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式回民学校的兴起
经堂教育(寺院教育)是回族等西北少数民族教育的主要形式。到了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改革经堂教育，推行新式教育，已成为时代的必然趋势。在甘宁青新式回民教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样化的办学形式，总的说来是回民自办为主，公办为辅。
1．民办私立学校
此类学校较多，且多集中于甘肃临夏。以下是几个影响较大的民办私立学校。
(1)私立云亭小学与私立云亭中学
该校是在原导河县西区国民小学的基础上兴办的。马福祥毕生自助回民办学，1918年创办西区小学，1928年因河湟事变而停顿。其子马鸿逵继承父志，于1932年出资恢复了该校。1936年改名为“私立云亭中心小学”，并相继在临夏设立10所分校。1938年创办私立云亭中学，“其校舍建筑雄壮伟大，局全甘第一”[50]，1941年设高中部，到1945年底停办时，共有两届20名高中毕业生。1945年8月，设立私立云亭小学13所。
(2)魁峰小学和魁峰中学
该校是由清同治年间(1862～1874)河州回民起义领导人马占鳌之孙马全钦在临夏县大河家保安、撒拉、东乡、回族聚居地创办。1936年7月，辞官回故里的马全钦受当时省内兴办回民教育的影响和启发，在大河家四堡子村自己家中创办了私立魁峰小学，首批约40名学生皆是从当地清真寺转来的满拉，所开设课程同公办学校，从青海聘教师任教。1940年新校舍在马全钦耕地内落成，在原校舍内又增办魁峰女子小学，招收回、保安等族的女童入学。1942年由马步芳资助经费1万大洋，扩建校舍，于1943年附设了三年制初中班，学校改名为“私立魁峰中学”。同时，马全钦还创办了其他初级小学多所。魁峰中学“不分男女、贫富、民族(回、汉、土族等均有)、地区(除临夏外，还有青海民和、乐都、循化等地学生)，均可入校就读;免费入学，免费提供教材，免费供给统一制作的校服;每逢节日或学生毕业时，另有犒赏”[51]。
(3)青云学校
该校由马步青兴办。早在1931年马步青率甘肃暂编骑兵第一师驻防凉州(今武威)时，就在当地创办了一所青云中学，并在各县创设小学43所。后又在其家乡临夏办起了私立青云中学和私立青云小学。1939年后总共有11所中学、小学，学生上学免收学费及书本费，为此在1939年受到行政院的嘉奖[52]。
2．回族社团所办学校
甘肃、青海的回民教育促进会致力于发展回民教育，取得的成绩很大。在甘肃，中共甘肃工委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在抗战时期，与回族人士讨论回族文化教育发展计划，在各地建立回民教育促进会，开办回民学校，在兰州创办军分校、培养回族军政人才。甘肃回教教育促进会改组后，更名甘肃省回民教育促进会，先后在20多个县设立分会。据统计，截至1949年，该会计有分会40多个，学校179所，包括中学数所，学生共计19565人[53]。青海省回教促进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达到了它发展史上的顶峰。从它进行的教育活动来看，规模大、范围广，深入到全省各回族居住的地区，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相对可观。促进会总会及各县分会先后设立的小学总计97处，学生人数5668人[54]。在小学教育的基础上，中学教育也有所发展。1936年，青海回教促进会会立高教中学更名为会立西宁中学，设初中班14个，高中班3个，另附设简易师范1个班，学生人数达1200余名。1940年，会立西宁中学正式改为会立昆仑中学，并扩大了学校规模。此时的昆仑中学已有初中班15个，高中班4个，示范班6个;附设小学16个班，幼稚园6个班，在校学生人数达2000多人。1945年又分别办起了昆仑中学第一分校、第二分校、第三分校。学生既有回族、撒拉族，也有汉族、藏族、土族、蒙古族等;教师也是如此，来着五湖四海[55]。昆仑中学迅速成长为西北乃至全国新式回民教育的“名校”，在近代回族教育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3．国民党政府举办的公立学校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加大力度推行边疆教育，对西北地区的民族教育给予了一定的财政补助。1935年，中央教育部拨款3万元办理边疆教育，在皋兰、海原、清水、化平、固原等7个回族聚居区建立小学，同年甘肃教育厅用中央补助费筹建回藏小学10所。1937年，国民党政府又以边教经费增设回藏小学40所。1939年、1940年在回族聚居区增设单级小学100所，后因经费困难，多并为中心小学或国民小学。1942年、1944年，甘肃省教育厅又先后在西吉、宁定、化平等回族聚居区设立省中心小学。
4．陕甘宁边区的回民教育
陕甘宁边区原先文盲遍地，回民教育尤其不发达，边区成立后，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据1941年统计，边区的回民有348户1259人，分居在边区的7县12个区内。边区政府采用公办、民办公助的方式发展回族小学教育，1938年至1945年陆续办起了8所伊斯兰小学，1所伊斯兰公学。随着边区国民政治地位的提高、生活的改善，回民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还改变了女孩不上学的旧俗。回族群众的社会教育也以夜校、半日制学校和识字组的形式开展起来。陇东分区曲子县李正兴阿訇利用回民上寺做“主麻”的机会，给他们读报教字。
(二)回族女子教育的出现
