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是执行计划的一个单位，不存在自身的环境利益。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环境利益在各主体间的配置失衡是作为宏观环境利益主体的国家对政治经济利益过多关注而忽视环境利益的重要性所致，在环境利益单向度转化为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国家宏观环境利益损失巨大，而作为微观主体的居民也是环境利益损失的受害者。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宏观环境利益损失严重，这也是形成我国环境利益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1949年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刚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中国需要恢复国民经济，并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因此，一大批骨干工业建立起来了，而且工业产值连年增加，经济效益较好。这一阶段我国没有专门的环境法规，环保要求主要包含在颁布的一些规章中，如1956年颁布的《工业企业设计暂行卫生标准》与195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暂行纲要》中都包含有环境保护的要求。在这一阶段，由于社会经济建设都是按计划进行，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冲突，而且比较协调，如在工业中，注意工业建设的合理布局，污染工业远离市区与生活区，一些污染企业还采取了防治污染的措施。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正确的，经济发展了，环境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也有小部分企业没有废弃物处理技术与措施，如沿河而建的火电厂将废物直接排入河中，造成了一定的污染。[38]
（二）1958年至1965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之后，人们在指导思想上滋长了一种过分乐观情绪，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这一时期，对待经济发展不是脚踏实地、稳步发展，而是追求一种急于求成的“冒进战略”，以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地泛滥开来。[39]这就是1958年到1961年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在国民经济指标不断拔高的情况下，农业指标也被提高了，于是高指标带来各级干部的“浮夸风”。1958年9月18日，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发射”中稻高产“卫星”，亩产最高达到13万多斤。[40]并且，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粮食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的口号。[41]
由于“浮夸风”和对农业发展形势的极端错误估计，当时认为，农业与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农业在逼工业，于是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今后工作的中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另一个是《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由于在1958年8月以前只生产了450万吨钢，因此在剩下的4个月里要生产600多万吨钢，而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完全，于是一场各行各业全民大炼钢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小钢铁”和其他“小土群”遍地开花，虽然在1958年12月19日正式宣布提前完成钢产量翻番的任务，但是炼出来的钢铁合格率低，绝大多数土钢、土铁质量很差，很难加工与使用。[42]“大炼钢铁”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首先在工业布局上没有遵照任何规章，随意布点，也没采取任何措施控制污染，对工业“三废”排放放任自流，结果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污染；其次是对矿产资源滥采滥挖，不仅造成了惊人的浪费，而且破坏了当地的自然景观与地貌；再次是滥砍滥伐树木，大量的树木被砍伐，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曲格平称“这是我国自然环境受到的一次大范围的冲击和破坏”[43]。
1964年8月，我国开始了“三线”建设，把许多排放污染量大的工厂布置在深山峡谷中，这就是所谓的“靠山、分散、进洞”政策。由于深山地理环境的限制，污染物的扩散、稀释条件很差，进而造成局部地区严重的大气污染与水体污染。
（三）1966年至1976年
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左”倾错误发展最严重的时期。[44]“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的破坏比“大跃进”更严重，国民经济几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给宏观环境利益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起来的环境保护制度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批判和否定，生态环境破坏迅速在全国蔓延，环境破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45]。在工业生产方面，片面强调数量，追求高产，很少采用适用技术，在原材料与能源方面造成极大的浪费，由于在生产过程中不再执行劳动与环境法规，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在农业生产方面，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忽视了林业、渔业与牧业，并通过毁林造田、毁草造田、围湖造田等发展粮食生产，提出了“种田种到山顶，插秧插到湖心”的错误口号。以上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投入不小，成效却甚微，粮食产量增产无几，生态环境却遭到严重破坏。这一时期，森林资源大量减少、草原退化、水土流失与沙化日益加重；人口增长失去控制，数量猛增，对资源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
1974年以前，我国没有专门的环境保护管理机构，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大会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转折点。1973年8月，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会议通过了环境保护的“32字方针”和《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同年12月颁布了我国第一个《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至此，环境保护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起来。1974年5月，我国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这标志着中国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起步。但是在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下，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环境治理无法遏制环境污染急剧恶化的趋势，仅仅只能缓解局部的污染。[4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