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新时期和新道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在北京开幕。169位中共中央委员、112位候补中央委员和9位列席人员参会。3天前，开了36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这是中共历史上开得时间最长的一次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报告。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和新道路、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邓小平在讲话中宣称:“现在最大的政治就是把经济搞上去!”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有了这篇主题报告，又有了36天中央工作会议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的充足准备，所以，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便胜利闭幕。在12月23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宣布: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就从根本上实现了中共对1957年以来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会后，邓小平更进一步明确:“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还正式提出并确定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指出了“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原则和方向。

1．一场关系中国命运前途的思想解放大讨论

35年前席卷中国内地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继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动乱之后，在思想领域里肃清“文革”流毒、拨乱反正的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是新时期关系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思想解放，是中国当代历史性改革的前奏和序幕。可以说，没有真理标准讨论的胜利成果，就很难迅速地发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7年春天，我从北京大学被借调到中央临时组建的由耿飚同志负责的宣传口工作，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经历了一系列意识形态领域拨乱反正的斗争以及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全过程，当然，我也是杨西光同志担任主编的《光明日报》发表宣战檄文的某些重要事实的知情人和见证人。

杨西光

这场讨论的主要背景是:“四人帮”被粉碎不久，当时党中央主席是华国锋，管宣传工作的是副主席汪东兴。他们是粉碎“四人帮”的关键人物和有功之臣，在历史上有很大贡献。那时他们在思想上还未摆脱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的影响。经过十年浩劫，政治思想领域里存在着许多混乱和争论。对“文革”这场历史空前的大浩劫是应当彻底否定还是要基本肯定?“四人帮”推行的一套倒行逆施的本质和危害是什么?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该不该平反?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该不该否定?是“继续批邓”还是应当让邓小平复出领导工作?今后的治国方针是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量政治上的冤假错案应不应该平反和昭雪?面对这一系列重大是非问题，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要求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回答和解决。然而，就在此时，代表官方主流舆论的“两个凡是”出笼了，它像一个紧箍咒，把人们的思想、手脚再一次捆得紧紧的，不能越出“两个凡是”的雷池一步。很显然，不来一次思想大解放，不推倒“两个凡是”，“文革”的流毒就不可能肃清，政治上的各种冤假错案就不可能平反，经济工作只能重复在陈旧的模式中运行，继续搞“贫穷的社会主义”，形形色色的不尊重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的谬论就不可能受到批判，总之，一切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就不可能被打破，改革开放的局面就不可能形成，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中央已经根据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将粉碎“四人帮”后临时组建的“中央宣传口”重建为中央宣传部，耿飚另有他任，中宣部部长由张平化担任。中宣部决定把原来作为民主党派报纸的《光明日报》改版为专门面向各界知识分子的报纸。此时，急需物色一位能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有思想文化战线工作经验的领导同志担任总编辑。当时正在中央党校省部级班学习的杨西光被选派到任。杨西光在工作中的特点是力求有所开拓、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到任后，他还是按照一贯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召开了一系列各方面人士座谈，征集如何办好《光明日报》的意见。

