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发展趋势展望

三、“十二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发展趋势展望

中国经济在经过2003～2007年连续五年的两位数增长之后，宏观经济中其实已经积累了比较明显的发展方式问题和经济结构矛盾。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速下滑，主要还是源于自身经济结构的缺陷，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只是“催化剂”。实际上，很早以前我们已经不同程度地看到了中国经济内部所存在的问题。自“九五”规划以来，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就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但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切实有效地解决。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倒逼压力下，我国在下一阶段将不得不进入全面、主动的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期。

（一）危机前的宏观政策调整加剧经济结构性失衡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济自身正处于2004年以来的新一轮宏观调控中。这轮宏观调控，主要是为过热的经济增长降温，尤其是解决经济中贸易顺差过大、投资增长过快和流动性过剩的“三过”问题，从而使经济进入平稳可持续的发展轨道。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实施更注重劳动者利益保护的新劳动法、更严格的环境标准、取消和降低出口退税、收紧加工贸易项目审批、鼓励自主创新、人民币汇率升值等。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危机之前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更多地带有一种“修补型”的特征，希望通过逐步的“局部手术”解决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巨大矛盾。正是由于调整力度不足，政策的实际效果与最初的调控目标出现了一定背离。近年来，我国投资率持续攀升，经济外贸依存度不断增加，消费率却降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以高投资和高出口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模式反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和结构性问题。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迅速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2008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从“双防”向“一保一控”和“保增长”转变，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全力“扩内需、促消费、保增长”。从短期来看，这些措施确实明显起到了遏制经济快速下滑的作用，防止了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但是，此次刺激政策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采取的措施并无二致，思路仍然是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刺激经济增长。这些政策都属于应对突发危机、熨平经济周期的短期对策，其中一些政策可能还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期目标相抵触。2009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5％，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57.4％，同期消费增速依然乏力。伴随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有空前的信贷扩张，2009年全年新增信贷可能约合10万亿元，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任何一年的信贷投放总量。巨量投资和信贷背后，是各级政府为了应对危机，将部分“十二五”项目提前实施，实际上是在透支未来的规划。如果未来2～3年内外部的消费需求没有出现显著回升，当前短期应急政策无疑将加大经济中长期风险，加剧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衡，加大中国经济转型的难度。

（二）后危机时代扩大内需是核心，结构调整是主线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十年高速发展之后的下滑周期，中国经济也走到了一个新的台阶面前。“十二五”时期，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战略调整的关键阶段，对中国自身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已经成为共识。2009年9月底，国家发改委召开了全国“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会议，确定了扩大内需、发展绿色和低碳经济等八大重点内容。其主要思路就是从调整国内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出发，释放出国内被长期压抑的需求。体现到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主要是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等方面的全方位调整，同时涉及到相应的财政和货币调控手段运用。因此，“十二五”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简单概括为“扩大内需是核心，结构调整是主线”，主要的政策取向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逐步淡出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走向中性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具有很强的短期政策的性质，相机抉择是其关键和灵魂所在。前期规划的实践也说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一个中期规划中保持不变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几乎每个五年规划过程中都出现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最终前后背离的情况。我们只能确定规划初期应当实行的基本政策取向，最终要根据关键指标的运行情况实行灵活的政策调整。

鉴于世界经济复苏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十二五”初期，预计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仍将占主导。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无论是增发国债启动投资，还是价格补贴刺激消费，都与我国经济转型的长期目标相悖也不具有可持续性。“十二五”时期的财政政策同“扩大内需、结构调整”相结合，可能会更多地体现在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等领域。预计财政政策的调整方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利用国际市场资源特别是能源产品价格不算太高的机遇，推进资源能源产品如水、电、原油、天然气等价格改革，使它们的价格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二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转型。推动财政尽快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支出更多地投向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增进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福利。这也有利于调整投资与消费结构，释放消费增长潜能。三是推进各项有助于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助于扩大消费的各项改革。包括较大幅度提高财政对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金额，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最低生活补助标准，建立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稳定资金来源等。四是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随着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以及积极财政背后的财政赤字约束，“十二五”后期财政政策将逐步淡出“积极”向“中性”过渡。在总量适度控制下更注重结构优化，以确保中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健康发展。

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将是“十二五”时期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关键所在。中国内需难以扩大、消费不足，归根结底源于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课题组的研究^[3]，我国当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处于“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失衡状态，居民最终分配比率不断下降，这直接限制了居民收入和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也导致微观层面中的储蓄与消费失衡。其实，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就已强调着重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解决目前“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加大了收入分配改革的迫切性，只有通过收入分配调整真正启动内需和消费，尤其是解决中低收入者消费不足的问题，才能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入持续动力。“十二五”时期，预计政府将运用财税综合调控手段，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以提高“两个比重”，即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这意味着收入分配结构的重大调整：在初次分配中要适当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改变目前的初次分配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在再分配中，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降低国家和企业收入的比重。预计“十二五”改革的重点将从再分配转向根本的初次分配领域，主要是“规范初次分配领域的秩序”，在国有单位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在非国有单位则是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然后辅以再分配的调整和补充，实现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目标。

