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职能弱化

二、舆论监督职能弱化

作为党报群众工作在版面内容上的重要体现,舆论监督是党报的优势,也是党报参与报业竞争的利器。《新民晚报》群工部原主任王明国认为,舆论监督是新闻群众工作的重中之重。他分析了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老百姓到报社主要是反映问题的,这些问题大多适合作为舆论监督的报道,舆论监督就是要立足促进问题的解决；二是对报社来说,开展舆论监督可以增强报纸的亲和力；三是舆论监督对报纸吸附广告有很强的作用；四是舆论监督对党和政府沟通、联系老百姓起着很好的作用。

那么,党报舆论监督发展状况如何呢?无论是从全国省级党报群工年会、城市党报群工年会、地市报群工会反映出的信息,还是笔者对党报群众工作的调研情况,以及当前党报舆论监督的有关文献,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党报舆论监督难。而这个“难”字所蕴涵的意义是指党报舆论监督职能的弱化。

(一)舆论监督职能弱化的表现

具体而言,党报舆论监督职能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一些党报对舆论监督的重视不够,缺乏专设部门、专职记者、专用版面、专属栏目,舆论监督稿件在版面上难觅踪影。如《四川日报》的舆论监督在2002～2003年间曾经一度红火,当时新闻专刊部下设的热线工作室有6个记者专门搞舆论监督,周一到周五每天在三版上部有半个版刊发舆论监督稿件,记者采写的稿件曾多次被省委书记和省长批示。可是,在2003年底的部门调整中,热线工作室归并到新组建的社会新闻部,原有热线没有专人值守也不热了,社会新闻版上刊发的舆论监督稿件也越来越少。在2005年底的部门调整中,社会新闻部跟体育部合并成立社会·体育部之后,舆论监督稿件就更难得一见了。又如《贵州日报》群工部的“读者天地”版由于没有专职记者,监督性的栏目“记者调查”稿源不足。再如《广西日报》舆论监督色彩浓的“舆论看台”版面也没什么舆论监督味道了。有的报社压缩舆论监督版面,或遇重大活动或节会期间首先停舆论监督版面。如《湖北日报》群工部的版面由以前的每周1.5个版(1个版舆论监督+0.5个版读者评报)减少到每个月出3个版；尽管舆论监督版的版名仍叫舆论监督,但是监督的味道已经大不如以前浓了。

二是对舆论监督题材处理简单化。尽管不少省级党报都保留了“读者来信”之类的版面,但大多停留在“你问我答”的简单处理,缺乏深度和广度。如《新华日报》群众工作在版面上体现为“读者热线”栏目,但该栏目基本上是“读者反映+记者答复”模式的小稿子,难见有影响的舆论监督。许多城市党报和地市党报,也基本上是这种热线新闻的处理方法。

三是有分量的舆论监督稿件少。稿件质量是党报舆论监督工作的最好反映,对于党报舆论监督职能的弱化,现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国省级党报群众工作分会常务副会长的《重庆日报》社会新闻部主任刘春帼的感慨是,在近两年的全国省级党报舆论监督好新闻评比中,自己拿不出像样的稿子来。《厦门日报》副总编谭邦君在分析该报“监督在线”专版的不足之处时,也看到“分析言论性文章偏少”这一点。^[6]与中央和省级党报比,地市级党报的舆论监督明显乏力。有人对湖北四家地市党报2003～2005年的舆论监督用稿统计得出结论:舆论监督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一家发行量达5万多份的地市党报,2003年舆论监督稿为137件,2004年降至82件,2005年降至34件。另一家发行3.5万份的地市级党报,竟没有舆论监督栏目,连续两年没有向地市报以上好新闻评选委员会推荐舆论监督好新闻。^[7]地市党报舆论监督稿件质量问题尤为突出,有人概括为两点:以揭露和批判为主的舆论监督缺失,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敢报、不愿碰硬,对社会丑恶现象不能旗帜鲜明地去揭露、去批判,以至于当地正常的舆论监督要靠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为代表的中央级新闻媒体和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外地新闻媒体进行,而离新闻源最近的当地新闻媒体却大都集体失语；以预警和警示为主的舆论监督乏力,目前的地市级党报,重大事件的报道不及时不敢报,以警示为主的事后反思报道发掘不深,给人一种不疼不痒的感觉,达不到镜鉴高悬、警钟长鸣的作用。^[8]