我当时正在中央宣传部参加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担任调研组组长。我们曾召开过许多不同界别、不同层次的调查会，仅在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班的省部级干部中就座谈过12次。由此，杨西光也找我去参加如何办好《光明日报》的座谈，研究在拨乱反正中报纸抓些什么重大理论问题来开展讨论。在座谈中，我曾分析当时理论界讨论中存在的所谓“经济学繁荣、哲学贫困”的局面，建议他找一个能带动哲学界活跃的问题来讨论。当时，我们都认为多年来由于个人迷信盛行和对毛泽东盲目的顶礼膜拜，使很多人不容置疑地把毛泽东的话当作终极真理和最高标准，而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又郑重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更把“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变成了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紧箍咒，使人们的思想又陷入迷茫。因此，“两个凡是”是拨乱反正的最大障碍，要扫除这个障碍，必须通过公开的讨论，明确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时，杨西光同志说，他看报纸大样时发现一篇来稿谈到这个问题，他已决定从哲学版抽下来加以修改提高后刊载在第一版。但是，他觉得这篇稿子是一位大学教师写的，学术味浓一些，有些学究气，需要大改。因为我正在搞理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调研，他问我找什么人来修改比较合适?我告诉他，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也在思考和酝酿写作同样的问题，我建议他请示胡耀邦同志，可否找吴江同志(当时的中央党校教育长兼理论研究室主任)来商量，请该研究室副主任、哲学专业教师孙长江来修改。不过，修改原作，需要征得原作者的同意。恰好我知道全国部分政治理论课教师正在北京朝阳区党校开研讨会，我日前也在那里召开过调研座谈会。我知道《实践》一文的原作者胡福明正好在那里参会。于是，我建议杨西光邀请孙长江与胡福明一起来面商如何修改。杨西光表示同意。据了解，此后，《光明日报》理论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与原作者经多次集体修改，历时一个多月，最后报送胡耀邦同志审阅，于1978年5月11日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这篇向“两个凡是”宣战的檄文，原文虽然提出了这个重大命题，但由于内容及文字和原文相比，已经修改了很多，是集体的智慧，而且为了更引起读者的重视，报社决定不用个人署名，而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均全文转载，新华通讯社也向全国发了通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标题页

文章发表后，反响热烈，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新闻界权威人士吴冷西当晚就给《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的，很坏很坏”。还说:“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是“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并概括文章作者的意图“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是要砍旗。”吴冷西与胡绩伟曾长期共事，并无政治观点分歧。他在电话中还说这是他个人意见，不要外传。可是胡绩伟明确回答:“你既然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随即，胡绩伟将对方长长的电话稿全文转告了杨西光和新华社社长曾涛。杨西光当即表示:“这些意见我不同意”，“文章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没有错”，“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次日，《红旗》杂志总编辑也给曾涛打电话，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接着，汪东兴同志要求中央宣传部“查一查所谓的特约评论员是谁?”“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华国锋同志也在胡耀邦面前点了杨西光、胡绩伟、吴江的名。中央宣传部部长把各省来京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的团长请到中宣部来座谈，叫大家对这篇文章“用鼻子嗅一嗅，看看是香的还是臭的”，要求大家回去向省委领导汇报。一时间，党内和军内一些高层人士以及新闻报刊都对这篇文章表态，或者支持，或者挞伐。形势顿时紧张和尖锐起来。中央另一位理论权威人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次会上郑重警告说:“如果说中央领导在实践标准讨论中有分歧，那就是分裂中央。”

正当持实践观点的人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在一些内部讲话中鲜明地表态说:“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明其妙!”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于1978年6月2日刊登了邓小平同志在军队的讲话，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号召“打破精神枷锁”，“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讲话，顶住了反实践观点的逆流，给了《实践》一文以明确肯定和坚决的支持。其实，所谓“拨乱反正”，就是“拨”不实事求是之“乱”，返回到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上来。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从不实事求是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接受实践的检验。

但是，汪东兴还继续在新闻单位负责人的会议上批判《实践》一文，并点名批评胡耀邦。在这期间，中宣部调研室主任戴云曾多次企图说服和争取中宣部部长支持《实践》一文，并且把小平同志的态度也告诉了他，均无效果。最后一次，这位老部长对戴云说:“我宁可政治上犯错误，也不愿组织上犯错误，我得听东兴的。”其实，这位部长也是深受过“四人帮”迫害的老革命家，身居要职，在此严峻关头，不能站到支持《实践》一文的立场上来，戴云和我们许多当时的部下都深感遗憾。

据我所知，那一段时期，在胡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的中央党校是思想解放的先锋阵地。面对高压，胡耀邦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组织党校理论队伍继续写了一系列反驳“两个凡是”的文章。第二篇文章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以“特约评论员”名义送《解放军报》，受到当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同志坚决、鲜明地支持。据早期担任过罗瑞卿政治秘书的全国宣传会议筹备组主任王仲方同志告诉我们，罗瑞卿亲自动手两次修改这篇文章，作为《实践》一文的姊妹篇，又是《实践》一文的深化与发展，该文于1978年6月24日在《解放军报》发表。文中对“凡是派”的种种责难和质问从理论上予以驳斥和回答。为修改文稿事，胡耀邦与罗瑞卿先后通过6次电话交换意见。罗瑞卿在飞往德国动手术前还十分关心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的大讨论。他临行前曾给《人民日报》总编辑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先挨50大板。”不料，一个多月后，罗瑞卿在国外突发心肌梗塞而永辞人世。当我们听到这个噩耗时，深感万分震惊和无限痛惜。