在近代甘宁青地区，女子教育与全国相比，起步更晚，发展更是充满艰难险阻。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当时不仅各类新式学校中有少数民族女性学生，而且西北各地都创办了少数民族女子学校。在甘宁青地区主要有:固原回民女子小学(张禹川创办)、素琴女子小学(马步青设立，后改为青云女子学校)、拉卜楞女子小学、定远营女子小学等等。总体来看，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女子学校无论数量还是入校女生人数都不多，但起到了移风易俗的积极作用，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回族职业教育的起步
同时，回族军阀在甘宁青地区建立了制度化的社会教育体系，加速了社会价值观念的更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诸马倡办的回族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制度。西北回族职业教育起步较早，如“宁海职业学校”、“西宁职业学校”、“青海省立护士训练班”等，这些学校聘请内地专业教育人才任教，为开发青海培养各种行业类型的专门人才。1939年，教育部在西宁筹建国立青海初级实用职业学校，目的在于发展边疆民族职业教育，培养少数民族技术人才，于1940年在贵德成立，招收少数民族学生15名，次年增设畜产制造科，学制四年，继之又设垦牧科，学制三年，享受公费待遇。为方便学生实习，以后又附设了农牧厂、皮革厂。1947年，迁往湟源。[56]
30年代后期，回族军阀分别在其势力范围内推行一套国民教育计划，接受教育的首先是省境内的党务、行政、活佛、阿訇等社会高层人士，然后逐步扩大受教育面，采用每期3～12个月时间长短不等的短训班形式，配合集会、演讲、报纸、杂志、广播等容易为社会大众接受的教学方法，对促使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总体改变，取得了一定成效。
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民族新式教育的发展与汉族地区相比较，仍然显得落后。从整体上说，甘宁青地区新式教育起步晚、起点低、基础薄弱、发展不平衡，而且带有明显的政治、军事色彩和宗教色彩。但它毕竟是进步的标志，这些新式学校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推动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甘宁青地区的开发，也加快了甘宁青社会的转型。
【注释】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玄宗皇帝下》，元·胡三省音注，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5462页。
[2]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回族学丛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3]郭厚安、陈守忠:《甘肃古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16页。
[4]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副编卷三)，兰州古籍书店影印本，1990年，第169页。
[5]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页。
[6]马通:《甘肃回族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17页。
[7]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8]王永亮:《西北回族经济活动史略》，《回族研究》，1996年，第2期，第32页。
[9]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一三)，兰州古籍书店影印本，1990年，第345页。
[10]明·宋濂:《元史·世祖纪》，中华书局，1976年，第289页。
[11]明·宋濂:《元史·英宗纪》，中华书局，1976年，第371页。
[12]马志荣:《论元、明、清回族对西北农业的开发》，《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第93页。
[13]明·宋濂:《元史·兵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1467页。
[14]《元典章》(卷一七)，《户部·户计·户口条》，中国书店，1990年，第782页。
[15]《明太祖实录》(卷三五)。
[16]清·张廷玉:《明史．卷九》，中华书局，1974年，第83页。
[17]马通:《甘肃回族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0页。
[18]清·张廷玉:《明史》(卷一三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304页。
[19]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卷一六)，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739页。
[20](明)《河州志》(卷一)。
[21]王永亮:《西北回族经济活动史略》，《回族研究》，1996年，第2期，第33页。
[22]杨新才、吴忠礼:《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9页。
[23]喇秉德、马文慧、马小琴:《青海回族史》，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24]余振贵:《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5页。
[25]马通:《甘肃回族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1页。
