为对此的回应，许多新闻机构设定了基本的道德指南，强调记者负责任地报道新闻的重要性。记者们在生物伦理相关问题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记者们必须负责地进行报道，如准确公正地报道事实，保持独立，不受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的影响，遵守社会的共同准则。

（2）什么是生物伦理？对记者和科技通讯员来说，为什么理解生物伦理是重要的？

（3）关于人类尊严与人权的生物伦理报道。（文章3）

（4）生物伦理中，有关利益与损害的报道。（文章4）

（5）生物伦理中，有关自主权和个体责任的报道。（文章5）

（6）生物伦理中，有关有能力同意的人和没有能力同意的人的报道。（文章6和文章7）

（7）为什么记者应对人性的脆弱与正直品质怀有敬意？为什么记者应当始终重视报道中的这些方面？（文章8）

（8）在生物伦理问题报道中应尊重隐私和秘密，《世界生物伦理与人权宣言》和媒介伦理规定了这一问题的底线。（文章9）

（9）有关生物伦理中平等、公正的报道。（文章10）

（10）在报道生物伦理问题中遵守非歧视、去污名的原则。（文章11）

（11）在报道生物伦理问题时尊重文化多样与多元。（文章12）

（12）报道生物伦理问题中的团结与合作。（文章13）

（13）报道生物伦理中的社会责任与健康。（文章14）

（14）在报道生物伦理中共享成果。（文章15）

（15）生物伦理中保护后代的报道。（文章16）

（16）保护环境、生物圈和生物多样性及对这些问题的报道。（文章17）也可参见科技新闻学基础课程的第一部分中关于环境和气候变化的报道。

资料：生物伦理学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科学与伪科学的关系。关于此问题的独立章节可以在本课程的第5部分“科学与伪科学”中找到。随后的阅读材料可作为背景知识拓展记者们在报道生物伦理相关议题时应注意的问题的理解，也可看做是社会上伪科学思想、现象的实例［也可参见第5部分及阅读材料，如Gibbs (2008), Mc Gee (2012), UNESCO (2011a),Vaughan (2012)；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生物伦理与人权宣言》《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和《国际人类基因数据宣言》］

案例研究：案例研究是伦理学研究的重要部分，本课关于生物伦理问题的案例可能涉及下列实例中的部分内容：

为什么记者应尊重病人（如艾滋病患者或肺结核患者）的隐私（包括致病的原因）？南非法院的一个案例证实了病人应有隐私权。（Simpson，1996）

记者应如何报道科学家自己声称的科学“突破”（特别是这些“突破”尚未经同行评议，或经同行评议后被学术期刊驳回）？类似的实例有：

（1）1997年南非关于所谓“抗艾滋病药物”的维罗丁案。比勒陀利亚大学研究者的这一发现从未经过同行评议，但媒体并不理解其中的差异。 （Sidley，1997， p.450）

（2）黄禹锡的人类胚胎干细胞克隆丑闻。其最初的研究成果发表于《科学》杂志上，但造假一事曝光后该文章被撤回（肯尼迪2006年对该事件的调查及杂志的回应进行了报道）。在这里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记者如何报道类似的争议，以及他们是否以一种平衡、合乎伦理的方式进行了报道。

（3）有关冷聚变的争议。1989年3月23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中，盐湖城市犹他州大学的化学家斯坦利·庞斯（Stanley Pons）和马丁·弗莱舍曼（Martin Fleischmann）声称他们在实验室中发现了一种比常规方法更简单的制造稳定的冷聚变反应的方式。这一神话被英国《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大肆报道。“《华尔街日报》在接下来的数周几乎是一面倒地积极报道冷聚变的消息，甚至发表了一篇社论，借此事件夸耀自己是报道新科技发展的领军者。犹他州大学利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来推销冷聚变研究，《华尔街日报》则靠有关冷聚变的新闻大卖”。（Park，2000，p.15）