为了把真理标准大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胡耀邦同志又组织了第三篇檄文——《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于1978年9月26日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继续粉碎“两个凡是”的坚冰。胡耀邦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胆识和奋力开辟新的前进航道的勇气，受到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领导人的肯定和支持，邓小平在吉林视察时讲话，明确批评“两个凡是”不是高举而是损害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李先念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也旗帜鲜明地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在《解放军报》6月24日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后的第二天，甘肃省委书记宋平就表态“要跳出框框，砸碎‘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接着，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也表态支持。到1978年10月11日，人民解放军的11个大军区、5个兵种和3个军委直属大单位的领导干部陆续公开表明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立场和态度。到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共刊登了650余篇支持、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尤其是一大批在政界、军界有影响的人物纷纷表态，使得这场讨论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继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场极其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1]。

在这种大的形势下，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呼之欲出，势在必行。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上，陈云同志带头“放炮”，结合“文革”的实践进一步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突破了原定的议题，会议发扬民主，各种观点激烈交锋，预定的日程被超过，且一延再延，一共开了36天，12月15日闭幕，创下了中共历史上中央工作会议时间长度之最，会上反思总结与热烈争论的发言，使会议开成为一个“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邓小平在讲话中说:“现在最大的政治就是把经济搞上去!”与会者欢欣起立，热烈鼓掌。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后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基础，奏响了序曲。

由于有了36天中央工作会议的充足准备，在邓小平讲话后基本统一了思想，取得了共识，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于12月22日就胜利闭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实际上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全会确立了或者说重申了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正式提出了“改革”的任务，回答了全国人民忧心的“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那就是“改革”。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不改革死路一条”。

2．中共中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

鉴于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过程中，党内高层和理论界都有不同的看法，即所谓“凡是派”与“改革派”之争论。据了解，叶剑英同志曾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让不同意见展开民主探讨，以便统一认识。这个建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广泛响应，认为有必要召开一个会议专门探讨理论问题，全会随即通过了由中共中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决定。1979年1月18日，也就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到一个月，会议就召开了。由于理论本身就是务虚，所以筹备组把会议名称定为“理论工作务虚会”，但内容并非探讨如何做理论工作，而是根据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探讨一些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产生的重大理论问题，简称“务虚会”。会议开了很长时间，从1979年1月18日到1979年4月3日。我当时从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筹备组被调过来，参加务虚会的简报组工作，有幸参加了务虚会的全过程。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所以由胡耀邦负责务虚会的筹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的成员是胡耀邦、胡乔木、黄镇、朱穆之、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冷西、吴江、胡绳。分5个组讨论，每组约25人左右，5个组的召集人分别是胡绩伟、周扬、吴江、于光远、童大林。另有特邀出席者20人，他们是冯文彬、冯定、张平化、张劲夫、吕正操、成仿吾、刘顺元、许涤新、李一氓、李卓然、李初黎、宋时轮、陆定一、吴亮平、陈翰笙、姚依林、郭化若、莫文骅、蒋南翔、薛暮桥。他们均为多年从事或关心理论工作的老领导人。

会议分两个阶段开的。第一阶段从1979年1月18日—2月15日，在京西宾馆举行。以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名义召开，邀请中央和北京的理论、文化和宣传单位的100多位人士参加，如张光年、梨澍、林默涵、丁伟志、熊复、范若愚、王子野、廖井丹、温济泽、李汇川、刘白羽、林涧青、贺敬之、吴冷西、冯兰瑞、李洪林、马洪、鲍彤、陈荒煤、吴明瑜、孙冶方、廖盖隆、何匡、王惠德、邢思、朱穆之、董辅、郭罗基、王殊、郑必坚、李普、于浩成、华楠、王若水、张香山、宦乡、曾涛、韩树英、林子力、有林、宋涛、杨西光、阮明、黄镇、房维中、邵华泽、苏绍智、龚育之、胡绳、孙长江、吴敬琏、严家其等，也有少数省、市宣传部和社会科学院人士参加。

