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历史决议》。作为中共党史上这一重要文献的起草者之一，龚育之的理论活动历程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如果说在这之前，他还是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学者，其理论活动虽然是出类拔萃了，但在这之后，其理论活动在国内外更加受到广泛关注，他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史官、史家。能够有机会参与起草《历史决议》并进而成为当代中国理论界的领衔者之一，这不仅在一般人眼里，即使在“业内人士”看来，无疑都是非常幸运和令人称羡的。然而，龚育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机遇并取得如此声誉，绝不是偶然的，考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龚育之的人生历程，我们或许不难发现“偶然背后的必然”。

1929年12月26日，龚育之出生于湖南湘潭，其父亲龚饮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曾与谢觉哉等人在长沙办过《湖南民报》,后任国共合作时期湖南省政府秘书。1927年马日事变后，龚饮冰转入地下，从事中共秘密工作。期间，龚饮冰还与邓小平一道秘密到广西从事革命斗争，为百色起义的成功发动作出了重要贡献。青少年时代，龚育之目睹和经历民族灾难和国家衰败，深受其父亲的影响，执着追求真理，立志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经过反复的比较、苦苦的追寻，最终信仰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于进步学生运动。对于自己青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龚育之在《走过的路》中曾这样写道：“引我走向科学的，是我的小学（宁乡靳江小学、明德小学)和中学（靳江中学和明德中学）的数学和自然科学老师……引我走向革命的，是时势……我们的选择，不是马克思主义书本教给我们的。相反，是生活和历史的基本事实帮助我们选择，引导我们去接触马克思主义书本，去理解我们所选择的、在黑暗中给我们展现出光明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它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我立即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喜悦。我觉得，这些著作清晰地和透彻地分析和说明了我的国家的历史、现实和前途,一如自然科学清晰地和透彻地说明了自然的现象和规律。在我面前展现了一门新的科学：革命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2]

1952年9月到1966年6月，龚育之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期间，崭露头角，撰写了许多科研含金量很高的文章，集结出版了他自己的第一部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文集《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他作为自然辩证法专业的导师之一，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招收和指导学生，并为自然辩证法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作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3]。

“文化大革命”中，龚育之受到错误批判和冲击，被下放到宁夏贺兰县中宣部“五七”干校劳动。艰苦的环境没有消磨他的意志，他依然坚定理想信念，扑下身子，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刻苦研读许多经典著作。1973年10月到1976年10月，龚育之在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工作。1975年，一个历史机遇让龚育之进入到毛泽东著作编辑的核心层。那一年，在邓小平、胡乔木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材料组，开始编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工作。这一年的10月，已经被解放的龚育之从教育部借调到这个组，开始了这项在当时属于高度机密的工作。毛泽东逝世之后不久，报上登出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准备出版《毛泽东全集》。1977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也成立了，龚育之担任这个办公室理论组的负责人。随后，他正式调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这些经历，为他日后参加《历史决议》起草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