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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与我国宏观环境利益

时间:2022-03-2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下面分几个时期段来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对环境利益的影响。此阶段的对外贸易,我国在环境利益上处于逆差状态。(二)改革开放后的对外贸易与我国的宏观环境利益1.进出口商品结构与我国的宏观环境利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经历了高速的增长,对外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38亿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36418.6亿美元,年均增长17.55%。
对外贸易与我国宏观环境利益_环境利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近年来,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对外贸易在给我国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对环境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贸易产品的生产需要大量的自然资源等生态要素,同时贸易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会排放出各种污染物,造成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因此,国际贸易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生态要素流动,[12]经济上的贸易顺差带来的是环境利益上的逆差。[13]

(一)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对外贸易与我国的宏观环境利益

改革开放前,虽然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不断增加,但是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很小。在出口商品构成中,初级产品占绝大部分,而在进口的物质中,生产资料占着绝对比重。下面分几个时期段来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对环境利益的影响。

1.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对外贸易与我国的宏观环境利益(1949—1952年)

这一时期我国主要进口有机床、工程机械、五金材料、工具、金属器材、船舶、汽车及零件、农用机械、仪器仪表、燃料、农药、化肥、化学原料、西药及医疗器械等;出口的主要是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以及国内有剩余的物质,如大豆大米食用油、煤、矿产品、猪鬃、肠衣、皮毛、羊绒、蛋品、茶叶、盐、肉等。[14]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而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因此引进了大量的各类机械,也进口了一些国内供给不足的钢铁与有色金属。出口商品多为以原材料为主的初级产品,以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换回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此阶段的对外贸易,我国在环境利益上处于逆差状态。

2.国民经济发展、困难与调整时期(1953—1966年)

表5-1为1953年到1966年出口商品的构成,可知初级产品的比重大,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小,并且在工业制成品中,轻纺产品占工业制成品比重的60%以上。由出口商品的构成可以看出,我国以低附加值初级产品的出口为主,即使有工业品出口,也是污染密集产业的重化工产品与轻纺工业品。根据R.Cirillo等对15个亚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化学工业、金属加工、机械及其设备制造业、基础金属、石油化工、农药、印刷、塑料、纺织印染、制药、制革、油漆等工业是污染密集产业。[15]

表5-1 1953—1966年中国的出口商品构成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见裴长虹主编《共和国对外贸易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由表5-2可知,进口的商品构成中,生产资料占大部分,生活资料在1960年前占的比重很小。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中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因此生活资料的进口从1960年的4.6%迅速上升到1961年的38.1%,并且在之后连续3年超过44%。

表5-2 1953—1966年中国进口商品构成  单位:%

资料来源:见裴长虹主编《共和国对外贸易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93页。

这一阶段,我国的出口商品以初级产品为主,但也有少量的污染密集行业的工业品出口;进口的是机械设备与工农业原料,除了三年困难时期,生活资料进口所占比重很小。

3.“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

这一时期我国的对外贸易额增长迅速,在出口商品构成上,粮食一直占据我国出口第一大类的地位,纺织品居于第二位,土产、畜产居于三位。1966年到1969年以及1973年的5年中,这三类商品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70%以上,虽然这一比重在1974年以后开始下降,但在1976年仍然占到58.4%。在进口方面,粮食、五金矿产、化工、机械产品一直占中国进口商品的70%以上。总的看来,生活资料的进口仍然占少部分,最多的时候不到30%,最少的时候低于20%;而生产资料的进口,占70%以上,特别是五金矿产、化工、机械产品三大类商品的进口比重超过60%。

1966年至1976年,我国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已经从60.1%降至45.5%,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从39.9%上升到54.5%,但轻纺工业制品出口占工业制成品的大部分比重;初级产品进口从29%下降到11.8%,工业制成品从71%上升至88.2%。

4.拨乱反正时期(1976—1978年)

这一时期的出口商品构成中,初级产品占53.5%~54.6%,工业制成品占45.4%~46.5%。在工业制成品中,轻纺织品占到74%以上。进口商品中以生产资料为主,占据绝大部分比重;进口的生产资料又以机械设备与工业原料为主,所占比重在90%以上。

