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私家藏书事业的唱晚

第一节　传统的私家藏书事业的唱晚

民国期间，浙东藏书事业有所发展，形成多元的格局。公共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但私家藏书依然有一定地位，只是逐步实现向图书馆的转变。这一时期，浙东有私家藏书家数十人，私家藏书楼分布在浙东各个县及乡镇。

一、藏书家与藏书楼分布

宁波在民国期间，私人藏书有一定地位，据有关资料记载，宁波籍的藏书家在家乡与外地有六七十家藏书楼，今根据资料列表7-1：

表7-1　民国时期宁波地区部分私家藏书情况表（含余姚、宁海）

续　表

资料来源：根据《宁波图书馆志》、《民国鄞县通志》《鄞县图书馆志稿》《镇海区图书馆志稿》及《宁海县藏书楼志稿》整理。

表7-1所列的藏书家与藏书楼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可见宁波在民国期间的私家藏书依然比较发达，如张寿镛的约园、曹炳章的集古阁、冯贞群的伏跗室等在海内外都有一定影响。

绍兴的私家藏书，在民国期间亦蔚然可观。根据有关人员研究，绍兴民国期间私家藏书楼为26处，今节录如表7-2所示：

表7-2　民国绍兴私人藏书家情况表

资料来源：赵任飞、蔡彦：《明清以来绍兴藏书家和藏书楼研究》，《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表7-2打＊号者，表示著者认为，这是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中所列的绍兴藏书家。此外还有几位因无藏书楼名，故本表未列入。

从表7-1、表7-2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宁、绍两地在民国期间私家藏书十分丰富，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藏书家。当然，还有遗漏的。顾志兴在《浙江藏书史》中所提到徐益庆、孙世伟、陈季侃，在上表中就没有提出。

民国期间，台州地区的私家藏书也在延续，但其人数、规模没有宁波、绍兴两地大，但各县都有收藏。如黄岩县兆桥（今浙江台州市椒江区）王咏霓函雅堂藏书万余卷、杨晨藏书3万卷、临海县的荫玉阁藏书3万卷、仙居县王氏大夫第藏书也逾万卷。黄岩的王舟瑶、临海的屈映光、项士元也是知名度较高的藏书家。

如果以职业划分，上面所提到的浙东藏书家，分别为官员（含军警官员），如童保暄、张寿镛、屈映光；商人、实业家，如秦润卿、沈知方、沈仲涛；学者、作家，如罗振玉、鲁迅、黄云眉等知识分子。这些藏书家多为浙东本地人，亦有部分为其他地区寄籍的，也有浙东在外地的藏书家，如严修、屈映光等。

二、主要私人藏书家

民国期间印刷业与书业流通发达，购书方便，新旧书肆到处可见，浙东藏书业发达，涌现出不少藏书家和藏书楼。

（一）宁波主要私人藏书家

民国期间宁波私人藏书家影响较大的有张寿镛、秦润卿、冯贞群等。

张寿镛（1876—1945），字咏霓，一字伯颂，号约园。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补县学生员，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顺天乡试举人，翌年会试及第，以候补知府分发江苏人事地方庶政。辛亥革命后，历任浙江、湖北、江苏、山东等省财政厅长、江苏沪海道尹、财政部次长等职。民国十四年（1925）创办光华大学，任校长20余年。其著作有《诗史初稿》《经学大纲》《史学大纲》《子学大纲》《约园杂著》《游蜀草》等，凡11种54卷。

张寿镛是近代藏书大家。他久居上海，所获益精，民国18年（1929），武进藏书家陶湘因生活困窘而藏书陆续散失，寿镛购其部分。次年收购歙县宋氏一览楼藏书为最富者。自民国29年（1940）至民国31年（1942），他访书所得，及故家抄本，皆为迻录。积五十年搜集藏书达16万卷，4万余册。

