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三、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30多年前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是一种对常识和理性的回归。解放思想包括几个方面的含义：有意识形态领域与思想领域的解放思想，这就是要破除一切过时的、错误的、阻碍历史前进的观点、理论和思维；有认识领域的解放思想，就是伴随着认识的深入、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而解放思想；有社会方面在机制、制度、体制领域的变化而提出思想解放。这几个方面的解放思想，都是“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所迫切需要的。

真理标准的讨论，源于部分知识分子的敏感，是那个时代民意的最大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标准”文章不是一个人所写，而是有一个观点相同的作者群，他们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先行者。文章得以发表，因为契合了当时社会酝酿改革的呼声，也契合了上层领导对这个问题的考虑，于是，在关键的时刻这篇文章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力作用。

张忠民，1978年时任宜昌地委副书记，他对当时的情况回忆说，当时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但又不知错在何处，1978年12月13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5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基础上的发挥，把广大干部群众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推动了改革开放深入进行。

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则说，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使自己“恍然大悟”。在入党的时候，自己就认为应当绝对服从，听党的话，党叫你往左你就往左，让你往右就往右，让你说你就说，让你不说你就不说，绝对地拥护党服从党。思想解放运动后才发现，绝对服从是有毛病的。

杨孟琪，1938年出生于武汉，1956年从青岛工学院毕业后，任中央建筑工程部总工程师秘书，并考入清华大学在职攻读建筑专业副博士研究生。1957年受反右牵连，被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后来做了中学教师。谈到1978年那个春天，已经70余岁的他仍然难掩兴奋，他说，3月26日那天，当他如往常一样翻开邮局送来的《人民日报》时，无意中发现三版右下方刊登着一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评论文章，“当这个标题跃入眼帘时，我感到我的内心深处一些东西被深深地触动了，那就是‘讲真话’”。于是，他敏锐地觉察到这有可能是一个信号，自己的人生也可能会从此发生转机。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约评论员文章。“在食堂吃饭时，我察觉到不少同事也在低声议论这篇文章，一种想‘讲真话’的冲动此时已在群众中呼之欲出。”果不其然，他后来被平反，从教师做到校长，并连任几届政协委员和常委。他的命运在1978年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¹¹⁾

若干年后，很多人都说，一篇文章改变了历史进程。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则说：“说到底，这篇文章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讲了大家都想讲的话。早晚有人要出来讲话，要出来写文章，要来批判‘两个凡是’。这是历史的规律，时势决定了需要这个文章。”⁽¹²⁾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同凡响，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也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¹³⁾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人思想解放的里程碑。此后，思想解放成为改革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极左思想被清除，“两个凡是”遭抛弃，阶级斗争不再提。思想解放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拨乱反正，“天安门事件”平反，右派“摘帽”、错划者改正等，这些都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