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校园的两种文化

高校的校园文化，主要是指以高校校园为空间，以学生及教师等为主体，以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为目标，在广大师生中共同形成，并使置身其中的师生等受到熏陶和启发。它既包括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培养，也包括物质层面的校园环境建设，还包括制度层面的规章制度制定和行为层面的学生教师活动开展。显然，高校校园文化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体系。然而，高校校园的文化类型，从文化主体而言，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文化的核心是科学理性；人文文化的关键是人文精神。因为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从古希腊的相互相生到而后的对峙与分裂，它们之间的矛盾至今没有停止过。在高校校园中，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构成了相互对峙的两种文化存在形态。

高校校园两种文化，是“斯诺命题”的社会呈现。因为，在“斯诺命题”中，两种文化表征为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对立：科学家与非科学家是现代人类文化的两大阵容，他们所表征的文化群体截然不同，两者的鸿沟不断增大。这种文化对立，在我们的高校校园中，已经初步形成：高校校园是科学家与非科学家的卵化基地，是两种文化培育的温床。高校校园的两种文化，不仅仅体现在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主体的学生和教师，而且还表现在高校校园文化载体的多样性以及校园环境的建设方面。

一、高校校园文化的教育分立

高校的高等教育定位，是影响校园文化形成的核心因素。“课程的学习状况，直接关系到高校学生的文化素质，也直接反映校园文化的层次和品位。”^[1]高校校园文化无不打上了教育行为的烙印。这突出地体现在高校校园文化的教育分立：一是以培育学生人文精神为主的文科教育；二是以培养学生科学知识为主的理科（包括工科）教育。具体来说，在教育设置方面，众多的课程呈现了文理分科的两个系统；在教育评价方面，存在文理分离的两套方案；在教育传播方面，走出了文理双线的两条路径。

首先，所谓教育设置中的文理分科，主要指众多的课程设置被划为文科与理科的两个不同系统。事实上，这样的划分早在中等教育中就存在了。人们已经不自觉地把语文、英语、政治、历史等语言与社会科学划为文科，而把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划为理科。两者的教育效果确实存在巨大的差异性：文科教育通常给学生某种精神或思想；理科教育一般给学生一种思维与知识。而在高校中，课程的设置呈现出两个似乎矛盾却又客观存在的方向：一是专业更加细化：仅就语文而言，在高校中，换了一个较长的名字，分为了文学与文字学两大块，又细分为多个专业；二是文理科的二元分类更加强化：所谓的人文学院，综合了文学、历史、哲学等众多学科；所谓理学院有时囊括了物理、化学甚或数学等多门课程。两个方向似乎相反，但在文化分裂的作用方面，实则殊途同归。不过，后者似乎更加强化了两种文化的合理性罢了。

其次，与课程设置的分立相适应，在教育评价中，文理分离的两套方案差异明显。文科的教育评价，侧重于情感的熏陶、精神的塑造和思想的锤炼：文科的教育效果，难以用定量的方法，准确标的。相反，可能使用等级定性的方法，更为科学合理。所以，优秀、良好和合格等的评价方案较为适用于文科教育评价。理科的教育评价，则侧重于知识的传递、思维的逻辑和理性的范式：理科的教育效果，似乎更易准确评估，完全可以通过另一套定量分析的方案，较为准确客观地厘定。事实上，前者的等级评估方案与后者的百分制评价方案，体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感性概括的人文意义和理性具体的科学价值。

最后，教育传播中的文理双线，也十分明显。文科教育重在传播类似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价值体系，往往具有重感性、不确定、难言传等特点，所以，其传播时，需要主客体之间的交流，故而常常付诸对象的意会、体悟和想象等。显然，文科教育的传播，就心理学方面而言，侧重形象的感知、经验的体悟和自我的认同等内在性方面。理科教育则重在传播某种范式或逻辑体系，具有重理性、确定性、可言传等特征。故其传播时，可以借助一定的概念和逻辑体系，在主客之间建立起理解的语言缓冲地带，实现普遍性的交往。这两条教育传播的路线，逐渐固化在人们的文化思维之中，形成了校园两种文化的集团化存在。

以文学教育与物理教育为例，两者在课程设置、教育评价与教育传播方面，显然存在巨大的差异性。文学课程的设置，代表了文科教育的高校存在；物理课程的设置，占据了理科教育的显著位置。文学课程的教育评价，偏重等级定性的方法。虽然在高校教育中，其依然采用了百分制的定量方式。但是，十分之内的分值差距，并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出文学课程的教育效果。这显然存在科学文化对文学教育评价的僭越之嫌。而在教育传播方面，文学教育对教育对象的要求，不像物理教育那样强调专业知识的长期积累，而更在乎对象本身的文学兴趣等个体禀赋。许多伟大的文学家，可能并未接受类似高校教育的系统训练。莫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在《讲故事的人》的获奖演说中，似乎更加强调一个文学家对生活的感悟想象与语言的表达运用能力。而这种情况，在现代物理学家的成长过程中，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文学教育与物理教育的传播，诚如上述，存在两条不同的独立路线。

