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

第5章
尾声——对中国衍生品市场的一点看法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价格来配置资源，调整关系，每个人都奔着自己的利益去。我们接受了西方经济学关于“手”的作用，然而却少有人想过，这只是一只手，手作为执行机构，是要听大脑指挥的，当我们奔“手”而去时，总是遭到来自“大脑”的戏弄。1996年发生的日本三井住友银行事件，业界纷纷指责其过于孤注一掷的投机行为，然其本质又何尝不是一种戏弄呢？

价格源自市场，而决定每一个报价的并不是市场。市场经济竞争的结果是市场经济的消亡，当软件业出现了微软、苹果这几大巨头，当华尔街出现了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五大投行，自由市场经济仅存于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

我国股指期货上市平稳运行，期货投资咨询、期货投资基金、国债期货、人民币远期交易等金融创新业务和创新金融衍生品登陆中国市场，我们通过对国内外金融衍生品交易风险案例的分析，对我国金融创新及金融衍生品发展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

（1）中国因素影响国际商品价格，既有国际资本的恶意炒作，但中国经济发展对原材料需求的依赖过大，引起国际商品供求短期平衡被打破却也是重要之因。

（2）始于2007年8月的美国次债危机，表面上市场习惯于将审视的目光投向这场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金融衍生品，并将罪魁祸首归结于金融衍生品的高杠杆性，却忽视了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的累积效应，而这类金融衍生品泛滥并出现累积效应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国际社会对美国金融机构信用监管的缺失，当国际社会对美国还停留在自由市场经济的认识阶段时，垄断的美元信用和垄断的金融机构却正借此大发横财。

（3）金融衍生品是基于基本金融工具的创新产品，金融工具的创新也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盲目发展。过度地、无限制地、脱离实体经济需求来创造金融衍生产品，反过来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但中国却因为金融衍生品数量和种类少，金融衍生品制度还不完善，金融衍生品方面的人才培养机制不成熟，从而错失了21世纪初国际商品定价中心的争夺。

（4）金融衍生品在以难以置信的力量创造市场的同时，还有着令人恐惧的破坏市场的能量。这种能量并非来自于金融衍生品本身，而是来自于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但全面监管并非金融市场发展之福，美国所谓对场外衍生品及机构投资者的从严监管恐怕也只能停留在对内业务监管对外业务放松的局面。对中国而言，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行政监管不能取代法律监管。中国期货交易方面尚只有条例而无法规，监管层面更多停留在行政命令上，违约成本太低。

（5）国际化的金融衍生品市场需要本土诞生的国际化的期货公司来服务。如2005年国储铜事件中，海外金融中介机构的职业自律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除在国内发展场外交易业务外，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还要走出国门。积极开展股票国际板，吸引国际机构进驻中国金融衍生业务，引导国内期货公司走出国门。目前中国国内的期货公司远未达到国际化的程度，少部分期货公司已经在香港及台湾地区开展业务，与台湾地区期货业务往来对大陆期货业的积极意义大于负面作用，但是，中国制造业技术引进优先于自主研发的历史经历表明，与台湾地区期货公司的合作可能冲击大陆期货自主研究能力，影响大陆期货研究型和投资型人才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