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改革开放的舆论准备

二、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改革开放的舆论准备

在拨乱反正中，新闻媒介还积极发挥其宣传、组织特别是舆论先行的作用，为即将兴起的改革开放进行舆论准备。其中影响最大、意义最深的是新闻媒介从批判“两个凡是”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7年2月7日，根据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的指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不愿批判极“左”错误，提出“两个凡是”的目的是为了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继续推行“左”的错误路线，阻挠已经出现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阻挠揭批“四人帮”斗争向纵深发展。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重新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1977年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应当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能只从个别词句”，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理解毛泽东思想”。

进入1978年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介发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理论上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3月26日，《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了一组关于拨乱反正的理论文章，其中一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千字短文引起人们的关注。文章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有的同志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结论，总想要在实践之外，另找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图15．1）。这篇文章是在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所撰文章的基础上，经中央党校等单位多位同志的反复修改，最后由当时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的发起思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5月10日先发表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翌日在《光明日报》上全文发表。当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这篇文章。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7家省市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至5月底，全国共有30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观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重要原则：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能到主观领域去寻找，思想理论本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只有千千万万人的社会实践，才能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文章明确指出，任何理论包括毛泽东思想都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其理论自身也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图15．1　《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两种截然相对的强烈反响。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热烈赞扬这篇文章，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则强烈反对，新闻媒体则为此展开了广泛的争论，使之成为一次广泛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思想“左”倾的中央领导人立即指责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思想的”，批评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社负责同志没有党性。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批评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是口头讲毛泽东思想而实质上反对毛泽东思想，号召“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6月3日《人民日报》以《精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为题报道了邓小平讲话的内容，为这场讨论定下了基调。接着，中央及地方报刊先后投入讨论热潮，理论联系实际，纷纷发表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这场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了各行各业拨乱反正的顺利开展。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针对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种种责难作了系统的驳斥。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等报刊先后予以转载，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在这场思想斗争中，坚持“两个凡是”的报刊只得以沉默来表示反对，如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一不发表文章，二不介入讨论，直到1979年9月才被迫发表文章《认真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长期禁锢，打破了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的沉重枷锁，为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以及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完成了思想理论与舆论上的准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有助于全党、全国人民肃清极“左”思想，使拨乱反正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发展的重大的历史攸关时刻，新闻工作往往肩负着澄清理论是非、引导社会舆论的重大责任。在这场讨论中广大的新闻工作者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坚持真理的立场，显示了他们的理论追求和知识水准，改善了新闻界自身的形象，重塑了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在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同时，新闻界还配合各行各业深入揭批“四人帮”，以动摇“两个凡是”的根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教育战线“两个估计”和文艺“黑线专政”的批判。在1971年由“四人帮”操纵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两个估计”，一是指“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另一是指“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77年11月18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对于“两个估计”的出笼经过、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等，作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对于“四人帮”在“两个估计”下制造的迫害知识分子的事件，新闻媒介一一予以重新检阅与评价。文艺“黑线专政”这一提法，始见于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根据这一谬论，绝大多数文艺工作者遭到迫害，他们创作的文艺作品被批判与封杀。1978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张尧年的文章《驳“文艺黑线”论》。在此前后，其他各类各级报刊发表了一大批评论与报道，重新评价建国以来的文艺界，使大批文艺作品得以重新上演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