综上所述,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78年的30年里,我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但是,从进出口商品的构成来看,我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与高污染行业的轻纺产品与化工产品,而进口的是机械类等高附加值的制成品。这一阶段,对外贸易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我国的工业化取得很大成就,国际地位也逐渐得到提升,但是在此过程中,我国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环境利益却因为贸易结构的低层次性遭受损失,我国出口了大量的环境利益而却进口了少量的环境利益,环境利益逆差很大。

(二)改革开放后的对外贸易与我国的宏观环境利益

1.进出口商品结构与我国的宏观环境利益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经历了高速的增长,对外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38亿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36418.6亿美元,年均增长17.55%。其中出口总额从97.45亿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18986亿美元,年均增长17.9%;进口总额从108.93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17435亿美元,年均增长17.19%。伴随着进出口总量的不断增长,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1)改革开放初期(1979—1984年)。

这一时期,在出口产品构成中,初级产品出口所占比重从1979年的53.59%下降到1984年的45.65%;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从1979年的46.4%上升到1989年的54.34%,其中化学品以及轻纺、矿产品等占制成品的比重达到45%以上。进口商品的结构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始终大于60%,1984年达到81%,其中机械运输设备进口增加较快,1984年这类产品占当年进口总额的26.4%;初级产品的进口比重则先增后降。

(2)商品经济时期(1984—1989年)。

1986年至1989年,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逐渐下降,从1984年的45.65%下降到1989年的28.7%;而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则逐渐上升(比如低加工的纺织品、服装、鞋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1989年占当年出口总额的71.3%,比1984年提高了近17%。进口商品的构成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相对于1984年前是下降的,但是从1985年开始上升;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从1985年的87.49%下降至1989年的80.13%,但工业制成品进口额在总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始终很大。

(3)转型时期(1989—1992年)。

在这一时期,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逐渐下降,从1989年的28.7%下降到1992年的20.02%;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则不断上升,从1989年的71.3%上升到1992年的约80%,化工产品以及轻纺产品、矿产品出口量虽然不断增加,但相对比重从1989年的37.6%下降到1982年的30.3%。进口商品的构成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从1989年的19.87%下降至1992年的16.45%;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从1989年的80.13%上升到1992年的83.55%,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从1989年到1991年均占工业制成品的38%左右,但在1992年下降为19.47%,纺织品与矿产品的进口量则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对比这一阶段进出口额与进出口商品构成可知,我国初级产品进出口表现为顺差,1989年为33.24亿美元,1990年为60.32亿美元,1991年为53.11美元,1992年为37.49亿美元;工业制成品,1989年逆差为99.6亿美元,1990年与1991年为顺差,均为27亿美元,1992年工业制成品进出口基本持平。从工业制成品进出口结构来看,我国的机械与运输设备出口在1989年至1991年远低于进口,只有1992年的进出额基本持平。总的来说,在这一阶段我国也是用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与污染密集型产品换取国外高附加值的设备与高档服装等消费品。

(4)市场经济建立时期(1992—2001年)。

在出口商品的结构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不断下降,从1992年的20.02%下降到2001年的9.9%;工业制成品从1992年的79.98%上升到2001年的90.1%。在进口商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占进口总额的80%左右,初级产品则在20%左右波动。最主要的进口项目是机械及运输设备等资本密集型、科技含量高的产品,而进口的轻纺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等原料是用于加工贸易,即进口是为了出口,这些进口物质加在一起约占总进口的75%左右。这10年间,初级产品的进口从1995年首次超过出口,商品贸易额除了1993年表现为逆差外,其余均为顺差。

(5)加入WTO后贸易迅速发展时期(2001年至今)。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并且一直保持较大的顺差。在出口贸易结构上,初级产品的出口由2001年的9.97%下降到2011年的5.30%,工业制成品从2001年的90.1%上升到2011年的94.70%。在出口的制成品中,机械与运输设备的比重上升幅度较大,由2001年的35.66%上升到2011年的50.16%。在进口贸易结构上,初级产品的比重不断上升,从2001年的18.78%上升到2011年的34.66%;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则呈下降态势,从2001年的81.22%下降到2011年的65.34%。在初级产品的进口中,呈明显上升趋势的商品类别是矿物燃料、润滑油以及有关原料。[16]

