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福明与“真理大讨论”

案例二　胡福明与“真理大讨论”

一、案例呈现

1976年10月，党中央在政治上一举粉碎“四人帮”，同时又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继续“文革”错误的“两个凡是”。1977年2月7日，当时最有影响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在身处十年“文革”重灾区的南京大学，刚刚从肉体折磨和精神禁锢中逃离的胡福明此时正积极投入批判“四人帮”的活动中。在南京大学批判“四人帮”的第一次大会上，胡福明率先激情演讲。在江苏省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万人大会上，他又是第一个站出发言，并在《南京大学学报》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对“四人帮”一阵穷追猛打。

因此，当他得知“两个凡是”的时候，着实吃了一惊。政治敏感的胡福明意识到，他抓住了批判“四人帮”、批判“文革”错误路线的靶子。由于“两个凡是”高调地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子”，那么批判它就等于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的了。胡福明感到“心有点虚”。

1977年的三四月份，正是胡福明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期。犹豫了一个多月之后，吃过“文革”大苦头的他还是选择了酝酿写作。9月初，胡福明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8000字左右的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哲学组的王强华同志。文章寄出去整整4个月没有一点消息。

一直到1978年1月19日，胡福明才收到了王强华的来信及文章小样。文章经多位同志反复共同讨论和修改后，最后由胡耀邦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1978年5月10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于第一版，新华社于当天转发了文章全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于次日全文转发。

正如胡福明所料，文章一发表，就被批成了:“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的。”胡福明此时做好了坐牢的准备。然而，正是这篇被批为“砍旗”的文章，引起了邓小平同志的注意。

此后的事情已被载入了史册:在1978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以这篇文章为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同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被高度评价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案例来源于《胡福明与“真理大讨论”的三十年》，原文见新华网2008-05-05http://news.xinhuanet.com/focus/2008-05/09/content_8097669_2.htm

二、案例讨论

1.结合本案例，请你谈谈“两个凡是”为什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2.胡福明在1977年的思想历程说明了什么?

3.真理标准大讨论对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有何意义?

三、案例点评

本案例从胡福明个人经历的角度，展现了1977年我国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启动情况。主要反映了以下内容:

第一，“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在哲学上，“两个凡是”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重挑战。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石。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任何一种认识，包括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决策和指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其是否正确。而“两个凡是”实际上把毛泽东的决策和指示当作了真理标准，它无需接受实践的检验，相反，实践倒要受到它的裁定。这就完全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弄颠倒了。在理论上，“两个凡是”高调地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子”出现，其实质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它要求党的一切方针、路线和政策都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两个凡是”不顾时代环境的变化和实践的具体要求，维护和遵循毛泽东的决策和指示，这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态度，也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从实践上看，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个错误，如果坚持“两个凡是”，势必无法纠正这一错误，中国就会在“文革”的错误中丧失发展的机遇。当时的现实情况也令人十分担忧:“文革”虽已结束，但各项工作持续徘徊，“天安门事件”得不到平反，连清查“四人帮”时也不忘提出继续“批邓”。

第二，“两个凡是”从反面提出了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文革”期间，教条主义盛行，把领导人的所有话语都视为真理，忽视实践的客观要求。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展开，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要突破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在人们认识中恢复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客观的社会实践，勇于随着社会实践的推进，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

第三，胡福明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这表明坚持真理、解放思想，需要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邓小平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坚定支持，多次发表讲话引导这场大讨论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无疑鼓励了我国的理论工作者探求真理，推动了解放思想大潮的兴起。可以说邓小平对真理标准大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绝不只是一场理论是非之争，它关系到我们党应当执行一条什么样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是一切从本本出发;它也关系到我国的社会主义今后将怎样发展，是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道路继续走下去，还是弃旧图新，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意义远远超出理论本身的范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重大成果。正是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做出了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这两大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战略决策。从此，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四、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二章第一节的教学。

教师使用本案例时，可介绍一些相关历史背景，并结合邓小平的有关讲话，如《“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等。

在使用本案例过程中，应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要讲清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以及一些错误观点不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