重视收藏明刻本、名人批校本、精旧抄本及未刻稿本，是张寿镛藏书的一大特色。其曰：“余以读书人而号藏书家者，所得皆中驷耳，人曰佞宋，我曰避宋，购一宋，而非宋者百部、千部甚或万部去矣！”⁽¹⁾所藏明刻本735种，抄校本254部。首先，批校本中有全祖望、潘耒、顾千里、卢文弨、孔继涵、翁同龢、李慈铭、金兆蕃等名人手批手校之书，尤其以阮元的幕友何元锡等所校宋本《太平御览》360卷为最。其次是收集宁波乡邦文献。民国25年（1936）杭州举办浙江省文献展览会，张寿镛送展的乡贤遗书达数十种，如王梓材、冯云濠的《宋元学案补遗》100卷，鄞县万经《前汉书随笔》20卷及慈溪黄震《黄氏日抄分类》80卷等。

其藏书楼为约园，在上海市北京西路常德路。其内有独步斋、双修斋、临流轩、带草堂、听雨楼、葆光簃、鸡鸣馆、燕诒榭、三益庐、咫直阁等11间书室。张寿镛还请人或自编书目多部，其《元明刻本编年书目》2册，按刻书年月编年而成，较有特色。

张寿镛自民国19年（1930）起还校刻刊印了《四明丛书》，共8集178册1000余卷，其中第8集由其子张康源等人续成。《四明丛书》从字体至版框高低颇师鲍氏《知不足斋丛书》，书品精美，用纸优良，为世称道。

秦润卿（1877—1966），名祖泽，晚年自号抹云老人，以字行，慈溪孝中镇（今浙江宁波市江北区慈城）人。是近代金融家，历任上海钱业公会理事长、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中央银行监事、上海恳业银行董事长、福远钱庄总经理等职。他热心于社会公益和文教事业，乐善好施，造福桑梓。民国2年（1913）起，他同陈谦夫等倡设保黎医院，并长期为之募集资金，并在县城兴办普迪小学。民国23年（1934）组建县立慈溪中学。

在民国20年（1930）建藏书楼，称抹云楼。润卿喜欢藏书，所搜集的书籍颇多。购藏慈溪冯氏醉经阁藏书，收集各种古今中外善本。他的子女曾在《怀念父亲》中说：“把除居室以外的房屋作为藏书之用，陆续购置中外书籍，名曰抹云楼。”⁽²⁾为保护抹云楼藏书，特组织“抹云楼图书保管委员会”，由乡间士绅、旅沪绅商及家属等共同组成，为保管藏书他把中国天一保险公司股份捐给藏书楼用于日常经费。民国36年（1947）元旦起，抹云楼图书公开阅览。抹云楼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藏书楼，已具备了私立图书馆的性质。

1952年，秦润卿将抹云楼和全部藏书捐献给浙江省人民政府，计：二层花园洋房一座以及全部财产股票、现金；图书计线装古版书籍32996册，现代书籍3335册，各种杂志3324册，图谱、碑帖、字画25711件；自此，抹云楼藏书有了新的归宿。秦润卿在给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信中说：“润卿积年心愿于一旦，快慰奚似！缅怀委员诸公列年备护之谊。”⁽³⁾

冯贞群（1886—1962），字孟颛，一字曼孺（儒），号伏跗居士、成化子、妙有子，晚年自署“孤独老人”。原籍慈溪，从先祖迁居宁波市区水凫桥畔。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秀才，补宁波府学生员。辛亥革命后，曾任宁波军政分府参议员。民国21年（1932）被推举为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民国26年（1937）入选“宁波乡贤选举”初选名录。