[26]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83页。
[27]案:丹噶尔一带，通藏语的汉、回民经常为外来商人当翻译，随着羊毛贸易的发达，他们变成了中间商人。蒙古、藏牧民将货物交由他们转卖给外商，外商也常常委托他们代购羊毛皮张等货物。他们一般没有正式商号，各有熟识的较固定的顾客，称为“歇家”。
[28]越景亨、吉茂林:《原兰州地区私营商业简况》，政协甘肃省兰州市委员会:《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1985年，第207页。
[29]案:三联单是指天津的总店直接从天津海关要来的发给各地分行、分行再发给“外庄”、在羊毛运输时使用的一种单据。单上印有各种皮毛的名称，如老羊皮、山羊板皮、羊绒、驼毛等。使用时，洋行将起运皮毛开列清单，派学徒持制钱五百文送至关卡，有关卡文书照清单数字一一添入三联单上，加盖“验讫”公章一联存当地主管税卡，一联报省，一联由洋行随货持送海关。有了三联单，货物即可通行无阻，直运天津，税务人员不敢留难。如果货物出口再按章纳税，不出口则不纳税。五百文制钱(铜钱)算是洋行赏给文书的“润笔费”。
[30]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7页。
[31]王公度:《清末彭英甲举办甘肃洋务实业的一些情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页。
[32]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25页。
[33]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三联书店，1961年，第97页。
[34]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宁夏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65页。
[35]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79页。
[36]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宁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回族简史简志合编》，1963年，第55页。
[37]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宁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回族简史简志合编》，1963年，第55页。
[38]邓慧君:《青海近代社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39]昂巴、伦珠旺姆:《拉卜楞寺院僧侣等级制度及文化现象述论》，西藏艺术研究，1999年，第2期，第49页。
[40]谷苞、宋仲福:《西北通史》(卷五)，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2页。
[41]谷苞、宋仲福:《西北通史》(卷五)，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4页。
[42]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4页。
[43]牛文春:《近代青海行政建置的一元化轨迹》，《攀登》，2003年，第1期，第99页。
[44]陈育宁:《宁夏通史·近现代卷》，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6页。
[45]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7页。
[46]李庆勇:《甘宁青三省分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民族大学，2006年，第36页。
[47]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94页。
[48]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96页。
[49]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41页。
[50]《西北通讯》(卷三)，第1期。
[51]临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临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1986年，第61页。
[52]《行政院明令褒扬马步青兴学》，《教育通讯》，1939年，第32期。
[53]冯增烈:《回族教育的历程及当前改进的意见》，《中国回族教育史论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6页。
[54]高文远:《青海省回教促进会的前瞻与后顾》，《突厥》，第1期，第2页;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5页。
[55]马明良:《回族、撒拉族近现代新式教育及其经验教训》，《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页。
[56]海南州编纂委员会:《海南州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6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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