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阮元对藏书事业的贡献

徐　苏

【摘要】阮元是清代的一位重臣，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他不仅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多方面的建树，而且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促进了藏书事业的发展。过去论述其在学术方面的文章很多，而论述其在藏书方面的文章不多。缘此，本文重点就他藏书的公益思想和他对藏书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阮元　藏书　藏书家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仪征人。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少詹事，南书房行走，詹事，行政，侍郎，经筵讲官，浙江、河南、江西巡抚，国史馆总纂。嘉庆十一年(1812)任漕运总督，二十一年(1816)任湖广总督，次年改任两广总督，后任云贵总督，晚年任体仁阁大学士。阮元知识广博，在经史、小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勘等方面均有极高造诣。他被海内学者奉为泰斗，为一代儒臣、文献大家。阮元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藏书家。嘉庆十年(1805)冬，他遵从父亲的遗志，在扬州文选巷家庙西建藏书楼，他认为隋代秘书监曹宪为文选学的开创者，唐代李善为文选学的集大成者，所以楼上奉祀有曹宪和李善的牌位。同时，又因为阮元在楼中藏有宋版的《文选》，故其楼曰“文选楼”。

阮元作为清代藏书家的一个最突出的地方，是他不仅热衷于自藏私用，更热衷于公藏共用。他藏书的公益思想非常浓厚，且贯穿于他一生的藏书活动中，为藏书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具体说来，在三个方面最为突出:

1.利用自己的凝聚力，积极促成公藏的建设。

阮元本身是一个知名的学者，又长期位居高官，在他的周围始终围绕着一大批学者和文人，其中不少人都是藏书家。在阮元的影响下，许多人也都受其感染，积极为公藏的建设出力。嘉庆十四年(1809)仲春十九日，阮元与顾星桥、陈桂堂、石琢堂、郭频伽、何梦华、刘春桥、顾简塘、赵晋斋等名士同游灵隐寺，谈到了著名学者翁方纲欲将自己刻的《复初斋集》藏于灵隐的事情，认为“今复初斋一集尚未成箱筐，盎使凡愿以其所著、所刊、所写、所藏之书藏灵隐者皆哀召之?其为藏也大矣!”[1]于是带头发起了建立灵隐书藏的倡议，得到了诸位名士的积极响应。阮元乃于灵隐寺大悲佛阁后造置木橱，按唐人宋之问《灵隐寺》诗中的字序将各位捐赠者的书分别编号，又选派灵隐寺的僧人玉峰和偶然负责登录所藏的书籍，掌管木橱的钥匙。另外还刻了一方铜章，用来在藏书上盖藏书印。并大书“灵隐书藏”四字匾额，悬于阁上。为了加强藏书管理、方便诸生阅读，阮元还专门制订了《书藏条例》和管理章程，开始了寺院藏书直接面向社会服务的尝试。

嘉庆十八年(1813)，阮元担任漕运总督。在瓜洲时，他与焦山诗僧借庵和学者王豫谈起建立焦山书藏的事，对当时“好学之士，半属寒酸，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其人坐此孤陋寡闻无成就者，不知凡几”的状况，深感忧虑，决定建立焦山书藏，以“嘉惠艺林”。嘉庆十九年(1814)，阮元委任观察丁百川等人治其事，在焦山西麓海西庵内建楼五楹，以作藏书之所。藏书楼建成后，他又亲自操办书藏之事，从书库的布局，书橱的制造，以及书籍的编排等等都一一酌办，就连印章，管钥匙、书写楼匾之类的小事也都亲自嘱办。他还吸取了灵隐书藏的经验，制定了焦山藏书条例，规定焦山书藏藏书不分部，依照《瘗鹤铭》残存77字顺序编号。为了充实焦山书藏，他从自己在扬州的私人藏书楼中，精选出图书近2000册，率先捐给焦山书藏，在他的影响下，梁鼎芬、丁丙等各方名贤纷纷捐赠，藏书最多时达1800余种，30000余卷，12000多册，成为全国最大的寺院书藏之一。阮元对两大书藏的建设非常满意，他亲自为它们作记，又畅怀高吟纪事，有“书赖名山藏，山因古书靓”的诗句。后来康有为在焦山书藏读书时也赞叹道:“道光以来，藏书莫若此矣。”[2]