（4）蒂姆·诺克斯在2012年提出以低碳水化合物—高脂肪饮食应对2型糖尿病。（Noakes，2012）有一个与此相关的、媒体歪曲科学研究的例子，即“健康24小时”网站就此进行了一次肤浅的实验，实验组仅有两人。[3]尽管诺克斯是具有很高认可度和声誉的体育科学家，但他关于这一饮食方式的研究从未经过同行评议，也从未发表在行业期刊上。

当记者报道病人捐献器官或接受器官捐献时，隐私权的边界在哪里？许多国家的卫生部门都有详细的规定来保护器官捐献者与接受者的个人信息。这些规定是绝对的吗？学生要按照课程大纲的要求了解相关案例，如思考1967年12月对第一例心脏移植案例的报道与近期保护捐献者与接受者的趋势，新闻学学生可以由此学到很多东西。隐私权的边界与大众了解器官捐献者与接受者姓名的知情权的交接点在哪里？有一个关于南非前卫生部部长曼托·查巴拉拉－姆西曼（Manto Tshabalala-Msimang）的重要案例。她在2007年接受了肝移植， 《星期天日报》因曝光了这一行为而遭到了曼托·查巴拉拉－姆西曼和医疗集团的起诉，此前，曼托·查巴拉拉－姆西曼的医疗账户信息遭偷窃并被提供给了报纸。[4]

为什么记者应特别关注病患、年老体弱者、年幼者、残疾者或是其他情况当事人敏感脆弱的心理？记者应如何报道他们？

记者如何报道死亡的创伤，特别是由心理疾病引发的自杀？在这种情况下，隐私的界线又在哪里？以下是对此比较好的解释：“全世界超过50个案例研究发现，某些新闻报道方式会导致脆弱个体自杀的可能性上升，上升的幅度受报道的数量、持续时间及力度的影响。当报道明确描述了自杀的方法，使用了戏剧化的大标题或图片并且反复用煽情手法美化死亡时，诱发其他自杀事件的可能性就会上升。因此，记者要慎重报道自杀事件，报道时要尽量简要，这样能改变公众的看法，纠正自杀的迷思，也能鼓励有自杀倾向的人去寻求帮助。”[5]

人类的痛苦与悲惨境遇表现出了人的弱点。但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伦理学基础课程所说，它们也带来了挑战。记者在工作时该如何对待这些由疾病、贫穷和其他原因导致的痛苦与惨境？一个实例是凯文·卡特（Kevin Carter） 1993年拍摄于南苏丹的普利策获奖照片，画面上是一个濒死的孩子背后站着一只秃鹫。在什么情况下，发表这样的照片能与公共利益相吻合？记者是否有权利报道有关他人基因的信息？如果有，界线在哪里？一个重要的案例是关于一名养育了五个孩子的黑人烟草农亨利埃塔·拉克丝 （Henrietta Lacks），她的DNA被非法用于开发疫苗，这一案件在2013年成为全世界新闻的头条。[6]福尔达和凯伦（Fulda and Kylen，2006）的同行评议文章《预测性基因测试中的伦理问题：一种公共健康的视角》（2006）为记者和新闻学学生们较好地阐述了这一问题。

科学战争与科学论争。科技新闻学的学生应当了解社会上有关科学本质的哲学论争，目的不是为了将“公众理解科学”这一议题作为另一个拓展学习领域去研究，而是为了清晰地理解这些影响了科学与科学家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信誉的争论。

学生尤其要注意以下几个争论：

（1）C.P．斯诺（C.P.Snow）的两种文化论争（1959）。

（2）生物社会学论争（1975年后），参考图书：Wilson（2000）， Segerstrale（2000）。

（3）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间的战争，参考图书：Dawkins （2003 ）， Sokal and Bricmont （ 1998a，1998b）。

（4）科学战争，参考图书：Gross and Levitts（1994），Segerstrale（2000）。

3．科学家与媒体的关系

如课程概述中所说，科学家与媒体的关系会在公众接受科学研究发现和理解科学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与健康和科学的社会角色相关的问题上。

