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林批孔”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二、从“批林批孔”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文化大革命”中，民族传统首当其冲。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声中，许多优秀的民族传统项目被愤怒的红卫兵当作封建余孽一扫而光。所谓“破四旧、立四新”，其本质是只有“破”，没有“立”，因为“四新”仅有口号，并无任何实质内容，所以是只破不立，将破坏性达到极致。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的陵墓被夷为平地，是最具象征意义的。孔子墓被捣毁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哀^[14]。孔子不仅是传统思想文化的象征，更是民族自立赖以维持的精神支柱，须臾不可或缺。可以这么说，打倒孔子，就是打倒我们自己。至于农村里的祠堂被拆除，大学停止招生，全国的学生停课，去串联；一些传统的节日，如清明节、寒食节、端午节，甚至春节也被当作“四旧”的封建糟粕，不是被抛弃，就是被改造成为“革命化的春节”之类的东西。所有这些，都是那个疯狂年代里发生的让人痛悔一辈子的荒谬行为。后来的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更将中国思想文化象征的孔子作为批判的对象，更加令人痛心疾首。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在上层建筑各领域开展大批判以来，已经涉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比如，1969年7月《红旗》第6—7期署名“史反修”的文章——《孔家店的幽灵与现实的阶级斗争》，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宣扬孔孟之道，是“孔家店”在现实中的“复辟”。在1970年11月和1971年12月开展的批陈（伯达）整风、批林（彪）整风运动中，理论界盛行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天才论之风，报刊上先后发表有关的批判文章，如1972年《红旗》第8期上唐晓文的文章《从认识史看先验论的破产》，以及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史组编写的《哲学史上的先验论》和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等文章、著作均指出，刘少奇、林彪、陈伯达之流的思想根源在于孔孟之道。所有这些可以看作是为“批林批孔”展开的“前哨战”。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批林批孔”之所以能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是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的。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提出反对“空头政治”和无政府主义的主张，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的文章。但是，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看来。这无异于是“右倾回潮”，必须予以批判。于是，在《红旗》上推出杨荣国的文章《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从儒法论争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点出了“评法批儒”运动的端倪。

同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在一次谈话中给林彪的问题定了性，说他“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从此开始了批判林彪的极右路线的高潮。更重要的是，1973年7月4日，在与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毛泽东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尊崇孔孟儒家，反对法家），正式提出了批林批孔运动中“评法批儒”的问题。其依据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从林彪一伙的笔记、手书题词、摘录的卡片及公开的言论中选摘出涉及孔孟或类似孔孟语言的材料，并与“孔孟之道”对照起来看，一目了然。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毛泽东对于孔子的评价，已由原先的有褒有贬的批判继承观转变为全盘否定的态度。1966年12月，毛泽东曾经对一位外宾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他又说，要抓住阶级斗争和还未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孔夫子在大学文科的影响，如哲学、历史、美术等方面存在着。他们灌输“帝王将相”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都同孔夫子影响联系着，要在教育方面进行革命。

9月27日，《人民日报》刊出唐晓文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一文，《红旗》第11期发表罗思鼎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斗争的社会基础》，《学习与批判》第4期又刊登罗思鼎的文章《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1974年1月4日，《人民日报》推出唐晓文的《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哲军的《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等一系列文章，讨伐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为历史上的法家开道鸣锣。

不仅如此，1974年评法批儒运动推向全国。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有关材料。1月24—25日，江青等人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发表演说，推波助澜。同时，在报刊杂志发表署名罗思鼎、梁效等人的多篇文章^[15]，将评法批儒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推向高潮。这场运动一直延续到1975年2月份。毛泽东在2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标志着批林批孔运动告一段落，开始转向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

粉碎“四人帮”之后，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整个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导向，主要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文化大革命”思想的肃清与批判上，这是当时时代的主题。1978年5月，在全国理论界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个人迷信和“左”倾思潮，大幅度地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统一了思想和认识，达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目的。在对待民族传统问题上，清除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使之走上正常健康的发展轨道。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港台地区新儒学的兴起，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比较宽松的政治思想环境，在中国兴起了一股文化热。学术界普遍对即将过去的一个世纪进行反思，试图总结中国长期革故鼎新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对一些过激的口号和行文作出了理性的分析。在文化探究方面，理论界也比较活跃。也有人提出了“回归传统”的口号，读经、复兴儒学，成为一时的风尚，与当时“全盘西化”、“西体中用”等各种文化主张相并存，民族传统的抢救、保护、传承和开发工作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在这种背景下，庞朴针对这种种现象，写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从文化学的角度作出了分析。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以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显著标志，中国社会开始从单极社会转变为多元社会，即由“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革命口号统摄一切的时代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从而促使了时代主题尤其是思想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