货币政策的短期性更为明显，需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从中长期来看，一旦全球经济止跌企稳，便面临巨大的消费物价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化问题。“十二五”初期，货币政策重点可能会回到防止通货膨胀方面来，从目前的适度宽松走向稳健。利率基本上没有进一步向下走的可能性，鉴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反而存在小幅上调的可能性，调整的大小和频率要视当时的经济恢复情况和通胀情况而定。基于与利率相同的理由，存款准备金率在“十二五”前期也存在上调的可能性，由于准备金率改变流动性的成本代价更小，存款准备金率可能还会先于利率上调。在经济增长趋缓的背景下，央行会更加注重公开市场操作的灵活性，结合窗口指导等方式引导信贷合理增长，尽量避免出现“十一五”期间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的情况。考虑到全球经济仍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加之外需短期内难以出现根本性恢复，在汇率方面将以汇率稳定为先，根据经济形势灵活调整。“十二五”后期，货币政策甚至有可能伴随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趋向适度从紧。

2.挖掘内需增长潜力，促进消费和投资协调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仍在深化，世界经济的萧条局面很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期，外部需求短期内难以恢复。“后危机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透支消费的模式将发生转变，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也日益明显，未来我国的外贸出口环境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这对中国扩大内需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在今后较长时间内，我们必须主要依靠自身的市场、资源和资金来发展经济。温家宝在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上作主旨演讲时表示，我们要把政策的着力点放在全面扩大国内需求上，努力保持投资较快增长和刺激消费，着力调整内需外需结构，加快形成内需为主和积极利用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使中国经济向更加均衡的发展方式转变。

从近中期来讲，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对投资和消费仍要实行“双鼓励”的政策。对消费的促进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无法在短时间内迅速产生明显效果，而投资与消费相比，有见效快的特点。为了防止经济增长速度快速下滑，实现保增长的目的，本轮危机中的经济刺激计划就明显偏重于投资。“十二五”时期，考虑到前期大规模的投资投入成本，预计政府仍会鼓励投资保持较高的增长。但是，没有消费的支撑，投资如果超越或脱离消费需求走在前面，会导致投资规模急剧膨胀，进而导致产能过剩、库存增加、价格下跌，增大金融风险和经济运行风险。因此，未来政府在扩大投资的同时，将更加关注对消费的启动。

“十二五”期间，投资管理的政策重点将从总量刺激转到结构调整上来，努力提高投资效率和增加有效供给。我国经济增长长期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投资需求一直处于高位。2008年下半年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一些地方顺势加快了投资步伐，甚至将部分“十二五”项目提前动工。如果继续扩大投资不仅空间有限，而且边际效益也会呈现递减状态。预计投资政策的结构调整可能会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增加民生项目的投资，加大对教育、医疗和卫生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稳定消费者预期，为刺激消费需求创造条件。二是更多地重视农村建设，尤其是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共事业的投资力度。这会较大程度地增加就业机会，扩大消费需求，而且不会形成产品过剩和市场商品积压的现象。三是注重优化投资主体结构，明确政府与市场主体各自投资功能与领域，以价格为主要手段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激活社会投资。

“十二五”时期，扩大内需的重点是促进消费，而扩大消费的重点又在于居民消费。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明确提出“扩大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纵向来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虽然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最终消费的绝对额在不断上升，但消费率在不断下降。横向比较，我国消费率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见表3）。如果消费率长期偏低，消费率和投资率之间就不能形成合理的比例，就会导致大量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这其实是我国经济长期依赖出口的根本原因。“十二五”时期，预计政府将注重提高“消费率”，重点提高居民的最终消费。国际经验表明，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具有长期可持续性，能够以终端消费自发地拉动经济。这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有效脱离海外市场状况的制约，真正形成独善其身的优势市场局面。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5.3％，降到了1978以来25年内的新低，也远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十二五”时期，政府将更加关注“居民消费率”这一衡量指标，实现居民消费率达到“十五”时确定的50％的目标。增加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高居民可持续消费能力。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努力增加就业岗位，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对农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以减轻农民负担，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特别是提高农民和城市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二是增强居民消费意愿。中国居民消费率低，政府对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比例过低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2008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政府支出比重仅为7.5％，低于德国的55.5％，加拿大的45.6％，美国的30.2％。要提高居民消费动力，就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体制改革以建立起有效的社会安全网，稳定居民心理预期，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三是拓宽消费领域和改善消费环境。细分居民的需求结构和需求层次，通过适当财税政策走向和市场准入条件，开发出适应不同消费群体需求的产品和服务，鼓励和引导居民多元化消费。

