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讨论在甘肃

真理标准讨论在甘肃

1978年至1979年全国开展的真理标准讨论，冲破了长期束缚人们头脑的“左”的教条主义僵化观念，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扫清了思想障碍，催生了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是意义深远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促进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向前发展起到了理论先导作用。当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全国掀起后，甘肃省委表态早，旗帜鲜明地支持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评论员的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甘肃省委又在全省进行真理标准的讨论补课，激发了干部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甘肃的各项事业从此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甘肃思想界状况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根据中央部署，甘肃广大干部群众开始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但受当时形势的影响，甘肃工作也和全国一样出现了徘徊局面。在近8个月时间里，揭批查斗争进展缓慢，工作难以推开。1977年6月9日，中共中央做出调整甘肃领导班子决定，由宋平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甘肃的形势开始改观。

新的省委班子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

首先，整顿调整各级领导班子，为搞好经济建设提供组织保证。“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干部被排斥出经济职能部门，致使甘肃生产建设受到影响。为扭转这一局面，新一届省委对原19个委办局、4个地区、18个县区，11个地级厂矿和大专院校，还有一些处于软散懒状态单位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和充实，并将一些懂经济的干部安排到经济职能部门，改善和强化了生产指挥系统，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其次，发展安定团结的形势，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全省从1977年12月初开始，开展了揭批“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一批两打”运动，促进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向好的方向转化。

三是努力清除“左”的影响，为经济建设扫清思想障碍。长期以来，“四人帮”在政治经济关系问题上散布了一系列谬论。全省上下围绕政治经济关系，紧密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行揭发批判。

通过如上措施，甘肃经济建设逐步好转。然而，在思想领域里，遇到的禁区和障碍很多。一方面，“文化大革命”造成理论工作声誉下降，形而上学盛行，群众说：搞理论工作的是骗子，“辩证法是变化法”。另一方面，大量的理论是非问题亟待澄清。尤其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社论的实质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这种思想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要求“思变求变”的普遍心理相对立。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大确立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基本路线，但党的十一大仍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左”的错误，前进的道路阻碍很大。为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甘肃省委要求全省干部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为建设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同时，为了奋斗目标的实现，也希望中央能在思想理论界澄清大是大非，以利指导工作。1977年11月在中共中央即将召开宣传工作座谈会前，甘肃省委宣传部根据省委指示，对全省各地普遍反映的思想宣传方面的问题，进行梳理，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把持宣传舆论大权，搞乱了路线、理论、思想，搞垮了队伍，篡改了宣传工作的性质和任务，使宣传部门“内伤”“外伤”都很严重，是名副其实的重灾区。由此向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提出建议。建议会议对新中国成立28年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宣传工作和当前宣传战线的形势，做出科学估计和分析。建议会议在揭批“四人帮”的基础上，交流正反两方面经验，弄清宣传工作一些重大的、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明确今后方向。建议会议能将重大理论问题列成较系统的专题，引导大家澄清这些问题的理论是非界限。同时，建议中宣部组织力量，尽快编写、出版比较统一、准确的党史教材，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教材及文、史、经、哲工具书和参考读物，为完整、准确领会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打好基础。而甘肃当时所反映的这些情况在全国来讲，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人们急切地期待着能够摆脱“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冲破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可以说，正是围绕“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要不要变、怎样变，即“往何处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所形成的重大分歧与对立，使得人们迫切需要思想路线方面的正确指导，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就必然会应运而生，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规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重重阻碍必然到来。

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甘肃的初步开展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由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此文。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接着，全国各省的报纸纷纷转载。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实践标准论”，从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文章发表后，遭到“两个凡是论”坚持者的一连串非难，由此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着重阐述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明确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号召人们打破精神枷锁，来个思想大解放。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11]6月24日，罗瑞卿支持《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批驳了“两个凡是论”。但真理标准讨论仍然受到压制和干扰。7月，中央某领导人在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中仍然强调“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三七开。这种观点影响了部分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领导人的思想，影响了讨论的进行。此时，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旗帜鲜明地对“两个凡是”提出严厉批评。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强调，我们的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9月16日，邓小平在吉林考察时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重要谈话，第一次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精髓”的概念。^[12]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扩大成为全国性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截至12月初，27个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11个大军区、5个军兵种、3个总部主要领导，纷纷表态：支持“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

1978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刊发宋平《一切从实际出发　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文章