冯贞群是近代浙东著名的藏书家。性喜藏书，他的父亲求恒斋遗书2000册读之不足。为此四处访求典籍，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一生投注精力于古籍的收集与收藏。他节衣缩食，出资专收珍稀之书。抗日战争期间，为避兵灾，在宅前天井里盖防空洞，甘愿与书共存亡。他历30年之功，汇集了甬上明清以来赵氏种芸仙馆、董沛的六一山房、徐时栋的烟屿楼等散出之书，总数达12万卷，另有碑帖拓本400余种。藏书中多善本，达300余种，其中有宋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宋刻本16册，为海内珍品。此外，尚有宋许洞撰《虎铃经》明复宋刻本4册、元赵汸撰《春秋属辞》元刻本8册、明杨循吉撰《辽小史》明刻本1册、清黄宗羲《留书》旧抄本1册、史荣《李长洁诗补注》稿本20册、全祖望撰《鲒埼亭诗集》谢山眉批抄本1册等。

新中国成立后，他经常考虑如何处理藏书，1962年病重弥留之际嘱咐家族把10万卷藏书及碑帖、字画及藏书楼全部捐献给国家。他的藏书楼称伏跗室，位于今宁波市孝闻街93号。初名伏跗室，是他的从叔冯君木根据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中“狡兔跧伏侧”句义而命名，意为伏处乡里不求显，而致力于学。其藏书印有“伏跗室藏书印”（朱文方印），“伏跗室”（朱文方印、白文方印、朱文椭圆印各一），“冯群”（白文方印），“冯贞群”（白文方印）等10余种。

宁波在民国期间有影响的私人藏书家还有朱酂卿、张之铭、孙家溎等。

（二）绍兴主要私人藏书家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号雪堂、雪庐、贞松，别号永丰乡人、松翁、贞松老人，浙江上虞三都永丰乡（今浙江上虞）人。生于江苏淮安，历任湖北农务学堂监督、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侨居日本多年。回国后，复侍废帝溥仪，“九一八”事变后又出任伪满参议府参议，检察院院长，为其污点。

罗振玉一生癖好古代器物，包括甲骨、简牍、佚书、古器物以及中外典籍的搜罗、整理和研究。以大类计之，收藏甲骨二三万片，古器物数千品，金石拓片四五千通，古印玺数百枚，敦煌石室秘籍数十种，中外图籍十数万册。

罗振玉收藏书籍是于30岁至45岁的15年时间内进行的，此时正是他为官的年代。辛亥革命后，移居日本时，书籍已是连舻累舳，家屋不能容，暂寄居京都大学图书馆内。他对于在沪十年收藏的事有过记述：“予往岁在沪，时南中故家，若两垒轩吴氏、鲽砚斋沈氏、愙斋吴氏、南汇沈氏、上海徐氏、嘉兴唐氏所藏书画、碑版、古器充斥沪上。余退食之暇，每浏览厂肆，间遇珍本书籍。于是吴中、上海售屋之价，大半用于此……辛丑（1901）受江鄂两都命，赴日本考察教育，在日本两月，从公之余，遍阅书肆，得异本颇多……壬寅（1902）孟冬，粤督岑公延予至粤参议学务。乃日至双门底府学东街，阅览书肆，适孔氏岳雪楼藏书，后人不能守，方出售，乃尽薪水所入购之。予之藏（善本）书自此始。岁暮返沪。”⁽⁴⁾

其藏书处为大云书库，以藏北朝初年写本《大云无想经》而颜之。此外，有宸翰楼、唐凤楼、贞松堂、楚雨楼、雪堂等。仅唐凤楼藏书总数为1094种、11836册。藏书印有“宸翰楼”“雪翁”“罗振玉印”“罗叔言”等。

1949年，罗氏把收藏的古器物与图书全部捐献给政府，现藏于辽宁省图书馆和大连市图书馆。

刘大白（1880—1932）原姓金，名庆模，字伯祯。后复姓为刘，名靖裔，字大白，后以字行，号白屋，笔名汉胄、白屋诗人等，浙江绍兴平水镇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乡试中拔贡。三十四年（1908）任《绍兴公报》主笔，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北上，参加二次革命，反袁失败后东渡日本。民国四年（1915）转赴南洋。次年回国，任浙江省议会秘书，后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任教。民国16年（1927）后，先后任职浙江省教育厅和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等职。他在“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著有《中国文学史》《文字学概论》《故事的坛子》《白屋说诗》《白屋文话》等。

