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衍生产品是指以货币、债券、股票等传统金融产品为基础，以杠杆性的信用交易为特征的金融产品。一般表现为两个主体之间的一个协议，其价格由其他基础产品的价格决定。并且有相应的现货资产作为标的物，成交时不需立即交割，而可在未来时点交割。因此，金融衍生品是一种金融合约，其价值取决于基础资产。基础资产一般为股票、利率、汇率和商品。
一、远期、期货、期权和互换
最常见的金融衍生品有远期、期货、期权和互换。
远期合约的交易双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时间以约定的价格买卖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以约定的价格交易，避免价格波动的风险，是远期合约产生的原动力。例如，一个农民年初种了100亩水稻，现在粮食价格是一斤米10元钱，但他担心秋收时价格会跌到一斤5元钱，那他这一年的辛苦得不偿失。这时他可以和收购粮食的人约定，不论秋天粮食价格如何，他们都按一斤米8元钱交易。如果秋收时价格涨到12元，那么收购人获得价格上涨的好处;相反地，若价格跌到5元，收购人承担价格下跌的损失。这样，农民就把未来粮食交易的价格锁定了，不用担心未来市场价格的变化会给自己带来损失。
期货合约与远期合约在原理上一致，但在交易所进行交易，合约也更加标准化，比如，规定双方交割的大米等级等信息。在远期和期货合约中，购买的一方和卖出的一方都有按合约规定履行义务的责任。
在期权合约中，购买期权的一方拥有特定的权利，只需支付一定数额的期权购买费用即可以获得合约规定的权利。期权合约赋予合约购买者在约定的时间或者时间段内，以约定的价格购买或者卖出一定数量商品的权利。还是以上文中提到的种水稻的农民为例，为了避免未来大米价格的下跌，除了和收购人约定无论市场价格多少，都按8元一斤交易之外，这个农民还有什么办法呢?他可以和收购人签订这样一份合约，合约规定如果到秋收时大米市场价格低于8元一斤，他能以8元的价格把大米卖给收购人;如果到秋收时大米价格高于8元一斤，农民没有义务还按8元的价格把大米卖给收购人，而是可以按更高市场价格出售。这样一来农民不但避免了价格下跌带来的损失，还可以获得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农民必须向收购人支付一定的费用来购买这一权利，这时农民就要衡量购买费用和价格下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损失会有多大，从而决定是否购买。
互换是这样一种合约安排，合约双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时间交换现金流。假设日本的丰田汽车在银行借了一笔日元贷款投资在美国的工厂，生产汽车在美国销售，收到的销售收入是美元;美国的通用汽车在银行借了一笔美元贷款投资在日本的工厂，生产汽车在日本销售，收到的销售收入是日元。丰田贷款到期时，需要归还日元，万一美元大幅度贬值，丰田在美国的销售收入兑换成日元就要大打折扣;而通用贷款到期时，需要归还美元，万一日元大幅度贬值，通用在日本的销售收入兑换成美元也要大打折扣。丰田和通用可以进行这样的合约安排，丰田在日本的贷款和通用在美国的贷款互换，随后丰田在美国的销售收入用于偿还通用的美元贷款，而通用在日本的销售收入用于偿还丰田的日元贷款，这样双方都不必为偿还贷款而兑换货币，规避了汇率风险。
从远期、期货、期权和互换这四类最简单的衍生品，到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债务担保凭证、信用违约互换等复杂的衍生品，衍生品的构造、特征越来越令人迷惑。人们最初使用金融衍生工具是为了规避风险，但现在的问题是要对如此复杂的衍生品进行定价，人们计算衍生产品价值的能力远远落后于创造衍生产品的能力，导致本该起到风险规避作用的衍生产品交易反而给整个市场带来了更大的风险。
二、衍生品交易的风险
衍生品就像一个超级魔方，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但又变化无穷。在衍生品魔方里，远期、期货、期权、互换四种基本交易形式与各种不同的标的物组合叠加，形成了数不胜数的场内场外金融性衍生交易工具。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不当将导致巨大的风险，有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国外的有巴林银行事件、宝洁事件、LTCM事件、信孚银行;国内的有国储铜事件、中储棉事件、中航油事件、中盛粮油事件、株冶事件等。
国储期铜案真相
李箐 宋燕华
时隔已近两年。2006年6月21日，云南省昆明市书林街富邦花园的一套住房内，公安机关拘捕了昔日的“明星交易员”刘其兵。
当年38岁的刘其兵，是国家发改委下属国家物资储备调节中心(下称国储调节中心)进出口处处长，中国铜期货界风云一时的人物，也曾是伦敦金属交易所(London Metal Exchange)的熟客。
此前，他已经失踪了近十个月。
刘其兵在失踪之前曾留有遗书。他于2003年10月间，以国储调节中心名义，在期货市场建立大量空头头寸，后遭遇铜价暴涨，致使2.317万吨保税铜货款亏损;截至2005年下半年，他以结构性期权方式持有的空头头寸又出现巨额亏损;2005年10月，刘其兵销声匿迹，随即在国内国际期货市场上引发震动——这就是2005年底震惊世人的国储期铜巨亏事件。
2008年3月20日，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刘其兵的判决书出炉。刘其兵一审被判处七年徒刑。《财经》同时获知，原国储调节中心副主任、法定代表人吕嘉范一审也被判刑六年。
一审判决认定，刘其兵于1999年12月至2005年10月，在担任国家物资储备调节中心进出口处副处长、处长及国家发改委物资储备调节中心处长期间，违反国家对国有单位进行期货交易的相关规定，将该中心资金用于境外非套期保值的期货交易，致使发改委物资储备调节中心损失折合人民币9.2亿元。
外界或曾猜想，刘其兵一如当年霸菱银行的里斯案，系“流氓交易员”(Rogue Trader)的个人行为。然而，原国储调节中心副主任、法定代表人吕嘉范同案被判刑，则意味着此案绝非孤身作案那么简单。事实上，如果不是事后调用储备铜实物交割，仅计刘其兵交易账户损失，其损失远高于9.2亿元，达到6.06亿美元!