胡耀邦在开幕那天作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的报告。他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他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理论工作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任何时期，是最出色的两年。他提出今后理论宣传工作者的任务是:第一，继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第二，研究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他表彰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涌现了一大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说“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敢闯”，他表示，要和这些知识分子一起“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理论专制主义和理论恶霸作风”。在场听众受了“文革”十年压抑和迫害之后，听到中央宣传部门领导人这样思想解放的讲话，无不为即将营造出新的理论工作环境而振奋鼓舞，都决心要为下一步的改革开放进程发挥理论先导作用。在这一阶段会期中，有1月27日到31日的春节休假，有些理论家顾不得休息，把家中藏书(包括大部头的经典著作)都搬到京西宾馆来，一面精心阅读，一面深沉思考。会场洋溢着自由讨论的空气。围绕着胡耀邦在引言中提出的两个任务进行。

鉴于大家都亲历“文革”的破坏和灾难，而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却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宣称“这种性质的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务虚会的与会者首先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武器深入批判“文化大革命”，从剖析它的指导思想和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入手，认为《通知》“蔑视党纪国法，践踏民主，摧残文化”，宣布建立一个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在意识形态领域开了“滥加罪名、无线上纲的恶劣先例”，为林彪、“四人帮”大搞文化专制主义提供了合法的舞台和根据。有的小组建议中央正式宣布撤销这个“领导小组”机构。

从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联系到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付诸实践的产物。而这“理论”仍被写在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和五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上。会议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大浩劫和大破坏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个“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与会者尤其深刻地批判了张春桥在1975年发表的流毒全国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认为他的谬论造成了对共产党的大破坏，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大破坏，对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对人民解放军和国防建设的大破坏，对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大破坏，对社会公德的大破坏，对民族团结的大破坏，对中国国际威望的大破坏，对马克思主义的大破坏，等等。绝大多数与会者主张抛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理论务虚会还冲破了不能批“左”的禁区，不少人指出:“文化大革命”煽动“打倒一切”，挑起“全面内战”，是一条极“左”的路线，其破坏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口中喊的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行动中干的是向共产党全面夺权、向广大群众和干部全面专政。从批判“文革”的极“左”路线开始，与会者也深入反思建国后十七年以来的政治运动(如“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反右倾”和“四清”运动等)和指导经济工作的某些“左”的理论(如否定市场作用、否定价值规律、否定按劳分配，生产目的是为计划而不是为满足人民的需求等)，指出“文革”使“左”的路线登峰造极、危害极大。

由此，与会者进一步联系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认为这种迷信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也达到极点。诸如:说毛泽东是“最红最红的太阳”;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是“最高指示”，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等等。

与会者认为，毛泽东的历史功绩要肯定，但他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都有错误，“文化大革命”从提出理论到重用林彪、“四人帮”，纵容“四人帮”长期横行无忌，错误更大、更严重。因此，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有的发言还进一步探讨了领袖与人民的关系，提出了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还是领袖应当忠于人民?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领袖是天生的还是在实践中成长的?领袖能不能批评?领袖是单数还是复数?以及关于“领导职务终身制”与“接班人”、领袖和党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现在看来，可能已不成为什么大“问题”了，但在当时提出这些问题是比较深刻的。尤其是关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意见，当时连胡耀邦都不以为然。胡耀邦是思想最解放的老一辈革命家之一，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起着先锋和引领的作用。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他的认识在当时也有局限。我亲耳听到胡耀邦在大会上说:“有的人甚至提出领导职务不能搞终身制，如果周恩来总理活着，终身做我们的总理难道不是我们的幸福吗?”可见，一方面，会议第一阶段的气氛很活跃，做到了畅所欲言;另一方面，也说明思想解放才刚刚开始，它是一个逐步的和长期的过程，突破传统观念的局限有先有后，而且，同一个人，突破了局限还有局限，讨论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认识的先后问题，而人们的认识要受到自己所生活的环境以及各种经历、阅历、知识的局限，认识自然会有先有后、有深有浅、有对有不对。因此，我主张不同意见应当心平气和地敞开思想讨论，大家都要以探索者的身份，都要有“自以为非”的态度，通过深入讨论、相互交流、反复争论来取得共识。领导者就是要创造一个能够平等讨论、相互切磋、求同存异的氛围，而不要轻率地断言某种意见是错误的，更不要“打棍子、扣帽子”。当然，人们在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里形成的习惯性思维不可能一朝一夕就改变过来，要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正做到“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也是很不容易的。