1979年至今,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猛,进出口商品结构也不断优化,对外贸易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我国在获取对外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是否也取得了相应的环境利益?在贸易自由化的今天,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分解为三部分:第一,规模效应。这指的是在生产的污染系数与产业结构稳定不变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促进了经济规模的扩大,增加了对自然资源的使用量,从而也增加了对环境的污染。可见,国际贸易发展对环境具有负面影响。在存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情况下,这种负面影响将更大。第二,结构效应。国际贸易活动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专业化分工又提高了生产效率与规模效应。对一国的环境来说,如果出口部门生产活动的平均污染程度小于进口部门,那么该国的结构效应就是正的;反之则为负。第三,技术效应。国际贸易会促使各国对产品实施更严格的标准,而贸易自由化将减少贸易壁垒,加快环境友好型技术与服务、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将会降低。

下面,根据以上三种效应分析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外贸易的环境利益状况。我国商品进出口额从1979年的293.6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421亿美元,国际贸易促使我国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因此也增加了对资源环境的巨大需求。出口物质主要为国外消费者生产,但以消耗本国的资源环境为基础,虽然出口能获得经济收益,环境却受到了污染,资源也被消耗了。在进出口商品结构中,我国出口的初级产品所占比重很大,1979年占53.59%,1984年占45.65%,1989年占28.7%,1992年占20.02%。并且,在1995年以前,我国初级产品的出口与进口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这说明由自然资源提供的环境利益流出去的比进口的多,我国在初级产品的进出口方面遭受了纯的环境利益损失。30多年来,我国制成品出口比重不断上升。从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构成来看,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但是出口的轻纺产品与化工品占的比重始终很大,如2011年仍然占到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17.8%,并且这两类物质是污染密集型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对我国的环境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我国进口的主要是技术密集型的高精尖产品,附加值高。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一些国家采取了非关税壁垒限制产品进口,这对我国出口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另外,绿色技术的引进也有利于生产中污染的下降。总的说来,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技术水平落后,而且对进口产品的环保标准远低于发达国家,这不利于我国环境利益的维护。

随着我国进出口商品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近年来的连年顺差,我国利用本国的资源环境生产产品并出口,因此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有待优化。在此情况下,我国获得经济顺差的同时,环境利益却连年逆差。

2.污染物转移与我国的宏观环境利益

如今,世界大部分的垃圾是发达国家生产的。发达国家的环保标准与法规较为严格,处理有害垃圾的成本昂贵,而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其要以最小的成本寻找处理垃圾的方式与场所;相反,发展中国家的环保标准低,处理危险废弃物的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于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从事垃圾贸易的商人将大量的有害废物跨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牟取利益。

1989年3月,联合国通过了关于控制危险废弃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但是,由于公约本身的缺陷以及某些发达国家的抵制,公约于1992年5月生效后并未能遏制国家间危险废弃物的非法交易活动。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4个成员中,美国是唯一没有批准《巴塞尔公约》的国家,并且美国现行的国内法允许可以再利用电子废品出口。美国环境保护联合会说:“实际上,美国政府鼓励向处理成本低的亚洲出口IT垃圾。美国生产的IT垃圾80%出口到亚洲,其中90%流向了中国。”[17]据海关统计年报,1990年我国的废物进口量为99万吨,1993年猛增至828.5万吨,1997年到达到了1119万吨。废物主要来源于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与香港,许多废物尤其是危险废物从发达国家经港、澳、台等地转口到了我国内地。

沿海地区是危险废物的进口地与使用地。“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山东是主要进口地与使用地,上海、天津、辽宁、北京、江西也发现了不少危险废弃物,乡镇企业是危险废弃物的主要使用者,其很少考虑环境污染影响。”[18]危险废弃物的大量进口,加剧了我国的环境问题,污染了进口地与使用地的环境,甚至危害了当地人的健康,这是发达国家强加给我国的环境成本。

比尔·莫依尔在《警惕污染转嫁》一文中指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正在把大量有毒废弃物送给别人处理,给世界上最穷人的肩膀上再增加了一份负担。”[19]发达国家将大量的有害污染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将处理污染物的环境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其中我国成了危险废弃物转移的主要场所。为此,我国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环境利益遭受了严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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