在这场判决结束之时，国际铜市再创新高。4月17日，伦敦金属交易所三月期铜的买入价盘中达到每吨8880美元的惊人价格，这是自2006年5月LME三月期铜价8790美元以后的新纪录。回首2005年9月，致使刘其兵爆仓的3700美元/吨的价格、2004年2月第一次巨亏时的2000美元/吨的价格，已是高谷为陵。“定价权之争”云云，更成无人再提的笑柄。
核心交易员
国储调节中心向法院提供的《关于国储物资调节中心职能的情况说明》显示，1997年7月，国储局同意国储调节中心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业务，刘其兵被授权为国储调节中心在伦敦金属交易所开立交易账户的交易下达人。
根据国储调节中心进出口处副处长白靖向法院提供的证词，自1998年始，国储调节中心通过伦敦金属交易所进行自营期货业务，并在英国标准银行、AMT、晟恒(Sempra)等期货经纪公司开设了多个期货交易账户，具体工作由刘其兵负责实施。正是自此时，刘其兵成为国储调节中心进行自营期货业务的“核心交易员”。
在上海的期货圈内，刘其兵被视为神秘人物，在业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在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交易，刘其兵还参与了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铜期货交易。中粮期货、中钢期货、实友期货都是刘其兵的交易经纪。他最常做的交易，是在上海期交所与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作反向套利。
刘其兵从事这种反向套利获利颇丰。由于国储拥有强大的现货背景，在交易中有着决定胜负的现货筹码，一度跟风者众，交易双方都费尽心思打探刘其兵的部位和头寸。截至国储铜事件最终处理完毕，刘其兵在国内期货账户尚盈利1.89亿元——当然，这远不能弥补他在伦敦金属交易所酿下的巨亏。
一朝爆仓
在并不算漫长的期货交易生涯里，刘其兵不幸遇上了国际铜市史上绝无仅有的暴涨行情，国际铜价一次次刷新历史新高。
1999年5月，伦敦金属交易所3月期铜价最低仅1360美元/吨;2004年3月，达到3057美元/吨;2006年5月，达到8790美元/吨;2007年中稍做调整，最低触到5245美元/吨后反弹，到2008年4月17日上摸8880美元的历史高位。
刘其兵原本看多铜价，从铜价1000多美元到3000美元做得顺风顺水。在铜价创出3000美元新高后，他转而认定铜市见顶，于是反手做空。但铜市继续暴涨，令其亏损严重。刘其兵第一次离家出走，即发生在铜价越过3000美元大关不久。
2004年初，中国实行宏观调控措施，国内需求大幅下降，国内铜价于秋天开始下滑，10月间曾连续四度跌停。受此影响，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曾一天暴跌10%。回到工作岗位的刘其兵认为翻身机会已经到来，持续大手笔以结构性期权方式持有空头尺寸。
所谓结构性期权，实际上是一种期权组合，可以是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也可以是一种期权加另一种期货的组合;在卖出的时候具有对冲关系，表面上看风险不是很大，保证金收取比例要较期货交易少得多。
但这需要市场保持平静。如果价格不断上涨，卖出的看涨期权(calloption)将有可能被执行，而卖出的看跌期权(putoption)会被放弃。这样，卖方只能收取买方的权利金;如果权利金不足以弥补实际的价格上涨空间，巨额亏损在劫难逃。如果价格上涨加速，风险将会成倍放大。理论上，期权卖方的风险几乎是无穷大的，只要产品价格上涨超过行权价，就一定会亏损，涨越多亏越多;而期权的买方无论市场如何变化，顶多不行权，损失的是购买期权时付出的费用。
业内专家分析，刘其兵其时敢于刀口舔血，一方面是认定铜市见顶，另一方面很有可能是为了弥补此前期货保证金的缺口，却因此埋下了更可怕的风险隐患。因为卖出期权可以收到费用，而期货只要开仓就要交保证金，且随着价格变化还要不断追加保证金。
国际上近年发生的几次大的期货亏损都失陷于此，包括2005年发生的中航油巨亏事件(当时中航油新加坡卖出了大量此类期权来获得收益，用于补期货的保证金)。