大白喜藏书，所藏中西兼蓄。多收藏晚清、民初刻本，亦收清初刻本及抄本，如清严元照手写宋本《东莱书说》等。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经济学说》，李达译的《唯物史观解说》以及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等都有收藏。撰有《刘大白先生藏书目》。藏书印为“寻常百姓”。书箱、书籍多贴有“白屋书箱”签条。后为解决遗属生活教育费用，经罗膺中、钟敬文整理，将藏书3953部，计16630册，折价3000元，转让于浙江大学，现藏于浙江大学图书馆。

沈知方（1883—1939），原名芝芳、芷芳，别署粹芬阁主人，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乾隆年间绍兴藏书家沈复粲的后裔。早年在绍兴奎照楼书坊上海会文堂书局任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入商务印书馆，任营业所所长。民国元年（1912），与陆费逵等创办中华书局，任副经理。民国6年（1917）另办广文书局。民国10年（1921）创办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兼总经理，出版进步刊物和新式教科书，后盘入陈立炎所创之古书流通处等。

沈知方初业商，未尝藏书。由于后来从事出版及书业三十年，唯雅好藏书。孤本精刊尤为神往，访觅搜罗，不遗余力。其藏书特点，不在多而求精，首重书品宽大，精刊初印；次重纸色古雅，如白棉、桃纸印本，亦时入选。所收藏之书多为嘉兴王氏信芳阁、会稽徐氏铸学斋。小李山房、述史楼、读易楼的各家藏书亦有所获。他在《粹芳阁珍藏善本书目》自序曾云：“自民国纪元迄今垂二十余载，搜罗所得，计先后收进秀水王氏信芳阁、会稽徐氏铸学斋诸藏，例如小李山房、述史楼、读易楼等各家藏书，亦各有所获。就中王氏所藏多世罕见之珍本，而徐氏铸学斋旧藏本，尤为精绝。琳琅满架，心颇欣慰。”⁽⁵⁾其藏书处称粹芳阁，有藏书908种，22828卷，10297册，分经、史、子、集、丛5部。

沈氏卒后，其藏书约于民国29年（1940）上海沦陷时经叶铭山手散出，郑振铎曾倾囊得其七八种。

民国期间绍兴有影响的私人藏书家还有徐益庆、罗振常、诸宗元、陈季侃、孙世伟等。

（三）台州主要私人藏书家

王舟瑶（1858—1925），字星垣，又字玫伯，号默庵，浙江黄岩（今浙江台州椒江区）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尝肄业杭州西湖诂经精舍，其学行为俞樾所称赏。后应聘任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教习等。岑春煊督两广，遂调舟瑶治学务，以知县分发广东监督师范速成科等，不久擢道员。1911年武昌起义后，王舟瑶入广东任教育司长。不可，请仍为师范校长。后辞谢即归。

返黄岩居家后，王舟瑶关注乡帮文献之收藏，如《光绪台州府志》130卷，所藏甚富。并充分利用其所藏之书，辑《台州文征》180卷、《台诗四录》29卷、《台诗外录》38卷，又编《西桥黄氏家谱》12卷，《家集》10卷。所著除经注外，主要有《中国学术史》2卷、《默庵文集》10卷、《续集》3卷、《默庵诗集》6卷等。其藏书处称后凋草堂、王逸民庐。⁽⁶⁾

项士元（1887—1959），原名元勋，又名家禄，别号慈园。浙江临海（今浙江临海市）人。毕业于杭州府中学堂。宣统三年（1911）列名优项。民国初年曾先后与卓荦、李超群等创办临海私立高等小学、赤城初级师范等。民国3年（1914）应浙江图书馆之邀，从事史志编纂。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浙江通志馆浙东办事处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临海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台州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人等。著作甚丰，有《台州经籍志》《临海要览》《中国簿录考》《浙江方言考》《两浙艺文志》《浙江新闻史》等。