这里说一段小插曲。在务虚会的小组正式发言，一般都有书面稿交大会秘书处印成简报。比如，胡绩伟、杨西光、于光远、曾涛、华楠、王惠德六人有一篇联合发言，题目是《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等。由于大家思想解放、探讨问题的热情很高，小组会外还举行过自由组合、自由发言的沙龙。我在一次沙龙上作过即兴发言，主题是“要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寻求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我根据自己此前从各种渠道阅读到的资料(我在“文革”后期参加过新华社牵头的《世界经济危机》课题和人民出版社组织的全国性的苏联经济资料编写组工作，工作基地是新华社的国际部和参编部，并与中央各有关部委都有查阅资料和面访的机会，积累了一些国外的研究资料)，我说，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绝不是单一的苏联模式，而是多种多样的，现在世界上自称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有几十种，共产党执政的就有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东欧各国的改革模式;西欧和北欧一些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也被国际学术界视为社会主义模式(他们称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为共产主义模式);还有些发展中国家也自称“社会主义”。我建议用国际比较的方法对世界各国的体制模式的理论与实践开展研究，以便借鉴和择优，寻求中国自己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我还建议，在学术界创立一门中国的新学科——比较经济体制学。由于我在发言中，随口列举了不少外国的思想理论和实际资料，所以很轰动，不少老一辈的部级领导甚至理论界前辈，由于“文革”十年被“打倒”，被“封闭”，听后都感到茅塞顿开，会后当我面连称“很有研究，很有研究”。但是，当晚，大会秘书处领导王仲方同志找我谈话，说关于我的发言，乔木同志指示:“模式问题可以继续研究。发言中谈到苏联的情况和对苏联的看法，鉴于目前的中苏关系状况，发言中把苏联仍然视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中央定调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央精神不一致，不宜印发书面简报。所以，今天关于你发言的简报将全部收回销毁。”王仲方同志谈话中还透露了可能发生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有关苏联情况的书面资料一旦泄漏，会产生不好效果。我感到王仲方同志的谈话是善意的、说理的，我顾全大局，对收回和焚烧简报没有异议，服从组织决定。我那是一个即兴发言，没有书面底稿，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痕迹，有点遗憾。两年后，胡乔木同志在给南共联盟中央的贺电中，公开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的模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

3．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相关背景

理论务虚会上，当时《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苏绍智和国务院研究室的冯兰瑞做过一个联合发言，题目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他们认为，从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到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应该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其中包括过渡时期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发达的社会主义;最后阶段是共产主义。他们不同意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过渡时期和不再划分阶段的观点。他们认为，这种不分阶段和混淆阶段的危险性在于:一方面，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还继续不断地大搞阶级斗争，而不专注于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导致混淆阶段，把下一个阶段才应该做的事提前到本阶段来做，于是发生了消灭个体经济、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甚至取消按劳分配、商品生产等，这样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破坏生产力。他们的结论是:“在我国，过渡时期还没有结束，还没有进入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这篇发言学术探讨的气味较浓，政治上并无太大的敏感性，在务虚会上并未引起热议。但写成文章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发表后，却引起轩然大波。据说，是因为中共中央党校有学员对此很愤慨，说:“老子参加革命30年，干的还不是社会主义，那干的是什么?”此事曾被反映到中央。

1979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指示《经济研究》杂志组织文章与苏、冯“商榷”。这位领导人在一个小会上说，文章提出中国是否是社会主义问题，这不是学术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对这个问题很重视，为此专门开了会。并且强调，要写批判苏、冯观点的文章，但反批评的文章不能发表，无论是公开的报刊还是内部的报刊都不能印。科学无禁区，但这个问题要划一个大界限。几天之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片的几个研究所的负责人会上，一位院领导再次布置写批判该文的文章，再次宣布不许反批评。当时在场的经济所负责人孙冶方提出异议，说这样做不是又和“文化大革命”一样了吗?院领导答复说，这是中央决定，党员要守纪律。