2.利用自己的私藏，积极促成藏书共用的效果。

阮元具有一个藏书家高尚的人品和美德，他得到藏书精品，往往不只是从满足私欲出发，而是更多地考虑如何发挥它们的价值，让它们更好地发挥作用，能在更广的层面上流传。清乾隆六十年(1795)，宣城翰林张焘赠给阮元二部有名的方志，一部是宋《嘉定镇江志》，一部是元《至顺镇江志》，均为手抄本，内容是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二书有关于京口之掌故甚巨也”，“自明以来，藏书家绝无著录之者，洵为罕见之秘籍┈以之抗行袁之志《四明》，殆无愧焉。”[3]“其取材既富，可资考证者多，固当与宋人建康、新安诸志并称也”[4]，是藏书中的精品。他得到后，不是宝藏之，束之高阁，自己享用，而是考虑如何让两部方志能更好地保存并传布于世，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亲自为二志撰写了内容提要，进呈内府保存。同时抄录了两部副本，一藏家中文选楼，一藏焦山书藏。又积极向社会上推荐二志的作用和珍贵的史料价值，“乃谋之镇江人刊刻。”道光十一年(1841)，镇江盐商包景维拜访阮元，表示愿意刻宋、元二部镇江志书。阮元闻之大喜，立即书写了“古籍待刊三十载，旧闻新见一千年”七字联句以赠。为了保证两部志书的刊刻质量，他拿出家中的文选楼抄本，又调来焦山的书藏抄本，“详加校勘，得其条理”，又重新编次，明其体例。还聘请名士“重加校阅”，如请归安学者严久能校文选楼本，请乌程学者张秋水校焦山书藏本，“更属门下士刘文淇暨其子毓嵩详考全书体例及征引各书，正其伪误作，为校勘记四卷”。他还亲自为即将刊刻的二志作序，详明始末，指点精要。在他和包景维的努力下，镇江宋元二志的雕版刻本得以问世，流传海内。

嘉庆十二年(1807)，阮元还将转辗流传多处，好不容易传到他手的至宝杨忠愍公墨迹送至焦山，收藏在明天启年间郡守王秉鉴为奉祀杨继盛所建的仰止轩内，供来往的学者和书法家使用。他还在《送杨中愍公墨迹归焦山记》中写道:“卷帙之藏，昔人比之云烟过眼，若贤忠之遗迹，史志之文献，固未可等量之，唯是子孙不肖，非饱蟫蠹，即归鬻失，平泉草木，能终不与人哉。世家秘阁之藏，不如名山僧僚之寄较然明矣。”[5]再次显示了阮元开明的藏书理念和高尚的藏书道德。

阮元还利用宦游的机遇，四处收集各种好的版本，用于拾遗补缺，进一步完善官藏。他在南方供职时，发现大量《四库全书》未收的精本善本书籍。他除了收集到部分原版书外，又雇人抄录了部分精品，进呈给皇帝，并仿照《四库全书》体例每书撰写提要一篇附于卷首。所以《清史稿》中称之:“集四库未收书一百七十二种，撰提要进御，补中华之阙”[6]。嘉庆皇帝对阮元进呈的这些书籍十分欣赏，遂在养心殿辟一隅藏之，并钤以“嘉庆御赏之宝”，这就是后世所传的“宛委别藏”。

3.利用自己的亲和力，积极促成藏书成果的转换。

阮元虽然官居高位，但他与普通藏书家的关系并没有疏远，始终保持着亲和力，只要他们有事相求，多能随时应之。如朱彝尊的曝书亭后人重修成后，他应邀欣然为之题诗:“久与垞南订旧盟，江湖踪迹发星星。六旬归筑三间屋，万卷修成一部经。绣鸭滩头秋芋熟，落帆步外古槐青。笛渔早死双孙老，谁曝遗书向此亭。”称赞朱氏后人做的好事。曝书亭藏书在朱彝尊死后尚比较完好地保存了几十年。他对普通的藏书家亦很尊重，唱酬之中对他们的藏书之举多表敬意。如他在写给藏书家朱朗斋的诗中称:“雨后清溪绕屋流，藤床若膝看鱼游，先生竟似陶贞白，万卷图书不下楼。”