党报舆论监督职能的波动,从几家省级党报舆论监督部的情况可见一斑。在前些年舆论监督环境宽松的时候,《山西日报》和《辽宁日报》把群工部改为舆论监督部,《黑龙江日报》把群工部改为群众监督工作部,部门名称的变动,确实带来了这几家报社舆论监督工作的红火。近两年舆论监督出现下滑态势,《黑龙江日报》已经撤销了群众监督工作部,把相关职能归并到新闻评论中心下设的监督工作室。就是依然保留舆论监督部的《山西日报》和《辽宁日报》,舆论监督工作也出现全面萎缩,多少有些名不副实。据《山西日报》的同志介绍,2007年“黑砖窑”事件之后,有关领导曾主张取消部门名称和版面名称上面的“监督”二字。

党报舆论监督乏力,正转换成报业市场竞争中的不利。《新华日报》原群工部主任刘寿桐提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新华日报》、《扬子晚报》不敢做的舆论监督稿件,而同在南京报业市场竞争的《现代快报》和《江南时报》却做得很漂亮。其实原因很简单,《现代快报》是新华社主办的,《江南时报》是人民日报社《市场报》主办的,这两家报社的舆论监督当地领导都没法干预。而《现代快报》对作为新华日报报业集团支柱的《扬子晚报》冲击势头不减,舆论监督就是比拼的重头武器。

(二)舆论监督职能弱化的原因

党报舆论监督职能弱化,最直接的原因是舆论监督遭遇的阻力越来越大。这种阻力有来自报社内部的,如领导及编辑记者的关系网,若涉及舆论监督往往会有这样那样的说情,直至稿件胎死腹中。譬如某家省级党报的一位副总编曾经在一个县挂职当过副县长,每次碰到这个县的舆论监督稿件,当地领导都会找这位副总编出面摆平,其结果是这家报社杜绝了这个县的舆论监督。有来自报社利益相关方的阻力,譬如报社的广告客户、负责报纸发行的各区县宣传部门。《四川日报》的舆论监督就曾经因为一个区县的宣传部门以发行相挟而放弃了这个地方的舆论监督。那是2003年8月,当时正是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关键时期,雅安市××区宣传部于当月15日给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分管发行的一位副总经理发了一份传真,传真内容为:“今年川报对××区负面报道的篇目——1.4月3日,川报第三版刊载的《××区孔坪小学强收搭伙费保险费》。2.7月3日,川报第三版刊载的《建了水站不铺管网村民饮水仍很困难××区建强村供水站成摆设》。3.8月11日,川报第四版刊载的《3人被误诊患乙肝医治2月?》”虽然传真没有过多内容,但是“潜台词”非常明显,如果报社要再搞舆论监督,那么报纸的发行工作肯定要受到影响。这位副总经理接到传真后,马上批示给分管舆论监督的副总编,说“××区发行川报是全省县(市区)中最多的几个之一。但该区宣传部长反映,最近川报三次批评报道,且没有征求被批评者的意见,批评的内容又不实。”然后副总编又批示给负责舆论监督的业务部门,要求“舆论监督工作总体必须加强。但如何处理发行与舆论监督的矛盾,也很考‘手艺’。我认为,至少目前应研究:①总量适当减少；②监督必须公正、准确；③监督的地区不能集中；④要听取被监督者的意见。请立即组织部门编采人员进行研究。”事实上,报社当年发行数据显示,××区并非发行川报最多的全省县(市区)之一,反而排名非常靠后。如果指涉稿件真有对方“言之凿凿”的失实之处,肯定早就名正言顺找报社理论,为何等到这时,又以这种方式?8个月才刊发这个区的3篇批评报道,哪能说是过于集中?而且这3篇稿件分别涉及小学乱收费、村民饮水难、防疫站误诊等系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尚未触及到政府工作层面,当地有关部门本应解决好,而区委宣传部竟拿出来跟党报发行讨价还价,着实令人费解。毕竟,报纸发行要靠人家,报社只得屈服。于是,报社领导给舆论监督发稿部门一个名单,并嘱托:“发行5000份报纸以上的县市区不搞批评报道,发行3000份以上不到5000份报纸的尽量少搞批评报道,对发行3000份以下不足1000份的可以放心大胆搞批评报道,前提是不能出错。”这个事例里面存在三个问题:发行党报党刊是不是各级宣传部门的义务?(毫无疑问,从中央到地方,关于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文件对这项工作都有明确规定,是义务就应该无条件完成,不能以任何理由讨价还价。)^[9]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重要还是个别无视群众利益单位及个人的颜面重要?(当然,群众利益重要,任何一个官员都不会公开否认这一点。)是靠行政渠道来维系报纸发行量重要还是靠搞好舆论监督等版面内容吸引读者来增加发行量重要?(在传媒产业化的今天,面向市场是党报不可回避的事实,单纯依靠行政发行很难提高报纸的影响力,而且舆论监督搞好了不仅不会使发行量下降,反而会增强报纸的可读性,你能说“焦点访谈”批评了你就从此不看这个节目?)