（1）为什么科学家们应当更好地交流，并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

（2）媒体准确报道科学的责任。

阅读材料：Claassen (2011), Hartz and Chappell (1997), Nelkin (1995), Royal Society (1985, 2007)。

4．健康报道

有关媒体消费者的调查经常会指出，健康议题和医疗报道在报纸、网络、广播和电视的受众中常常是最受欢迎的。因此健康报道应成为所有科技新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这一课程应包括以下方面：

（1）健康报道中的统计数据：参见本课大纲一开始的课程概述（在健康报道中如何使用统计数据）。阅读材料：从Cohn（1993），Blastland and Dilnot （2007），Paulos（1995）中选取章节。

（2）健康报道中的伦理，如艾滋病、癌症、心理疾病、干细胞研究与实验等相关报道中的伦理问题。参照第2节关于生物伦理报道的部分。

（3）生活方式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方面的报道，如吸烟、锻炼、超重、酗酒、滥用药物、节食等方面的报道。

（4）替代性医护措施与主流医学如何评判某些媒体发布的健康声明。

（5）健康领域中的政治政策。政府决策与政策如何影响健康科学（如对艾滋病、干细胞研究、医药基金、吸烟、酗酒、生活方式、食品政策与节食的影响）？关于此问题也可参见关于生物伦理报道的部分。

（6）健康骗术：参见科学与伪科学部分。

5．科学与伪科学（也可参见生物伦理部分）

对媒体最严重的批判，多集中于媒体没能分辨货真价实的科学发现与完全不基于证据的伪科学方面。学生应接触全面的科学分析方法，区别同行评议科学与伪科学的方法，评判、权衡以科学之名发表的言论的方法，等等。

案例研究是本课重要的一环，课上教学可以涉及以下实例：

（1）生物伦理和伪科学（可参见生物伦理部分）。

（2）进化、创造或智能设计的论争。

（3）对流行性腮腺炎一麻疹一风疹三联疫苗和自闭症的论争。

（4）南非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关于艾滋病的论争。

（5）对气候变化的否定及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

阅读材料：Forrest and Gross (2004), Goldacre (2008, 2012), Pigliucci (2010), Shapiro (2008), Singh and Ernst (2008)。

课时安排：

分配给科技新闻学基础课程不同领域的课时如下：

（1）科技新闻写作与报告I（硬新闻），15小时。

（2）科技新闻写作与报告II（专题报道），15小时。

（3）科学与大众媒介：沟通差异。6小时。

（4）关于环境与气候变化的报道，6小时。

（5）适用于新闻报道的统计学的学习，6小时。

（6）科学与社会：科学战争与论争。6小时。

（7）权衡证据：科学、伪科学和科学方法。6小时。

（8）关于生物伦理、医学与健康的报道，10小时。

该课程总共70小时（不管是作为本科生还是硕士生研究的一部分，不同项目会有不同学分），每周2小时30分钟（总共28周）。

参考文献和推荐书目

1. Adelmann-Grill, B. C., Waksman, B. H. and Kreutzberg. G. W. EICOS: The unique laboratory experience,Paper presented at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cience Education, Barcelona, July 21–23, 1995.

2. Bauer, H. H.Scienti c Literacy and the Myth of the Scienti c Method. Urbana and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2.

3. Bauer, M.Science in the media as a cultural indicator: contextualising surveys with media analysis. M. Dierkes and C. von Groete (eds), Between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The Publ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msterdam: Harwood Academic, 2000,pp.157–178.

4. Blastland, Michael and Dilnot, Andrew, The Tiger That Isn’t: Seeing Through a World of Numbers, London: Pro le,2007.

5. Bloom, Arnold J. Global Climate Change: Convergence of Disciplines, Sunder-land: Md.: Sinauer Associates.2010.

6. Blum, D., Knudson, M. and Henig, R. M. A Field Guide for Science Writer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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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ucchi, M.Science and the Media: Alternative Routes in Scientif c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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