扬州、镇江一江相隔，地理位置相近，两地的藏书家交流也相当地活跃，来往频繁，出现了不少因藏书家之间互动而引发的趣事。如家住镇江焦山东翠屏洲的布衣学者王豫是阮元的密友之一，他酷爱藏书和著述，清江都诗人吴涣《过翠屏洲王柳村村居》中称之:“柳抱藏书屋，花明卖酒楼。斯人追正始，选集著千秋。”虽然他和阮元的地位悬殊很多，一个布衣，一个总督，但两人的性格相近，很谈得来。为了交往方便，阮元曾专门在翠屏洲王豫藏书楼“种竹轩”的旁边营建了“尔雅山房”别墅，两人常聚在一起品书论诗。有一次阮元在王豫的种竹轩中，发现了藏有江苏八郡诗人的诗集，萌发了编一部江苏诗人文集的想法，提议“仿《两浙轩录》而为之”。他认为通过藏书、编书、刻书的转换过程，不仅可以让王豫藏书的特色更好地利用和发挥，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共享王豫藏书的成果。阮元在为《江苏诗征》撰写的序言中，陈述了编书的经过，对王豫的编撰手法和特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丙丁卯间状处乡里。翠屏洲王君柳村储积国朝人诗集甚多，而江苏尤备，柳村欲有所辑名之名江苏诗征。余乃岁资纸笔钞胥，柳村遂益肆力征考于各家小传，诗话尤多采择。曾下榻拥书于焦山佛阁中，月色江声与千百诗人精魂相荡，侍郎姚君秋农闻而异之，因题其阁曰诗征阁，柳村选诗谨守归愚别裁家法，虽各适诸家之才与派，而大旨衷于雅正、忠节、孝义，布衣逸士诗集未行于世者，所录尤多，可谓摅怀旧之蓄念，发潜德之幽光者矣。丙子岁辑成五千四百三十余家，勒为一百八十七卷，属余订之。”[7]阮元将文稿带至广东任上，又请在广东同里三位名学者江藩、许衍和凌曙帮助删订，逐一进行了仔细地校正，然后他考虑到广东刻书，技良价廉，遂决定在广东请刻工将文稿刻成雕版，再携回江南刷印，装订成册，最终将全部的雕版藏于焦山海西庵内。至今，研究明末至清代江苏诗人的作品，《江苏诗徵》仍是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

阮元不仅鼓励藏书家编书、刻书，积极转换藏书的成果，他自己也带头编书、刻书。《清史稿》这样评价阮元:“博学淹通，早被知遇，敕编《石渠宝笈》，校勘《石经》，再入翰林创编《国史儒林》、《文苑传》……撰《十三经校勘记》、《经籍纂诂》、《皇清经解》百八十余种。专宗汉学，治经者奉为科律。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章绝学。重修《浙江通志》、《广东通志》，编辑《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欵识》、《两浙輶轩录》、《淮海英灵集》，刊当代名宿著述数十家为《文选楼丛书》。”[8]他的诗文集《揅经室集》，就有《文选楼丛书》本。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促成书院藏书和刻书的发展。在清前期，无论就刻书的数量、质量、地位论，广东都在全国居于后进。自嘉道间阮元担任两广总督后，加大了对书院藏书和刻书的力度，促进了当地藏书和刻书业的迅速发展。他在广东期间，仿浙江诂经精舍，设学海堂于粤秀山南麓，专以古学课士，在堂中设立藏书室，搜罗四部，制订藏书，刻书章程，使书院藏书成为课士之用，促进了书院藏书的发展。他还亲自主持了《研经堂集》、《广东通志》、《江苏诗征》、《皇清经解》等大部头典籍的刻印，首倡先声，以后广东刻书即进入高潮，书坊林立，《十三经注疏》、《通志堂经解》、《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粤雅丛书》、《广雅书局丛书》等大部帙著作先后刊刻问世，“其庞然巨帙乃冠于各行省矣”;至光绪年间，广东刻书之多，与江西同居全国之最。广东藏书家也多受阮元“勉人藏书、撰书、刻书则于已有福，于人有功”[9]的影响，不少藏书家除著书外，也是刻书的行家。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中国藏书楼[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2]王章涛.阮元评传[M]扬州:广陵书社，2004.

[3](宋)卢宪嘉定镇江志清宣统金陵刻本

[4](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清宣统金陵刻本

注释:

[1]阮元《杭州灵隐书藏记》。

[2]焦山书藏书目康有为跋。

[3]揅经室外集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

[4]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逸十二。

[5]书法1999(2)封底。

[6]清史稿阮元卷三百六十四。

[7]江苏诗徵阮元序。

[8]清史稿阮元卷三百六十四。

[9]《虞山张氏诒经堂记》。

(作者单位:镇江市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