当时还听说，中宣部本来打算在关于纪念国庆30周年大会上叶剑英讲话的宣传提纲中，把那篇文章的观点列为当时要批判的几种错误观点之一。在场的副部长王惠德不同意，问:“你们在座的都看了文章全文没有?”答复都是没有。其实，该文并没有说“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只是说“中国还没有进入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国还处在过渡时期”，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胡耀邦见此情况，决定把此项内容从宣传提纲中勾掉。《经济研究》杂志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领导，该所老经济学家徐雪寒(薛暮桥的入党介绍人)对组织批判苏、冯文章而又不许反批评的部署也表示坚决反对。杂志编辑部则采取了敷衍的态度，只发表了一篇“商榷”的自发稿应付了事。

这时，我正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做经济调研工作，后来有人告诉我，那位院领导(胡乔木，当时也是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已在某场合作了自我批评。1979年9月18日傍晚，我给当时的《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张卓元去电话询问此事，他说:“如果你有文章，请立即送来，当期即可发表。”我对这个问题也一直在思考，有些想法，于是放下电话就在办公室，用了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写了一篇题为《用科学态度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次日上班前即送往编辑部，果然，当期的《经济研究》(1979年第10期)就发表了。在这篇4 000字的短文里，我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关于社会主义的不成熟的理论是与不充分的实践状况相适应的，应当允许不同意见的讨论;准确估计当前社会所处阶段的重要性;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但却是不发达的、不完善的、前期的或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我通俗地以爬山为例，如果把仅仅艰苦攀登了一定距离的高度就误认为是登上了峰巅则贻害无穷，只有准确地估量已攀登的高度，才能采取恰当措施去继续攀登。

与此同时，我还针对着当时社会科学界存在的“长官意志”妨碍学术争鸣的现象，写了一篇题为《“官方”言论与学术观点》的文章，发表在1979年10月6日《光明日报》第1版上。这两篇文章在当时正在召开的社会科学30周年研讨会上曾引起轰动，收到了不少读者来信表示赞同。

穿插这些我亲历亲为的故事，目的是想说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和据此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取得的成就，确是经过艰辛探索、反复争论，共识之取得来之不易。

1979年以后的实践证明，提出“发展阶段”问题的讨论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准确判断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确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和探索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依据。直到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仍然强调:“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

但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在改革伊始却引发过争论风波，而且经过了好多年才取得共识，才能写入党的决议呢?除了意识形态领导工作的问题外，还因为从领导到群众都存在认识误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虽然也有过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要不要分阶段的讨论，但那时的认识基本上是“左”的，有一度甚至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在较长的时间里又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激烈斗争的“过渡时期”。而对不发达阶段的经济内涵则是两种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过去出现的像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认识根源之一就在于对社会发展阶段作了错误的判断。正如邓小平所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2]

这个“左”的错误理论，在认识上主要来源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和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从领导人到学术界，在认识上都有一个逐步变化、逐步贴近现实的过程。作为“老大哥”的苏联在很长的时期里对自己国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做了脱离实际的过高的估计，以致窒息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更使指导建设与发展的方针政策发生严重的偏差。这对后进的提倡“全面学习苏联”的中国有很大的影响。