项士元十分喜欢藏书。为民国期间台州的主要藏书家。其藏书多乡帮文献，寒石草堂所藏台贤遗著达七百种（已印有目录），他旧椠及稿本、抄本、校本，亦不下五百种。

民国25年（1936）杭州举办浙江省文献展览会，项氏送展之书达数十种，“藏书文献”作有按语，在盛赞瑞安孙氏玉海楼送展二百余种后说：“他若台州项氏寒石草堂，……亦颇脍炙人口。”⁽⁷⁾略举乡贤遗书之经部有清临海汪度《周易现象》抄稿本、临海沈氏家藏未刊手稿本沈榕《周官指南》；集部有清绍兴杨舟《杨舟先生诗稿》为手稿本等。

对于公共图书馆事业，项士元也积极支持，民国7年（1918），他与临海县知事汪莹、劝学所所长严秉钺筹建临海县立图书馆，并首捐其藏书万余卷，供众阅览。

1951年，项士元将藏书2万余卷、文物书画等19箱毫无保留地捐献给国家。友人洪锦荣在一首诗中曾称赞他：“钻研似蠹古来稀，废寝忘食理旧书，捐俸换来残绢轴，尽教群众笑迂痴。”⁽⁸⁾项士元的这种“迂痴”精神是可贵的。

另外，屈映光、金嗣献等藏书也较为丰富。

三、私家藏书的地位

民国期间浙东私人藏书丰富，藏书家、藏书楼众多。在浙江藏书史发展中占有一定地位。我们对此应有所认识。

首先，要肯定其作用。浙东的私家藏书进入民国后，虽然是进入了最后的辉煌阶段，但其存在还是有一定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是不少的。浙东的私家藏书在保护古籍、收集乡帮文献以及文献的开放和利用，造就和培养人才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作出其历史的贡献。这在第三节“文脉传承中贡献”中有专题阐述，这里不再展开。

其次，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20世纪前期社会的急剧变化，迫切需要藏书为社会所用，这就需要藏书体制的突破和新型管理制度的产生。应该看到，在民国期间，浙东的私家藏书也进入了最后的辉煌时代。是时私家藏书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从旧式藏书楼向新型藏书楼和近现代图书馆的转变。其实，早在清末，浙东的一些藏书楼已经按照西方的图书馆模式在进行，薛福成的揽秀堂、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已经是近代图书馆的雏形，在藏书事业发展中，揭开了新的篇章。到了20世纪20年代左右，浙东尽管还有不少私人藏书家和藏书楼，由于旧式藏书体制的影响，在为社会服务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中国藏书楼》曾对这个旧的藏书体制不足作了五点归纳：第一，藏书不是为了应用，即使有应用范围也很有限；第二，缺少专业的管理人员，虽然有的有设置，只是看看而已；第三，难于持久，变化太大；第四，缺少制度规定的经费的支持，难以发展；第五，藏书内容不是根据社会需要，往往是根据藏书楼主人的兴趣等。⁽⁹⁾浙东的历代藏书楼就有这种缺陷，比如，天一阁仅有黄宗羲等人登楼看书，并没有向公众开放。如果在20世纪前期，依然维持这一管理制度，与急剧变化的形势是不能适应的，这就需要逐渐建立起为社会服务的各种类型的图书馆。浙东一些私家藏书通过捐献或销售，使图书流向图书馆。比如，秦润卿不仅于民国36年（1947）将其藏书楼向社会开放，而且把书捐给慈湖中学。民国21年（1932）绍兴图书馆建立，古越楼藏书也捐给图书馆，为民众服务，从而完成了旧藏书体制向新藏书体制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