2005年9月，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从3500美元/吨上攻至3700美元/吨。深受原期货空头和结构性期权的双重压力，刘其兵终于爆仓。
当年“十一”国庆长假过后，铜价突破4000美元/吨大关。刘其兵再度失踪。此时，他所建的空头头寸已达到20万吨。按照法庭认定的数据，账面亏损达到了6.06亿美元。
6.06亿美元与9.2亿元人民币
在刘其兵2005年10月失踪之后，国储调节中心成立了应对小组。
当年11月间，震惊之余，国储局先是对外否认刘其兵为国储局正式员工，又称其投资为个人行为，还宣称国储局掌握的储备铜高达130万吨，应付交割绰绰有余——正常情况下，这一数字不会被公布。
到12月，应对小组先后采用实物交割、平仓、展期多种方式止损。12月6日，公安机关以涉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对刘其兵立案侦查。
2005年底，国储局引人注目地四次公开拍卖储备铜，每次投放2万吨，总数共8万吨之多。
外界猜测国储是想借释出储备铜来平抑铜价，进而影响伦敦期铜的价格。但现在看来，国储局更有可能只是为了变现储备铜弥补账面亏损。
为了保证储备铜不被出口至境外，国储局对竞拍者作出严格限制，只允许境内注册的生产加工企业参与，所有贸易商都被挡在门外。
最初两次拍卖确实起到了平抑铜价的作用，国内铜价每吨回落了3000元，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也从4200美元一线回落到4104美元。
但是，由于后两次拍卖的起拍价过高，储备铜的质量差异较大，最后一次拍卖只成交了约20%。最终，铜价又回到了起点甚至更高。与此同时，应对小组分别向伦敦金属交易所设在新加坡和韩国釜山的交割仓库运去了6.628万吨铜，用于交割。
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三份专项《审计报告》，以及审计所依据的国储调节中心出具的外盘投机账户情况汇总表、标准银行实货头寸和资金情况汇总表等相关书证，法庭一审判决认定:截至2007年4月30日，刘其兵在境外越权交易未平仓头寸已基本处理完毕，越权交易发生的资金账户净亏损为6.06亿美元。应对小组为挽回损失，由国储局提供了13.323万吨电解铜，分别用于境内拍卖和境外交割。
这13万多吨铜的账面成本为30亿元，处置完毕后收回人民币54.4亿元;收回的款项扣除账面成本后，实现账面收益折合美元为3.13亿元，加上其他方法，共计挽回损失美元4.62亿元。据此，法庭认为，此后，刘其兵在境外越权交易造成的账面损失降为1.44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1.1亿余元;扣除刘在国内期货账户的盈利人民币1.89亿元，累计亏损人民币9.2亿元。
“对于中国这个铜进口国来说，对外实物交割如此大量的铜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说。2007年中国的铜消费量是462万吨，产量334万吨，进口精炼铜(等同于电解铜，含量为99.95%)137万吨。
“一般说来，历年来中国进口铜的数量都占铜消费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黄成康说。
然而，以实物交割加拍卖储备铜价款“挽回损失”，仍只是在账面上挽回损失而已。国储局管理储备铜，需要轮换出库，即将储存一段时间的旧铜在市场上出售，再购入新铜。假设储备铜总量不变，购入新铜的资金即主要来自出售旧铜的货款，再加上其间发生的一些合理成本。由于市况万变，出售与购入之间会有价格波动，可能会发生一些正常的盈亏，属于储备管理的合理范围。
但是，此次国储拍卖加上实物交割总计13.323万吨储备铜后，所获价款大量用来填补刘其兵爆仓亏损。由于国储未来必然面临补库的要求，采购新铜款项从何而来?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刘其兵造成9.2亿元人民币损失，竟完全没有考虑这一因素。
事实上，由于当前铜价持续上涨，应当说，国储补库成本可能会高出刘其兵交易账户上6.06亿美元的损失，除非铜价转头走低。
(《财经》，2008年5月4日，选入时有删减)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