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的舆论弱化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的舆论弱化

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由于媒体形式单一、参与渠道较少、生活条件较差及教育水平落后等原因，中国普通民众较少主动关心、关注国际问题，因此很难对时局形成意见、发表看法，难以形成针对外交动向、推动外交决策的民间舆论，相应的，高层在外交决策时较少受到民意的掣肘，也较少进行关于民意情绪的调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国际帝国主义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中苏交恶等原因，中国外交一度压力很大，担负着整合国际资源、打破大国封锁、创造有利国际环境的重要任务。在这种背景下，外交决策必须是机密、灵活和有效的，这就要求最高层必须亲力亲为。因此，对外关系属于政治中最为敏感、控制最严的领域，外交的最主要决策者是毛泽东^[2]，主要决策者和实际指挥者是周恩来。^[3]“外交无小事、事事通中央”，“外交官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等说法精炼、准确而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状况。在这种决策体制下，尽管缺少充分的内部讨论和外部智识的输入，但入朝参战、对印反击战、联合第三世界和对美和解等外交大手笔的实施，仍然保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发展和壮大，并最终成为决定国际力量格局大三角中的一角。实际上，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国际统一战线”等外交思想与实践，是很多外交界人士和学者的必修科目。

当然，尽管不是一种机制，高层领导间的会商与沟通仍然是存在的，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突出体现在对美和解的决策过程中。

由于国内、国际等诸多错综复杂的原因，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与“美帝”和“苏修”这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关系同时恶化。为了改善外交处境，毛泽东采取了高层外交咨询的方式。1969年4月，毛泽东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研究国际形势与趋势的任务。在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四位元帅提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分析、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为毛泽东做出改善中美关系的重大战略决策提供了依据。

相形之下，普通民众在外交中发挥作用的空间并不大。

其一，高层领导需要根据现实的千变万化来随时调整外交方向，而民众的心理会因为意识形态宣传的惯性而难以随之变化，因此，面临重要而机密的外交决策时，决策者有时会忽视民意。基辛格在回顾他1973年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时评论道：“意识形态的口号掩盖着均势的考虑。各方将坚持自己的原则，但各方都有义务不使那些原则妨碍国家利益攸关的大事——这简直可以说是现代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古典定义。”^[4]

其二，鉴于敌对大国的歪曲宣传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国对非正常渠道的信息来源控制较严。比如，自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就开始了专门针对中国的宣传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之音都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着反华心理战，对此，中国决不能任其发展而危害内部稳定。

其三，国内信源整齐划一，民众难以形成与中央要求不一致的舆论。这一时期，党报党刊是绝大多数普通人能接触到的唯一信源。《人民日报》的国际报道担负着双重任务：向国内读者报道国际上的新闻，分析国际局势，解释党和国家的对外方针政策；向国际社会阐明我国政府对国际局势、重大事件的观点和态度。^[5]尽管有报道新闻的责任，《人民日报》在此一时期实际上还扮演着类似“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角色，以报纸名义评论与中国直接间接有关的外交事件或国际事务，传播中国官方的立场、观点和态度。

这一时期，中央主要领导人曾经直接参与《人民日报》评论的写作甚至是标题的制作与版面的安排，比如一部分重要评论是毛泽东直接审阅的。当时还规定，《人民日报》中凡“本报评论员”以上的文章，都要送周恩来审阅定稿。^[6]实际上，周恩来从《人民日报》创办直到他尚能坚持工作的最后时刻，经常直接指导、审定《人民日报》的国际评论文章。其他国家领导人也曾直接为《人民日报》撰写国际评论，我国外事部门也经常指示驻外机构以《人民日报》的国际评论为对外表态的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国内民众舆论一致的局面是必然的事情。一方面，这有助于我国外交灵活应对国际局势的千变万化，打破外部封锁，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了国内民众对国家政策转向时的不理解：当一些重大的国际事件发生后，普通群众的反应是不解。据《参考消息》原总编辑张辛民讲：在上世纪50、60年代，国际社会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先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全面否定了斯大林。接着，国际共运内部冲突加剧，社会主义阵营相继爆发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想着报纸上对社会主义国家一律光明的报道，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大问题，毫无思想准备的广大党员和干部受到巨大冲击，都感到难以理解。^[7]

回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外交思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在外交事务的操作者眼中，“外交只是某一小圈子的人的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公众知不知情无所谓，知道了反倒可能帮倒忙。”^[8]客观来看，这一时期因为没有不同于官方的信息和观点，民众的价值和存在仅体现于广场上的欢呼和街边的鼓掌这样烘托气氛的场合，民间舆论的作用被弱化了——当然，这种具有公共外交性质的人民外交在配合国家政策、打破帝国主义封锁方面也是有作用的。与此相应，这一时期的外交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少不完善的地方。应该说，决策失误与舆论缺席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