二、高校校园文化的主体分化

高校校园文化的教育分立，是自上而下的体系性存在，为两种文化的分裂埋下了隐患的种子。而在高校校园文化的具体形态中，这种分裂凸显为文化主体之间的尖锐对立，这是两种文化冲突的核心。高校校园文化中的学生或老师，由于专业的不同，尤其是在文理科学生或教师之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文化群体。他们的话语形式、思维习惯及价值观等均存在巨大的差异性。

高校校园文化的最大主体，毫无疑问，是来自不同学科与专业的学生。不同的教育背景，在不同的学生中，产生了趋近渐同的学习与生活群体——文理科学生之间出现了非人为的自觉集团化。因为不同的专业与学科背景，文理科学生之间的话语形式产生了巨大的交流鸿沟。一个文科学生当然更愿意和一个能理解或至少了解《红楼梦》或莎士比亚的学生共同生活和学习。相反，如果要求一个理科的学生，耐心地聆听文学的审美超越性追求，则无异于是一种煎熬。同样，一个文科学生，也没有兴趣和理科学生讨论霍金的《时间简史》。因为他们之间的问题，不仅是话语的鸿沟，而且来自思维习惯的巨大差异：文科学生似乎更习惯一种定性的可感的认知；理科学生则习惯了一定逻辑体系的理性真实。所以，文科学生常常是高校校园文化的活跃分子，而理科学生常常在校园文化中自惭形秽。

高校校园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主体，是具有不同教育背景的教师。他们毕业于不同的学校，来自不同的地方，掌握了不同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其中，前两项还可以在同一个高校中逐渐弥合，而他们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壁垒，却在工作与生活中不断深化。最为典型的，自然是文理科教师之间的对立性存在。文科教师的话语形式，不仅仅在工作的过程中，与理科教师相左。而且，在生活的交往中，两者的话语交往亦难以走出各自的专业局限。这一方面是来自思维方式的差异：文科教师的感性思维偏重；理科教师的理性思维占优。另一方面，两者的价值观念亦存在很大的差异：文科教师一般钟情于超越性的梦幻追求；理科教师常常执着于务实性的现实路线。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见出：作为高校校园文化的两个核心主体，教师和学生又可以在两种文化视阈下各自衍生出文科与理科两个次生主体。所以，高校校园文化的主体对立，主要呈现出文科教师与理科教师、文科学生与理科学生、文科教师与理科学生、理科教师与文科学生四组冲突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在高校校园文化中，文科教师与理科学生之间的对立，凸显在公共课程的教学方面。站在理科学生的角度来看，接受主体可能认为语言文学等人文课程，自说自话，缺少真理，收获不到知识，用途不大。相反，站在文科教师的角度来看，他们可能觉得理科学生蔑视自己的传授内容，对文科教育缺少应有的敬重，甚或发出“孺子不可教也”之感慨。上述如此剧烈的文化冲突，在高校校园中或许存在片面放大之嫌疑。但是，从事高校教育工作者，或经历了高校学习生活的人，或多或少潜藏在整个高校校园的文化生活中，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大家交流受阻时，就主动回避罢了。

那么，依据上图的分析，在高校校园文化中，理科教师与文科学生之间的对立，也同样是存在的。这主要体现在横跨在文理科之间的学科教学方面。经济学的课程教学，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经济学有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偏重于哲学的定性分析，计量经济学则更靠近数理模型的定量分析。在高校校园中，宏观经济学的学生似乎对计量经济学的教师，存在着不可名状的陌生感。两者的文化距离，大多数情况下，长于在宏观经济学文化氛围中的师生。尤其是在更高层次的学习与研究中，理科教师与文科学生之间的对立，更为明显。一个本科毕业于文学的学生，跨学科考取了理科的研究生，在接下来的校园学习与生活中，则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跨越理科教师与文科学生之间的鸿沟，方可融入到新的知识文化集团之中。

三、高校校园文化传播生态

高校校园的两种文化，还潜在于文化传播路径及媒介等形成的文化传播生态之中。纵向上来看，现代校园文化载体，如BBS、QQ群等网络媒介，有科学文化的手段，亦有人文文化的目的，而在传统校园文化载体方面，如广播、墙报、社团等传统媒介，似乎更多体现的是人文文化的苦苦坚守与落寞。横向上看，在学校命名、校园环境、重点学科等文化传播方面，理科主导的院校与文科主导的院校，显然存在巨大的差异性。