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3]。1939年，莫洛托夫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指出，苏联已经“进入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代”^[4]。1952年10月，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章程》中提出:“现在，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从此，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把社会主义看成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实践中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观点都把苏联的理论奉为经典和“绝对真理”，把苏联的实践当作必须遵循的样板。历史实践已经证明，这种脱离现实社会发展阶段的指导思想，必然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主要依靠政治动员和行政力量去搞“穷过渡”。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共领导层在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上产生过分歧。1955年2月8日，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早在战前时期，社会主义已在我国获得胜利，战后，苏联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这一比较符合实际的估计，遭到了赫鲁晓夫等人的批判，屈于压力，莫洛托夫被迫在《共产党人》杂志1955年第14期上发表一封致编辑部的信，公开检讨自己的提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赫鲁晓夫则在苏共20大的总结报告中指名批判莫洛托夫的观点，说:“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和正在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党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个别工作人员在言论中竟错误地认为，似乎我们直到现在仅仅奠定了社会主义基础。”又说:“断定说我们只奠定了社会主义基础，就会使党员和苏联全体人民，在关于我国的发展前景这样紧要的问题上迷失方向”。1959年，赫鲁晓夫又在苏共21大上宣称，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5]。产生于斯大林时期的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指导思想，到赫鲁晓夫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集中表现在1961年苏共22大提出的20年超过美国和建成共产主义的纲领任务上，并导致实践中产生严重不良后果。比如，强调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把一批批集体农庄转为国营农场，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把大批小农庄合并成大农庄，大到难以管理的程度，致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限制和大大缩减庄员和城市居民的个人副业，加剧了农副产品供应的困难;提出肉奶产品赶超美国的高指标，导致高征购以及一系列违反农民物质利益的行政性强迫命令措施，使农民大遭其殃。这一切酿成苏联长期处于深重的农业危机之中，苏联人民长期忍受着食品和农副产品体制性供应短缺的痛苦。

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报告中，首次宣布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此后，在苏共24大、25大和26大的报告和重要文章中，反复阐述“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

安德罗波夫在苏联执政后，开始对社会发展阶段问题重新进行理论思考，他批判了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建成论”，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他在1982年4月纪念列宁诞辰112周年的报告和1983年2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苏联“正处在完善发达社会主义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强调“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阶段”，谨防可能出现的夸张与盲目冒进，提出实现不了的任务。

后任第一书记的契尔年科继承了安德罗波夫的“起点论”，强调要从现实出发。1984年4月，他在苏共中央重新修订苏共纲领委员会会议上说:“最近几年得出的非常重要的结论是我们正处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起点”，我们的纲领应该是“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的纲领”。1984年9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说:“要解决有关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必须经过发达社会主义这一很长的历史阶段，目前，我们国家正处于这个阶段的初期”。可见，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对这个重大问题的认识比他们的前任有了很大改变。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认识进一步改变。1986年10月，他第一次提出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他再次使用这一提法。

综上所述，苏共的指导思想长期超越现实的社会发展阶段，只是到了后期，欲速则不达的严重教训才迫使他们的认识逐步回归现实，但在实践中已经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大体有同样的经历。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观点是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漫长的时期看作是“整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就是社会主义，不再分阶段。这个观点对当时社会性质的估计也是超越发展阶段的，比较典型的口号就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不少人民公社曾经短暂地实行“吃饭不要钱”，人们就以为眼前这种低水平的生活就是“共产主义天堂了”。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曾认为他们已经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因为他们认为已经做到“吃米饭、喝肉汤、住瓦房了”。现在说起来这自然是很可笑的。