表3　世界及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平均最终消费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

3.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实现对外经济平衡发展

过去的30年，中国凭借比较优势成为了“世界工厂”。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非核心部件制造和劳动密集的装配环节，导致国内企业在国际价值链低端恶性竞争，同时也导致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严重。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逐步转变，我国“低端制造’廉价出口”的外贸模式将难以持续。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预计政府将实行更加平衡的对外经济政策。

“十二五”期间，预计我国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将作出适当调整。一方面，为了减少对出口增长的过度依赖和纠正资源配置扭曲问题，必须加快调整出口刺激政策。另一方面，考虑到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增长趋缓的背景，加之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短期难以根本转变，还是需要保持出口适度、稳定增长，为扩内需政策发挥作用赢得时间和空间。“十二五”时期的外贸政策将在实现这两个目标之间保持一定平衡。为了应对危机而提高的出口退税补贴要逐步取消，政策重心回归到危机之前改进外贸增长方式，提升出口核心竞争力的方面。出口方面的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通过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营销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等环节。主要政策措施则包括：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整合产业链，培育民族品牌；提高产业管理，拓展营销渠道和开拓市场，通过市场多元化战略降低风险，并争取逐步进入国际终端市场；运用财政、信贷等多种手段，支持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出口，通过这些措施推动企业在全球经济市场中增强竞争力。

“十二五”期间，资本政策则表现为继续鼓励资本有序的跨国流动，以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增长。加强资本项目管理的政策措施包括：继续支持资本流入，扩大外资流入渠道，对外商直接投资实行鼓励政策；加强资本流入管理，严格控制与人民币发生交易的短期资本流入，尤其是要加强对投机资本流动的监控和限制，抑制投机性热钱的流入；逐步放宽对资本流出的限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加强资本流出管理，优化资本流出结构，加大有利于稳定资源进口的对外直接投资；继续稳步推进汇率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利用金融危机契机，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在推行人民币区域化的过程中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良好的基础。

4.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释放生产力

产业结构失衡也是“十二五”期间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十一五”期间，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反而呈现出一定的“反向”调整趋势。扩大内需不能单纯依靠刺激需求，更要注重改善供给，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需之间的互动，才能培育有效消费和新的消费增长点。“十二五”期间，预计产业结构的调整将继续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一方面，借助金融危机的市场淘汰机制，不断改造传统产业，压缩过剩产能，淘汰消耗大和污染重的落后产能。另一方面，运用高新技术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鼓励自主创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一般制造业到高科技先进制造业将是“十二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政府将加大对三产结构的调整力度，从依赖于工业转向服务业。国际经验表明，第三产业创造的价值要远远超过纯粹的生产制造业，并且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其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3。我国第三产业GDP的比重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水平和印度、巴西等国家的水平。同时，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度很高的活动。无论从其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还是从新提供的工作岗位的净增长等方面来看，第三产业被认为是最可以容纳大量劳动力的领域，依靠第三产业解决就业问题几乎是世界各国的通用选择。如果我国服务业就业比重提高10个百分点，达到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目前的平均水平，将会增加数千万个就业岗位，完全能够补充未来可能出现的就业缺口。同属于“金砖四国”的印度，就是利用服务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问题的最好典范（见表4）。因此，对于中国创造就业的挑战来说，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十二五”期间，预计政府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动工业变大变强的同时，将致力于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初步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推动三次产业协调发展。

表4　世界GDP产业分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

提高产业结构层次，发展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逐步脱离过去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低端制造，是“十二五”时期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环节。历史经验来看，每一次危机都孕育着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为了更快地摆脱经济危机，各国政府不约而同地把“低碳经济”相关产业集群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来扶持和鼓励。我国对“低碳经济”的发展早有预案，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加大了我国“低碳经济”产业的扶持力度和布局速度，发改委和财政部对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意见、政策均已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十二五”时期，预计政府将以“低碳经济”为核心，培育和发展绿色产业，带动上下游关联产业发展，主动参与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通过加大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投入力度，重点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和智能电网等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的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占据未来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这不仅有助于刺激消费、增加投资和稳定出口，也有利于我国能源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转变。

5.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推动区域互动发展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仍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一核心问题。2009年，国务院密集出台了多部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或意见。“十二五”时期，在这些布局框架的基础上，中央政府将全面推动、落实和细化这些区域的发展规划，努力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见表5）。