全国许多媒体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在甘肃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产生较大反响，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随即在全省逐步展开。在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提议下，甘肃省接连开了两个座谈会：6月25日，由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甘肃省理论工作座谈会；6月27日，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甘肃日报》在兰州联合召开“真理标准”座谈会。参加6月25日的座谈会的有各地、州、市和部分厂矿的宣传干部，省委党校和大专院校的负责人，以及专业理论研究工作者。省委常委和宣传部负责人也出席会议。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到会，针对当时思想理论战线的情况讲话。宋平指出，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员，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指导下，进行调查研究，占有资料，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说明实际问题。对于重大的理论问题，要敢于研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些问题已经有了实践，有些问题还有待继续实践。搞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坚持唯物主义，坚持真理。要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体系上下工夫。在方法上，研究工作要从实际出发。与会人员对“四人帮”多年来在理论、思想、组织、作风上对全省思想战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进行严肃的批判，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6月28日，《光明日报》对甘肃省委召开的理论工作座谈会作了重点报道，突出了宋平在这次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7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宋平的文章《一切从实际出发 按客观规律办事》。应该说，甘肃召开的这次真理标准座谈会在全国省一级，是很早的。甘肃省委的表态，也是很早的。

甘肃省理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为在全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起了先导和推动作用。随后，省委组织省、地、县干部对真理标准问题进行学习和讨论。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省广泛开展，省内各报刊发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文章，许多领导干部纷纷表态赞成《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观点。

1978年6月27日，省委宣传部和《甘肃日报》联合召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参加者有兰州部分大专院校、省市委党校、部分厂矿企事业单位和兰州市委宣传部的有关负责人。6月30日，《甘肃日报》在头版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报道，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重要文章，正确地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我们从思想上、理论上深入揭批“四人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败坏了党风、学风、文风、作风，助长了本本主义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坏作风，造成一些同志做工作不从实际出发，不看它是否合乎客观实际，是否对广大群众有利，而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对工作造成不利影响。

1978年10月6日，《甘肃日报》刊载的甘肃省委宣传部通知

为进一步推进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开展，甘肃省委宣传部于10月6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市、州委宣传部及省级各部门政治部（处）要带头搞好真理标准的讨论。通知要求，从今年5月起，《甘肃日报》及时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几篇特约评论员文章，省委常委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希望各级党委、党组的负责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联系当地实际，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从根本上拨乱反正。要求各地可召开一些不拘形式、规模不等的座谈会、讨论会。在这些会上充分发扬民主，贯彻“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提出批评和建议。重要意见可随时向省委反映。文件发出后，甘肃日报社积极响应，召开由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省水利局、省石油化工局、省建一公司、兰州市委宣传部、兰州大学、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等单位参加的座谈会，与会者表示，应当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联系实际，总结经验，坚决拨乱反正。10月26日，《甘肃日报》以《勇于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为题对这次座谈会进行了集中报道。

1978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宋平讲话

1978年11月初，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紧密联系甘肃的实际，解放思想，总结经验，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11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宋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宋平说，真理是不怕实践检验的，怕实践检验的就不是真理。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实践证明它是真理。不仅因为它来自实践，而且要在实践中继续得到证明和发展。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第一，用毛泽东的话来概括，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关系到能否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问题。现在妨碍我们解放思想的东西还很多，精神枷锁还没有彻底打破。比如，讲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大家都赞成，可遇到具体问题，有人就提出那是谁“圈过的”、“批过的”或“文件上写过的”，不能动。问题的关键就是没有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当成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武器。宋平要求全省干部思想不要僵化，要敢于根据新情况提出新问题、新观点，敢于突破老框框。

在甘肃省委带动下，全省真理标准讨论范围逐渐扩大。兰州军区、省革委会、省军区及一些市、州都行动起来，广泛开展讨论。兰州市委于1978年11月初召开理论座谈会，市委书记王耀华在讲话中说，一是要弄清真高举和假高举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是群众领袖而不是神，他们的思想、理论来自实践，又受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二是正确处理上级指示和群众实践的关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总结，并在贯彻执行过程中继续接受实践的检验。凡是符合客观实际，符合人民群众意愿的，就要坚决贯彻执行；凡是不符合客观实际，违背人民群众意愿的，就要实事求是地向上级提出自己的意见。三是不仅要在理论上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要在行动上敢于坚持这个标准。当时开办的省委党校第二期领导干部读书班，将真理标准学习和讨论作为中心内容。省农林系统也召开会议，通过回顾29年来甘肃农业发展进程，总结农业生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联系实际对真理标准进行讨论。