不过,在舆论监督的各种阻力中,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上级主管部门的压力。每逢各种节庆会议期间,主管部门都要以营造和谐气氛为由“控负”,其具体做法就是不准媒体刊发各种舆论监督稿件。不可否认,有关部门“控负”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搞一刀切也是值得商榷的。想想看,一年有多少节庆会议啊,加上之前的营造气氛阶段和之后的总结落实阶段,不在“控负”时段的时间可谓少之又少。“控负”可以,但不能简单地把“控负”当成了“禁负”,什么监督性的稿件都不让报道,应该根据当时情况划定一个范围,哪些可以报,哪些不可以报,只要强化审稿程序,就一样不会有违“控负”的初衷。而且,“控负”期间也要加强群众舆论的疏浚工作,更不要因为“控负”而影响了群众问题的解决。

(三)舆论监督难中的积极应对

在舆论监督一片低迷的背景下,笔者在上海调研时见到了亮光,不仅《新民晚报》舆论监督搞得不错,《解放日报》更是创出了品牌。除每周一个专版的“百姓心声”老总明确只能搞监督不能做表扬之外,《解放日报》还在一版上开设了品牌栏目“解放监督”,另外社会新闻版也发舆论监督稿件。

不过,舆论监督难是普遍状况,也是舆论监督工作者的共识。与其一味从体制和机制方面去抱怨,还不如在操作层面多动脑筋。《新华日报》记者通联部副主任王书明认为舆论监督应着眼于帮忙而不是添乱,应把握三点,即出于公心、事实准确、放在宏观背景下判断是非。《新民晚报》群工部原主任王明国呼吁对舆论监督记者给予宽容和保护。

《大众日报》采取内参推动公开报道的方式来抓舆论监督,即在部分舆论监督题材公开报道阻力大的情况下,先通过采编内参稿件,待有关领导批示之后,再选择时机刊发公开报道,扩大舆论监督的效果。

《厦门日报》寻求采编机制的创新,跟市纪委、市监察局合作,使该报的“监督在线”成为群众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结合体,有效地发挥了党报舆论监督的威力。

《南阳日报》“热线民声”版的基本运行模式:在南阳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市政府督察室、市纠风办参与,借助《南阳日报》“市民呼叫中心”这一平台,与56个职能部门联动,集党纪、政纪、群众及舆论监督为一体,四种形式合一形成监督合力。

“事实准确,与人为善”,是担任《解放日报》群工部副主任多年的王玲英在舆论监督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解放日报》在舆论监督栏目“解放监督”的实践,总结出了舆论监督的六条经验:一是出发点要正确,是为党分忧、为民谋利,绝不是单纯地制造轰动效应、为媒体争夺公众眼球；二是题材选择要正确,对群众要求要具体分析,有的问题因客观条件限制一时难以解决,公开的报道就是从实际出发,从大局着眼,绝不能有闻必录,有“光”必“曝”；三是事实要准确,绝不能粗枝大叶；四是文风要平缓,要与人为善,绝不能冷嘲热讽；五是要依靠党政组织和社会力量,绝不能媒体包打天下；六是要有光明的“尾巴”,在报道问题的解决中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媒体的公信力和群众的信心,绝不能有头无尾。^[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