表5　2009年批准的主要区域发展规划

资料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

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实质是各地产业分工和产业发展问题。要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要避免区域发展战略趋同化现象。“十二五”期间，中央政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将从各经济区域发展实际出发，制定差别化的、具有针对性的区域发展战略。由于资源条件、地理区位等天然因素的存在，如果继续忽视各地区特色，盲目追逐和发展所谓热点产业，只能导致重复建设和发展趋同，最终演变为区域发展非均衡的局面。关键是要找准各地区的发展优势和地区定位，立足各地的地理区位、资源、技术等比较优势，着眼于全国乃至全球的产业分工，重视培育当地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把区域经济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实现各地区产业分工合理化。

在培育区域特色经济的基础上，预计政府将继续从经济政策、资金投入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入手，加大对落后地区的优惠配套政策力度。本轮国家“保增长”的经济刺激计划明显侧重于中西部地区，这有东部地区投资空间相对饱和的原因，但也显示出了政府推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强烈政策意图。此次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抑制区域不平衡的发展趋势可能会产生正面促进效应。目前，对中西部地区的高投资可能还是出于一种平抑金融危机影响的现实考虑。但政府为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速，也避免当前的大规模投入成为“半拉子”工程，政府“十二五”时期会继续加大对中西部的投入，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投资和经济增长将得到更为持久的激励，用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从区域轮动中获取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

6.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步发展，提高城市化率

当前扩大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启动农民的消费需求。中国农村目前有8亿多人口、2.1亿多个家庭，占我国家庭总量的67.6％。相比城镇市场，农村市场潜力巨大。商务部统计表明，占全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二的农村居民，只消费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商品，农村人均日消费仅有5元多。但受制于收入和消费环境限制，农村消费需求的激活相当困难。促进农民消费的根本在于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启动农村消费，最终要落实于中国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去。城市化加快产业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加快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过程，这本身就是不断地释放和创造内需的过程。

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农村消费和内需增长，主要是由于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明显不同步，城市化水平严重落后于工业化进程。200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约为45.7％，低于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3.8个百分点，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90％（见表6）。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户籍福利制度，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更多是一种“半城市化”。已经进入了工业化进程的农民工实际上并没有市民化。中国的产出能力已经达到人均3000美元的水平，但人口的主体——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只有700美元，这也是引起总需求与总供给失衡的重要原因。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并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深层次障碍。

表6　世界及主要国家城市化水平对比表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

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表明中国正处于加速城市化阶段。根据诺瑟姆1975年总结的城市化发展曲线，世界城市化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城市化水平小于30％为起步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之间为加速阶段，城市化水平在70％以上为后期阶段（见图5）。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30％，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城市化进程出现加快趋势，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城市化水平达到70％才会逐渐稳定下来。城市化中期阶段所耗用的时间，一般比早期阶段所耗用的时间少，也就是说，在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将是加速发展的时期。我国城市化水平在1996年超过30％，2000年之后城市化进程更是明显加快，各种发展资源快速向城市集中，城市的“规模经济”推动了城市的快速膨胀并拉动经济增长。国家信息中心研究表明，“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仍然属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加速的阶段。中国的人口集聚还远远没有完成，这决定了中国经济成长和转型的空间十分广阔。城市化是下阶段中国重振内需和结构转变的关键，也是未来驱动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预计政府将加快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聚居农村人口，稳步地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以释放出被城市化缓慢而压抑的巨大需求，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图5　城市化阶段性发展规律图

数据来源：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

在保证工业化深化的同时，快速推进城市化，其核心在于城市化模式选择问题。根据各国城市化发展规律，城市化加速期又分为两个阶段：城市化水平为30％～50％期间的“遍地开花”式城市化，即就近迁移农业人口；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上后，这个阶段的城市化是可以选择的城市化。中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选择的时间窗。国内一直存在发展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和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镇化”两派分歧。其实，无论东亚的大城市为中心的模式，还是欧洲分散化的城市化模式，在中国都具有一定的发展局限性。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必须立足于中国欠发达程度较高、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城市化水平低等现实国情，只能走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十二五”时期，预计政府将实施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战略。一方面，继续推动沿海大型城市的人口城市化进程，扩大城市消费增长的基础。另一方面，依托现在中西部的县城来建设一批中小城市，让农民工在户籍所在地县城市民化，通过这些中小城市的建设来扩大内需。形成以特大城市与大城市为主体、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的网络化城镇体系，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在全球经济趋缓的大背景下，伴随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中国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转变，这都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与全球同步趋缓。中国的GDP不可能再重复之前两位数的高增速，经济增速将放慢到大约8％～9％左右的水平。我们必须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正确看待这种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国经济需要一次减速来进行自我调整和平衡，对长期以来的结构性经济制约因素进行修正，并将资源优化配置到需要优先发展的领域。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忍受经济增速适当放缓之痛，加大结构调整的实施力度。