这一时期，新闻媒体密切配合，刊登了大量有关真理标准讨论文章和相关消息报道。其主要文章有：《尊重辩证法》、《坚持实践标准》、《理论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实事求是是真正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勇于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等。作者中有省级领导、有地委、市委、县委书记，有厂矿企业领导，有理论战线上的专家学者和宣传工作者。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集中对真理标准问题进行讨论。大家普遍认为，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直接关系着党能否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大问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1978年5月起，《甘肃日报》就不断刊登中央部委及外省市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如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的文章《拨乱反正必须解放思想》，《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胡乔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等，至1978年年底，陆续刊登了青海、新疆、浙江、江西、广东、河北、湖北、宁夏等省、自治区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文章。

在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中，甘肃省委不观望、不等待，而是积极行动起来，认真学习，勤于思考，参加讨论，并积极推动讨论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从而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深入人心，为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进一步解放思想奠定了基础。但这一时期的讨论，侧重于理论上明辨是非，与实际工作结合相对较少。

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甘肃的补课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及时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在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一些同志受“左”倾思想束缚，对党的路线、政策表现出某种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社会上极少数人打着“民主自由”、“解放思想”的旗号，散布怀疑和否定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为澄清思想混乱，维护安定团结局面，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3] 从此，四项基本原则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一起，构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的基本内容。由此始，各地开始进行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

在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甘肃省委认为，1978年5月真理标准讨论开展以后，全省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左”的错误思潮的干扰仍然程度不同的存在于各个领域。真理标准讨论还不够普遍深入，特别是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对开展讨论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思想认识还不明确，阻碍着对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理解和贯彻执行。1979年5月，省委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根据省委决定，省委宣传部、组织部举办地、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和新闻干事学习班。同时，省委宣传部召开全省真理标准讨论会，省级有关部门和各地、县选择一批研究题目和调查重点课题，写出包括思想解放的意义、经济体制改革、按劳分配制度的实施办法等方面内容的文章和调查报告40多篇。7月12日，《甘肃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补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要顺利实现全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搞好四化建设，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为将补课引向深入，省委于7月26日至8月28日，举办省委领导成员、地、市、县、区委书记学习班，着重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以端正思想路线。期间，大家学习了邓小平7月29日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代表时的重要讲话。邓小平指出：就全国范围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与“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但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要补课，这个很重要，真理标准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14] 甘肃省委把办好这次学习班作为补课的重点，省委第一书记宋平，省委书记杨植霖自始至终主持学习班的学习和讨论。宋平在开班讲话中说，省委之所以在工作很紧张的时候，集中时间、人员、精力举办这期学习班，是因为补上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把思想路线搞端正，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其原因是：真理标准讨论有待深入；四化建设需要解放思想；搞清楚真理标准，对改变干部精神状态大有好处。

学习班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题是如何深刻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阶段主题是如何大胆实践，从实际出发，研究新的农业组织形式；第三阶段主题是如何发扬民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搞好党风建设。宋平在每个阶段都作了辅导发言和小结。8月7日，宋平在第一阶段总结会上发表题为《要充分认识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性》讲话，针对甘肃实际，阐述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说，三中全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拥护。但是，有些同志提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是丢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平反冤假错案是否定历次运动，知识青年回城影响安定团结，讲毛主席的错误是否定毛主席，集市贸易、社员家庭副业会削弱集体经济等问题。这些正是思想路线不够端正的表现。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但决不能搞“两个凡是”，搞“两个凡是”就不能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宋平针对反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提出严肃批评，指出多年来由于政治生活不正常，有些同志沾染了实用主义的灰尘，工作怕负责任，回避矛盾；尸位素餐，应付环境。历史证明，真正推动历史前进，为社会主义事业立下丰功伟绩的，是那些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那些一味追求个人利益的实用主义者。

宋平在讲话中还就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思想大解放发表意见。他说，离开经济建设，就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标志着一个新的伟大建设事业开始了。为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我们的思想要来一个大解放。这就要求我们牢固树立实践第一的思想，大胆实践，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今后省上安排工作，对地、县一般不作统一的硬性规定，把机动权留给地、县。省里可以用介绍经验的办法来推动工作，做对了就坚持，做错了就总结经验教训，予以纠正。干部要学科学，学技术，“万金油”干部要变成有专长的干部，以更好地领导工业和农业生产。