中国到了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后，经过理论界风风雨雨的讨论，中共重新思考当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尤其是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才逐步统一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再一次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也说“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更明确地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曾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理论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出色的两年。他表彰了当时涌现出的一大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我认为，于光远就是这批“闯将”中的领军人物之一。于光远是1978年11—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的成员，而且是邓小平在闭幕式上所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后又列席了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1977—1978年，他针对“四人帮”的理论专制主义和理论恶霸作风制造的种种“禁区”和“精神枷锁”，发起和组织了一系列专题理论讨论会，澄清了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中曾经形成的混乱。他选择了“按劳分配”问题和“唯生产力论”作为突破口。这里，我想讲一讲我亲历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大讨论，它在当时对推动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有重大意义。在1977—1978年，经济学界在于光远的倡议下，一连举行了四次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于光远是前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副部级)兼国家科委副主任，是“既懂自然科学，又懂社会科学”(邓小平语)的所谓“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在许多学科都有所建树。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发动、联络、组织了一系列专题研讨会，大大有助于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和促进思想解放，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就是其中之一。1977年4月，在京召开第一次讨论会时，有30多个单位100余人参加;6月又举行第二次研讨时，与会者扩大到100多个单位的400多位在京理论工作者和外地代表;10月举行第三次讨论会时，与会者竟猛增至800余人，他们来自北京的135个单位和23个省、市、自治区，10月25日，经济学家们再次聚首北京，举行了8天第四次按劳分配讨论会。讨论的主题是“按劳分配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问题”及“劳动报酬的形式问题”。因为按劳分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资产阶级法权”和“物质刺激”被“批倒批臭”了。经济单位的分配制度普遍存在着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现象，当时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干活的不如偷懒的，偷懒的不如捣蛋的”，“手术刀(指医生)和剃头刀(指理发师)一个样”。正是这些消极现象困扰着人们，讨论会才吸引那么多理论工作者和经济领域的实际工作者踊跃参与。我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调研是我的职责，所以我也参加了讨论会，并将讨论情况写了综合报告向上级汇报，记得当时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看了我写的讨论会综合汇报稿后，曾阅批:“很清楚，是所见此类报道中最好的一份”，传其他部领导阅。这些讨论为后来在实际工作中试行计件工资和实行奖励制度扫清了障碍。在澄清“四人帮”所批判的“唯生产力论”的过程中，于光远还创立了一门“生产力经济学”，后来又开创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学”“技术经济学”“经济效益学”“教育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恢复和进一步活跃、繁荣社会科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于光远

4．邓小平宣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本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都很关注务虚会，经常看简报、听汇报。1979年1月27日，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向他汇报务虚会的讨论情况时，曾专门讲了民主问题，还布置要专门集中二三十人写一篇两三万字的大文章，专论民主，准备当年5月4日发表。

理论务虚会是体制内、主要是党内领导层和知识界的务虚。与此同时，社会上也议论纷纷。北京出现过“西单民主墙”。最初，它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张贴申诉冤情的大小字报的，渐渐地就有人在大小字报上探究产生这些冤情的原因，进而探讨国家大事和政治制度。大字报贴不胜贴了，又发展为出版油印的民间刊物。刊物上出现一些极具挑战的尖锐文章。对西单民主墙，胡耀邦、邓小平最初也曾是支持的，我亲自听到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说过“西单民主墙不可不看”。邓小平在1978年11月26日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曾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第二天，在西单民主墙前集会的人数达7 000多人。11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邓小平的讲话。在西单民主墙前集会的人数又猛增到两万多人。当时，这种上下结合、体制内外呼应的形势，如能因势利导，大有可能渐渐深入地探讨中国如何走上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之途的可能。

然而，历史的发展不可能按人们的主观愿望直线进行，一般都是曲曲折折的。就在务虚会开得热火的时候，我在会议秘书处耳闻，那些日子，中央每天晚上都要接到各省来的告急电话，说“省委大楼被包围了”;“我们无法工作了，省委大楼内外都是静坐的群众”;有的要求平反冤假错案;大量的是上山下乡知青要求回城;西安市高处悬挂起“要华尔街民主，不要社会主义”的大幅标语;……总之，各种矛盾如火山爆发，喷射到各级党政领导岗位，使他们如坐针毡，纷纷要求中央拿主意，并要求理论务虚会不能再开下去了。再加上，中央高层对务虚会因为有不同的声音，社会上的噪音正好对他们有利。邓小平此时可能也感到再“放”下去要影响政局的稳定，于是，1979年2月15日，理论务虚会暂时休会，从1月18日到2月15日，这是务虚会的第一阶段，也是“放”的阶段。第二阶段于3月下旬复会，是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的。邀请与会者400多人。会议分两处进行。原来参加会议的人士多为理论工作者，在友谊宾馆举行。复会后新增加的多为党政干部，在京西宾馆举行。这是务虚会“收”的阶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向理论务虚会全体人员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据说，这篇讲话是胡乔木执笔起草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气氛此时从活跃转为沉寂。

但是，与此同时，实践中市场化取向务实的改革步伐还在继续行进。

【注释】

[1]江春泽:“杨西光与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华读书报》，2009年5月27日，第5版。

[2]中共中央宣传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3]《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9页。

[4]载《布尔什维克》，俄文版杂志，1939年，第5—6期，第3页。

[5]刘克明、金辉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31—4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