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能量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2-1.心理能量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社会的重大转折往往以理论的突破作为前提，而理论和政治的结合往往使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担当重要的角色。

为了解构原先建立在一种僵化的唯物论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一次哲学成为真正的先知。当时还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普通教员的胡福明写了一篇刚好与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转轨极为合拍的文章，而将自己写进了历史。

其实胡在将文章写好之后，随后事情的发展肯定超出了他自己的想象。因为在他将这篇文章送到《光明日报》的时候，胡耀邦正指导当时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起草实践标准方面的文章，因此，在当时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的组织下，组织了胡和孙及其他学者一起进行文章的修改。修改的核心是要加强“针对性”，所针对的就是当时的另一种声音“两个凡是”，提倡要冲破禁区，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从各方面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经过10次较大的修改，经过胡耀邦审阅定稿，决定文章先在中央党校办的《理论动态》上发表，然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再由《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既可以增强神秘感，又可以避免发表前的审查，以免被阻碍。

文章的发表显然超出了一般的学术范围，所引发的反响也就不是在学术界，而是在政治界，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就批评这篇文章是将“矛头指向主席的思想”，表示要“统一思想”。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从而支持了真理问题的讨论。1978年9月在东北视察的时候明确提出，如果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做过的都不能动，反而会损害毛泽东思想。

全国的理论界以积极的态度参加这场讨论，到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发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文章达650篇，绝对将一个政治问题转变为一个公共话题，从而又反过来成为政治问题。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中，“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成为一个主要的议题。会上华国锋和汪东兴做了检讨，而邓小平对这场讨论更是作了结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人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的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¹⁹⁾

如果按今天的眼光来看，真理标准的讨论的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学术意义，文章的写作、发表过程，本身也是遵循建国以来重要的理论文章发表规则，即它所传达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声音。知识界的广泛参与虽与知识分子在长期被压制后一旦获得自由所产生的巨大的能量释放有关，但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依然只是政治的一种附属物，主要还是延续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经常采用的“大民主”的做法，即越过官僚程序的繁文缛节直接通向群众的激情。而讨论的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真正弄清楚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要用开放的态度去反对存在于政治领域的教条主义，从而为改革开放创造舆论导向。从这个意义上，胡福明、孙长江等人属于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类型。

许多学者认为“真理标准”讨论时期是精英知识分子和提倡改革的政治精英的蜜月期。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知识类型和价值取向经过历次的思想改造和运动的洗礼，已经与意识形态同一化，也就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已经将自己的最重要的工作确定为对于意识形态和政策的解释和辩护上。但是这个时期十分短暂，这中间的原因十分复杂，原因之一是新的一代的知识分子的成长。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理论训练之后，便开始了与老一代知识分子之间的断裂，他们不再是既存意识形态的承续者，或者不愿成为一个解释者，而愿意成为一个反思者和创造者。其次，或许是更关键的是政治的逻辑和知识的逻辑的不同。从政治的逻辑而言，真理标准讨论所要建立的是改革和开放的合法性，但更重要的目的是在这种政策的转变过程中依然保持一种社会的稳定，这就决定思想解放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因此邓小平很快就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方针，目的是为思想领域的讨论确定一个边界。但知识的逻辑则不然，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当思想冲破牢笼”之后，思想便成为一种没有边界的活力体，而知识分子会以一种十足的热情投入反思和批判之中，因而从根本上怀疑政治的逻辑，这样政治的逻辑和知识的逻辑之间便产生了分歧，这便导致了“激情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