宋平的这次讲话对学习班学员起到了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的积极推动作用。在第二阶段学习中，大家认真学习，积极发言，结合各地实际进行讨论，学习气氛非常活跃，学员们提出了许多有利于甘肃各行各业发展的富有创造性、建设性的意见和办法。8月20日，宋平在第二阶段总结会上发表了题为《真理标准讨论要联系实际》的讲话，主要谈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按劳分配、上层建筑改革以及要把甘肃经济搞上去等问题。大家在讨论中对甘肃农业进行总结，认为凡是在农业生产上实施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比较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时候，农业就增产，就发展；反之，违背了客观规律，生产就受到破坏。实践证明，不是路线、政策决定客观规律，而是路线、政策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对历史经验和教训，必须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并且要公开纠正错误，避免重犯错误。针对甘肃农业生产落后、农村仍然贫困、吃饭问题没有解决的现状，大家将真理标准讨论与甘肃实际紧密联系，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提出了大量有利于甘肃经济发展的好建议和好方法。学习班肯定了宕昌县哈达铺公社实行责任制的经验，认为这一经验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明显增产，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各地、县、公社书记，都要下去搞试点，形式可以多样，不求划一，要切实可行。8月28日，为期34天的学习班结束，宋平在总结讲话中说，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目的就是要达到主客观一致。这是我们解放思想的标准。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任务很重，还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他在谈到组织工作时说，当前最大最迫切的问题是选择接班人问题。要选拔一些中青年而又懂专业、懂科学知识的干部。要对后代负责，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同时要求全省各地、市、县、社，都要集中一段时间，搞好对真理标准的补课。

1979年9月10日至24日，省委又举办省级各部、委、办、局主要负责人学习班。宋平、李登瀛、赵处琪等省委领导先后到班并讲话。这期学习班的侧重点是：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来理解和阐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班引导大家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冲破唯书、唯上的禁区，解放思想。学员们通过回顾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的历史经验，联系甘肃拨乱反正和加快农业发展的实际，端正思想路线，肃清“左”的影响。认清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增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自觉性。研究如何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出发，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并以此推动全省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

从10月开始，全省普遍举办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学习班。所有地、州、市都举办常委和地委“一把手”学习班，各地县、各单位层层举办学习班，全省80％以上的高、中级干部和基层干部参加学习。一个以端正思想路线为主要内容的，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在全省各级干部中广泛开展起来。10月23日，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我省自上而下开展真理标准补课情况的报告》，报告认为，通过7月至9月举办省、地、县三级党委书记和省级机关主要负责人学习班补课，着重解决了以下问题：一是明确了讨论真理标准、端正思想路线的重要性；二是认清了真假“高举”争论的实质是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三是进一步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应当怎样正确贯彻其精神；四是提倡共产党员要为真理而斗争，提出把开展真理标准的学习和讨论，作为一项根本的思想建设来抓，把思想路线搞端正，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把各项工作促上去。至11月，全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学习班全部结束，但思想教育并没有停顿。据统计，1979年2月至1981年7月，省委党校举办的各类培训班达35期，共培训干部4698人。这是省委为巩固真理标准大讨论成果，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省内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开放采取的重要措施和步骤。

与此同时，宣传部门和理论界也加大了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力度。1979年9月22日，省委宣传部召开有省、地、县各级宣传部门、理论研究机构、省委党校、大专院校以及省级部分局、厂矿企业的负责人共88人参加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会议强调，要认真总结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经验和教训。10月，省委宣传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邢贲思以及甘肃省部分理论工作者作6场专题报告，听众达2万人次。省委党校、各大专院校和社科研究单位的理论工作者也应邀到一些机关单位、厂矿企业作辅导报告。一些地、县组织辅导组、讲师团（组）广泛开展宣讲活动。

12月16日，《甘肃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围绕解决经济问题把真理标准讨论引向深入》，文章指出：摆在各级领导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因势利导，把这场讨论继续引向深入。最根本是要联系实际，解决问题。从1979年底到1981年夏，甘肃的真理标准讨论转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真理标准讨论与实际工作紧密联系阶段，并很快见到成效。针对过去农业片面强调粮食生产，工业片面强调钢铁生产的指导思想，强调农轻重必须协调发展；针对农村经济的混乱情况，重申和落实按劳分配原则，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政策；针对发展社队企业是“搞资本主义”的论调，大力扶持和发展社队企业；针对企业管理是管卡压的谬论，对企业进行整顿，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针对哪里生产搞得好就是“黑样板”的谬论，树立典型，总结经验，加以推广。通过联系实际，广大干部群众从“左”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敢于理直气壮地抓经济建设。