毫无疑问，高校校园文化，像其他文化一样，需要借助一定的传播媒介，通过一定的传播路径进行传播。而且，这些传播媒介与路径，形成了多元化的传播生态。“我们倾向于用传播生态而不是传播组织，这有几个理由：第一，生态暗指传播过程和互动的各种关系。第二，生态意味着为一个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第三，这种关系不是随意的或完全专断的；这种关系的出现对媒介（技术）的存在和运行是基础性的。第四，生态具有发展的、偶然的和突发的特点”^[2]。显然，传播生态是校园文化具体存在的场域，是科学文化等展开的具体语境。其中的主要构成要素有：文化传播主体、文化传播内容和文化传播媒介等。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在高校校园文化传播生态中，文化传播媒介促进了两种文化的扩展，但也产生了两种文化的分离。以广播、墙报、社团等为代表的传统实在环境，走向了以BBS、QQ群等网络媒介为代表的赛博空间。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传播媒介的主导机制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穿透力。“由于科技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传统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而网络媒体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媒体的重要地位”^[3]。

如果说，校园文化传播的传统生态，还以人文文化的精英坚守为主，那么，现今的虚拟空间已经向世俗化功利性文化转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校园歌谣与诗歌朗诵等纯人文追求，在当下的传播生态中，逐渐沉沦为遥远的回忆。当下的高校校园文化，借助于网络虚拟空间，已经推倒了横亘在校园与社会之间的文化高墙，融入到社会文化的大众化、市场化及产业化等的整体文化追求之中。所以，从校园文化传播的历史发展来看，呈现出一条从人文文化向科学文化转向的潜在脉络。

从高校校名看，高校校园文化的传播生态，亦存在两种文化的分离与裂痕，从而导致了校园文化传播的生态失衡。即使在美国，也存在“许多质量上参差不齐的文理科大学”^[4]。仅就校名而言，麻省理工学院与福乐神学院等高校的命名，就从文化上引导人们走向科学或人文文化的某一极端。而在中国高校校园文化中，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中国高校评估改校的浪潮风起云涌，科技大学、科技师范大学、理工大学、工业大学、农业大学等理科大学比比皆是，而文科大学却捉襟见肘。显然，就高校校名而言，在高校文化中，校园文化存在科学文化主流化与人文文化边缘化的生态失衡。

从更微观的角度来看，高校校园里教学楼或其他建筑的命名，亦存在两种文化传播生态的失衡。勿容置疑，教学楼或其他建筑的命名是高校校园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文化的传播具有不可忽视的潜移默化之功效。目前，中国高校校园里教学楼或其他建筑的命名，普遍采取纲目多样的学科类名字进行命名。在众多的高校中，文科楼、理科楼、化学楼、物理楼等俯拾皆是。即使以人名命名的教学楼或其他建筑，似乎亦以科学家的名字占据主导地位。撇开这种命名方式的意愿初衷，仅就文理科教学楼或其他建筑分开置之而言，确实令高校校园文化产生了两种文化的“分庭抗礼”之嫌，从而引发了整体文化传播生态的内部失衡。

即使在一所综合性大学，其校园文化也存在两种文化传播生态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传播生态，突出体现在几乎每所综合性大学均有自己的重点学科建设。就闻名国内外的北京大学而言，就存在“长期以来的以文科为重的传统”^[5]。北京大学的传统重点学科是文史哲，在中国高校发展史上，具有显而易见的主导地位。后来，全国院校合并的推动下，其学科建设与发展相较于其他综合性院校，显然更为均衡全面。自然，像北京大学这样的高校校园文化传播生态，可能并不是两种文化失衡的典型。但是，大多数高校的重点学科建设，并不能达到北京大学那样的水准。许多高校虽然冠于综合性大学之名，却未能实现众多学科文化传播生态的均衡发展。而且，大多数高校的重点学科集中在科学文化的传播，人文学科即使是传统的优势项目，其人文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亦在不断地衰微。

综上所述，高校校园文化，无论是从文化教育方面，还是就文化主体而言，还是从文化传播生态来看，均呈现出了相互对峙的两种文化形态。首先，在文化教育方面，文理分科的课程设置、独立评价的文理体系和教育传播的文理殊途，均为高校校园文化预设了两种文化集团化趋势的存在语境。其次，在文化主体方面，文理科的教师与学生之间，呈现出文科教师与理科教师、文科学生与理科学生、文科教师与理科学生、理科教师与文科学生四组现实文化冲突关系。最后，在校园文化传播生态方面，传播媒介的虚拟化趋势、实在环境的学科化（如校名、建筑名等）及重点学科建设的文化取向等，均呈现出了科学文化主流地位与人文文化边缘化的生态失衡。所以，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充分意识到两种文化的现实存在，对促进文化的生态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等，将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