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倒孔家店”到“批林批孔”

一、不堪回首的重重阴霾：从“打倒孔家店”到“批林批孔”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儒家文化自商、周时代开始就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图卷，如果忽略儒家文化而议论中国传统文化则几乎等于扯淡。但进入近代社会，儒家却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6]。儒家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里，几经沉浮，起落不定，所扮演的角色是多重而复杂的。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托故改制”，通过对儒家（尤其是公羊学派）经典的重新诠释，使得儒家的权威再次被树立了起来。尽管这一运动历时短暂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儒学与现实历史之间的统一性和同一性实际上到了康有为那里就已经终结，此后中国的历史可以说不再是儒家的历史”^[17]。大清王朝覆灭后不久，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儒家便惨遭指责和批判，在“打倒孔家店”的一片声浪中，儒家文化几乎成为传统中国、专制社会、封建王朝的代名词，儒家应该为中国近世以来的腐朽、落后和挨打承担起全部罪责。^[18]于是，那个时代所谓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普遍理想，就是要用完全来自于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取代本土的儒家文化，来改造已经极度陷入积贫积弱难局、濒临生死存亡关头的中国社会与中华民族。

然而，几乎与之同时，又有另外一部分具有强烈文化保持性格和中国本位意识的知识分子坚守儒家阵营，以改造儒家、发展儒家为己任，从学术理路、社会生活等方面谋求儒家与时代现实的连结与沟通，于是便产生出所谓“当代新儒家”。但理论的延续甚或片刻的繁荣并不能切实有效地改变儒家陷入严重生存困境的命运，因为无论是现时代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还是现时代的社会结构、科学技术，都远远超出了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传统所能辐射和理解的范围。西方强势文明的浸入，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与儒家传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层或裂痕。从民国到新中国，共和制度的设计与确立在本质上已经超越至少远离了皇权帝国的政治范型。中国现代政治的架构、模式显然建基于西方政治思想，根本没有沿着传统王权主义的道路走下去。作为外王之学的儒家公羊学派不可能成为孙中山、毛泽东建国方略的思想源泉。现代政治架构里，传统似乎已处于一种极度边缘的状态，可有可无，最多只能充当着一种辅佐润饰的角色。然而，儒家文化又对近现代中国的每一个政治领袖都产生过切实而重要的影响，在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蒋介石的身上都能够发现天理、修养、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类宋明儒家的思想烙印。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主导意识形态，这决定了它的绝对优势地位。儒家在传统社会里一直拥有的话语霸权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不再养尊处优、居高临下，逐步恢复了它在汉前时代平民化、学派化的本来面目。在新中国，经过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更多地只把儒家与儒学当作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来看待和处理，其态度或褒扬或批判，但总体上批判占主流。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第四十一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9]毛泽东说，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优秀文化遗产，我们都应该加以批判地继承。《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又说：“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我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20]这就是所谓“批判地继承”，而它被进一步落实的基本做法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的、辩证的历史观对儒家及其儒学思想体系、内容及其历史演化进行深刻的剖解、分析和反思，不尊孔，也不反孔，剔掉糟粕，取出精华。这一时期，人们更多地关注于孔子的划界问题，孔子被定性为或“地主阶级”，或“奴隶主阶级”，或“旧贵族的代言人”，或“代表人民利益”，或“最下层的领主阶级的代言人”，或“封建领主阶级”，或“新兴地主阶级”，并无定论。冯友兰在1962年还肯定孔子“基本上是当时的一个进步人物”，因为“在一种历史条件下，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中如果有新的一面，这一面即便在他的思想中只占比较小的部分，可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思想家是进步的”^[21]。孔子的政治、哲学、教育思想基本上还能够在正常的学术状态下获得讨论和研究，尽管不乏教条主义的概念化套用或简单化解释，在成果形式上，大而化之、粗放性的一般性总体考察比较多。1962年11月，在济南召开的孔子学术讨论会上，不同观点的学者还能够坐到一起探讨问题。从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间，虽然不时也搀杂着政治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的干扰，如20世纪50年代初，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胡适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思想、胡风文艺思想、梁漱溟思想的批判，但总体上看，人们对于孔子和儒学的研究刚刚进入了一个比较系统、比较深入的阶段。可是也不能否认，这一时期的孔子与儒家研究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人们广泛地运用所谓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理论”重新整理或改造了孔子的思想，冯友兰甚至说：“现在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就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推进到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哲学界。”^[22]一些学术权威利用粗暴的学阀手段对孔子与儒学研究中不同学术观点的持有者“划成分”、“扣帽子”，予以程度不同的压制和排斥，孔子和儒家研究中的不同观点经常被看作阶级斗争在现时代的理论表现，于是，儒家研究中的纯粹学术问题往往莫名其妙地被演变成上纲上线的严重政治问题。至于研究成果方面，在这一段时期，侯外庐1957年开始主编《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也于1963年开展工作，熊十力则相继出版了《原儒》（1956年）、《体用论》（1958年）、《明心篇》（1959年）、《乾坤衍》（1966年）等主要著作。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儒家及孔子便作为“封资修”的典型代表、“保皇派”的理论来源而遭到猛烈批判，许多儒家研究者都被“红卫兵”抄家、批斗，许多专家甚至致残致死。1972年9月，“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断定，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儒法斗争，法家是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厚今薄古，是推动历史向前进的。而儒家的形象则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说过：“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欢孔子）有原则的区别。”^[23]

1973年8月7日，毛泽东亲自向《人民日报》批发了中山大学杨荣国教授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毛泽东的诗作《读〈封建论〉赠郭老》中称：“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此后全国范围内所掀起的一场“评法批儒”运动实质上是江青等人大搞影射史学的结果，他们妄图打倒周恩来，以方便于毛泽东死后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24]。1973年9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埃及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25]毛泽东再次把孔子激起儒家学派完全推带了他的对立面。整个“评法批儒”运动在当时的定位就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场深刻的革命”。显然，所谓孔子评论，与其说是学术研究，还不如说是政治斗争或权力斗争。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下发1号文件说：“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26]1号文件同时还转发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于是，“批林批孔”运动便迅速在全党全国范围展开，直至1975年周恩来病重期间才开始淡化。“批林批孔”运动并不在于学术研究，始终暗含着鲜明的政治目的，实际上所要打倒的却是一个所谓的“现代大儒”，影射“当朝宰相”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