甘肃的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是与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紧密结合的，一开始就与党的大政方针保持了一致，方向明确，旗帜鲜明。补课方法是从上到下，从领导抓起，在群众中普及，使得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由点到面，全面深入地向前发展。同时，这场讨论是理论与实践结合，从实际出发，从解决问题入手，最大程度地调动起全省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四、真理标准讨论在甘肃的特点及产生的社会影响

从1978年夏到1981年夏甘肃省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及其随后的补课，切实帮助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打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使人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下解放出来，摆脱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而当时依然存在的“左”倾错误束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场讨论为实现全省工作重点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对于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推动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在甘肃有着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甘肃省委率先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积极有效地引导了讨论的进行。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评论员文章发表后，省委领导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场不同寻常思想运动的开始，在6月25日就召开全省真理标准理论座谈会，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引导真理标准讨论在全省的开展。省委第一书记宋平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文章相继在6月28日《光明日报》、7月25日和11月1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时，省委始终将真理标准讨论作为甘肃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在每个阶段都给予了及时的指导。

第二，真理标准的讨论由点到面、由表及里，循序渐进、持之有效地深入进行。从最初的表态支持到组织文章大力宣传，从侧重理论到既重视理论又联系实际，从领导学习班到群众学习班，从解放思想到推进工作，真理标准讨论贯穿了每个阶段的始终，并在1978年、1979年掀起两个高潮。即使这一活动基本结束后，省委仍然强调真理标准讨论要引向深入，将解放思想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来抓。从而使真理标准讨论范围广，影响大，使党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

第三，真理标准讨论澄清了理论方面的许多重大问题，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两个凡是”的禁锢被突破，“左”的错误被逐渐纠正。人们的思想大解放，敢于突破旧框框，敢于创新求发展，从而为甘肃的改革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好了思想准备，也提高了干部的理论素质和工作能力，激发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

第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推动甘肃各项工作向前发展。在学习讨论中，各地各单位普遍抓住影响干部群众思想的一些关键问题，搞好调查研究，加以解决。如社队规模、联产责任制、按劳分配、多种经营、家庭副业、自留地、集市贸易等问题，就是在思想认识逐渐明确的基础上逐步加以解决的。

真理标准讨论在甘肃产生了很大影响，为甘肃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变化。首先是拨乱反正工作的全面展开。中共甘肃省委坚决贯彻中央精神，落实各方面政策。主要包括：为480多位台胞、台属落实政策；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落实党的统战政策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和后来的“四清”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进行纠正和平反，给“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全部摘掉帽子；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等。开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为所谓“反革命政变二套班子”及“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汪锋一小撮”等8起大案平反，撤销1976年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下发的10个文件，3次电话通知，4次常委会纪要。拨乱反正工作在全省铺开。

经济建设出现好形势。根据中央制定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甘肃农、轻、重的比例有了合理改变。甘肃最早出现包产到户的宕昌县哈达铺的做法得到了省委的支持和肯定，武都、庆阳、东乡、临夏、渭源、会宁、民勤等县都相继出现一批包产到户的社、队。1980年9月，党中央发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迅速在全省推广。1981年至1983年，全省平均每年粮食产量增长9.5％，棉花增长25.1％，油料增长17.65％，农业总产值增长10.9％。与此同时，标志甘肃农业战略大调整的“两西”建设开始起步，甘肃省委制定了“兴河西之力，济中部之贫”的开发战略，河西商品粮基地建设和以定西为代表的中部干旱地区建设纳入国家计划。甘肃从此摘掉了缺粮大省的帽子。

1978年初甘肃省科学大会召开后，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及所属近代物理研究所、化学物理研究所、冰川冻土研究所、沙漠研究所、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等一批自然和社会科学学会、协会、研究会和科技研究单位相继恢复成立。科技事业成果丰硕。仅1981年度，甘肃省就有36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11项，三等奖22项。

文艺事业走向繁荣。改革开放初期甘肃省排演的《丝路花雨》、《西安事变》、《南天柱》等一批剧目获全国评奖一、二等奖；新创刊的《读者文摘》杂志1983年期发数就达到了150万份以上。文学创作、新闻出版等文化事业欣欣向荣。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15] 真理标准讨论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它使人们从迷信盛行、思想僵化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使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并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真理标准讨论及其引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甘肃的实践就是一个例子。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李荣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